余立奎

1921年，愛國義士王亞樵組織“安徽勞工敢死隊”，又稱“斧頭黨”、“斧頭幫”，1929年王亞樵在上海開展反霸除奸活動，組織“安徽籍勞工總會”，后改組為“鐵血鋤奸團”，余立奎為“斧頭幫”及後來的“鐵血鋤奸團”骨幹成員，並參與了該愛國組織策劃的“刺殺宋子文案”、“刺殺汪精衛案”、“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被炸案”、炸死炸傷侵華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等多名日本高級侵華軍政要人的“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等多次行動。

1924年，任建國湘軍獨立旅旅長，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戰役。北伐戰爭期間，擔任國民革命軍48軍第1師師長。

1929年，余立奎赴常州率舊部第四獨立旅旅彭建國部參與由王亞樵、王樂平組織的“民國18年三路軍討蔣”行動，沿京滬線直搗南京。後由於叛徒留日歸國學生趙鐵橋叛變告密緻行動失敗，余立奎戰敗被俘與三路軍中的首將方振武同關押於陸軍監獄。1931年出獄后，參加廣州獨立，進行反蔣活動，任17軍軍長。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王亞樵於桃園裡44號召集部眾分頭組織工人、學生、市民參加決死隊，宣布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時值蔣介石籌劃與日本簽訂停戰協定，悉王亞樵任義勇軍司令極為震怒，令蔡廷鍇、蔣光鼐撤除王亞樵義勇軍司令，解散義勇軍。蔡、蔣兩軍長與亞樵面商，將義勇軍改為救國決死軍，由余立奎任司令，負責前方指揮，王亞樵退居幕後主持後方。“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決死軍改為19路軍補充團，余立奎任團長。

1933年冬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反蔣活動，任副官長。1935年由於參加行刺汪精衛的案件在香港被捕，1936年被引渡至南京后，被國民黨政府判處死刑，遭到長期監禁至1948年釋放。

1950年任南京救濟分會監委會副主任，並由李濟深先生介紹任民革南京分部常務委員。1951年余立奎先生回安徽后，歷任皖北行署委員、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政協第一、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

1967年逝世，享年78歲。

余立奎先生是一個具有正義感和民族氣節的愛國人士，畢生傾心於愛國活動。

刺殺宋子文未遂

1931年，在蔣介石，宋子文的排擠下，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下台。孫科異常氣憤，遂派其親信馬超俊面晤王亞樵，請刺宋子文以泄憤，並允給巨資以作各種布置費用。王即在京滬兩處各設一個刺宋小組：派南京者為華克之、張玉華、成城、張慧中等，均住仙鶴街我的家中。他們不斷與財政部的某職員聯繫，偵察宋子文的行蹤，但無法下手。派在上海的是劉剛、李愷、謝文達、孫鳳鳴、肖佩偉等八人。除各發手槍一支和子彈外，我又由虹口日本浪人手裡買來破壞力很大的炸*彈一枚，發給他們，以便拒捕之用。後來，他們認為炸彈較少，又買了用洋鐵桶筒裝葯，威力很小的炸彈兩顆備用。1931年7月23日下午，華克之、成城等偵悉宋子文當晚赴滬與財團商洽借款事宜。王亞樵急囑劉剛等八人立即出動到北火車站等候下手，又派十餘人把守站外各處，作接應和拒捕之用。24日上午8時許，宋乖專列到站，由隨員衛士等簇擁下車。宋的機要秘書唐腴廬走在前邊，因身材與宋相似，成城、劉剛、李愷、孫鳳鳴等便一擁而上，集中對唐射擊，唐中彈多發，當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這時劉剛等認為目的已達到，擲下兩顆劣制炸彈，一時黃煙籠罩，刺宋八人混在亂竄的乖客中逃走了。

刺宋案發生后，各地風聲很緊。王亞樵避居廣東友人翁旭初家中的三樓上，閉門不出，下手刺宋者亦各自暫避。刺宋雖沒成，但孫科仍贈王亞樵一筆巨款，確數不祥，只知王亞樵事後發給參加者每人一千元。

蔣介石在南京得悉宋在上海遇刺未中后，大為震怒，急令戴笠偵破。因此，王亞樵、華克之、孫鳳鳴、張玉華、劉剛、李愷及所有參加刺宋案的人先後化裝改名，設法離滬避往香港作寓公，我亦改名李自安，化裝到福州，在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光鼐處暫避。不久，蔣介石來電，請蔣光鼐交我歸案，我又轉往香港。

刺汪精衛經過

1932年我與王亞樵及全體避難香港舊友先後返回上海。但因蔣對王亞樵一黨、及“學生”偵緝毫不鬆懈，必欲捕而殺之，不久王亞樵和其左右重要人物又一次避居香港。1935年春，華克之，孫鳳鳴兩人亦來港。大家會面后，即開始計議今後如何繼續行動。王亞樵提出，今後必須繼續暗殺蔣賊，請大家共同討論一個如何接近蔣，以便有機會下手的辦法。當時華克之建議說，最好設法在南京設一個通訊社，取得記者的身份，就能接近蔣的身邊，有下手的機會。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當即決定設立晨光通訊社，公推華克之為社長，張四明、賀坡光、孫鳴鳳等三人為記者，其它人員由華負責慎重考察錄用。不久，華、張、賀、孫四人就離港前往南京，托友人在城南大夫第租一所房屋為社祉。經申請行政院，南京市政府批准，通訊社於5月間成立，開始發稿。

