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束為

李束為 (1918-1994)

山藥蛋派人物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李束為滿懷救國熱情，從閻錫山隊伍投奔到山西抗日少年先鋒隊，後轉到抗日絕死二縱隊，轉戰在太行山、呂梁山一帶，做過戰士、班長、排長。1939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被任命為“呂梁劇社”的分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領導劇社的宣傳工作，並從此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涯。1940年秋，李束為隨劇社奉命到了延安集中學習。他考入魯迅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深造，用比較充裕的時間集中閱讀了大量中外文藝名著，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文藝理論和戲劇創作知識，為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尤其喜歡契訶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嚴峻深沉地剖析人生，題材廣泛地反映社會，精巧細緻地描寫對象和樂觀向上的情調等契訶夫特色、莫泊桑風格，深深地影響了李束為一生的創作，他的小說都是中篇和短篇，與此有很大關係。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魯藝學習，1942年冬天，李束為回到晉綏邊區文聯，參加了文藝工作團，被派往河曲縣第三區農會搞減租減息工作。火熱的農村鬥爭生活，激發了李束為的創作慾望，寫出了第一篇小說《租佃之間》。他投寄到延安《解放日報》編輯部，很快，1943年8月3日和4日的文藝副刊上連載發表。這篇近萬字的小說，反映了解放區減租減息鬥爭中，農民與債主之間的激烈鬥爭，結構謹嚴，情節緊湊，語言