該通訊社的經費，經我前往廣州西南政務委員會，面晤肖佛成、黃季陸、鄒魯等，又徵得胡漢民的同意，得到每月毫洋三千的補助。這項補助只領了九個月，以後停發。

晨光通訊社發稿后，孫鳳鳴、張四明、賀坡光等均以記者的身份前往中央各院、部會內採訪新聞。不久，獲悉國民黨中央黨部11月1日召開六中全會，他們就秘密議決：在參加開幕大會時下手，以蔣介石為第一目標，汪精衛為第二目標，由槍法最好的孫鳳鳴下手。孫在香港時即對王亞樵說，數年來反蔣活動都失敗，深感慚愧，此次前往南京，抱必死之心完成任務。因此在秘密會議上，他就自告奮勇，由他一人在參加大會時下手。同時，孫將愛人崔玉瑤和兒子先送香港，交王亞樵照顧。孫在信中說：這次闖入中央黨部，不論結果如何，絕無生還之望，已預作準備，以免個人受非刑拷打，亦免大家受牽連。

孫鳳鳴10月28日就向行政院登記領取大會出入證，但直至31日尚沒領到。到了11月1日清晨，孫情急萬分，再往催領，才由一個秘書發給一張出入證。孫即返社中，取出六輪手槍，裝上子彈，又將事先購賣的鴉片大泡子九粒（長寸余，共重約一兩）放於口中嚼碎，用開水送入腹中。他對華、賀、張說：我下手照計劃以蔣為首，汪為次。如果兩賊均不在，則搞一個大騷動，大聲宣布蔣汪兩人禍國殃民的種種罪狀后，開槍自殺。孫走後，社中人員即照事前計劃，將所有書信文件全部焚毀，通知傢具店，將租來的傢具搬回；留下一封信：外寫留給來人們，內寫“發給出入證的行政院秘書與我們素無關係，請不要冤枉他”。晨8時以後，全社人員從容避走。

孫鳳鳴闖進中央黨部大門，此時大院中正在布置全體合影座位。不一會，中央軍政大員紛紛入場落座，汪精衛端坐前排正中，蔣介石不在座，孫鳴鳳就在上前攝影時，抽出手槍對汪射擊。第一槍正中頭部，汪即倒地，第二槍射中背部，子彈連同背帶銅扣，卡在汪的骨中，第三槍射中臂膀。這時張繼跑到孫后，雙手緊抱孫的腰際，張學良又令衛士向孫開槍，射中腿部，當場將孫拿獲。孫鳳鳴當晚因鴉片中毒而死，沒留下任何口供。

這次謀刺行動，本來是異常嚴密，不易找出線索的。後來所以竟被發現內幕真相，致使很多人被株連的原因是：在刺汪案的前兩個月，有個無錫人，前南京鐘英中學校長李懷成，浙江人項仲霖，都是王亞樵舊友，且與華克之、張四明相識，到了南京，曾投晨光通訊社暫住。李、項不知辦社內幕，面詢華說：你們辦通訊社，行政院是否給津貼？華答：我們不要。李又說：辦通訊社沒有津貼怎能長期維持呢？行政院我有熟人，我去替你們聯繫要求一下。華淡淡地說，最好請你們不要去。但李、項為了幫忙，仍去行政院代為要求，未准。因此在無形中露了馬腳。在大批特務無法找到線索時，行政院說李、項曾為晨光通訊社代請津貼。特務即將二人逮捕（在刺汪案發生時，華曾通知二人立即離開南京，但二人認為自已的確與此案無關，遲遲未行）。李、項在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訊社全部職工的名單及籍貫。

這時華克之，張四明已避往上海，賀坡光避丹陽家中，特務們首先追至賀家，因賀轉往它處而撲空，便將賀的老母逮捕。查悉賀的長兄在鎮江開店，特務們又轉往鎮江逮捕了賀的兄嫂，封閉店鋪。賀坡光聞訊，毅然到南京投案。嚴刑之下，除供出此案為王亞樵主使外，還供出行刺計劃原為蔣是第一目標，汪是第二目標的細節。蔣介石勃然大怒，嚴令戴笠不獨對王亞樵和我及在名單者務獲嚴辦，即是王亞樵的親友，學生都要一律逮捕。因此京滬各地特務滿天飛，四齣瘋狂捕人，許多無辜者都被捕，在嚴刑拷打下，定了莫須有的罪名。

不久，我也在香港被捕。王亞樵從香港逃往梧州，特務們跟蹤而至，在那裡把他刺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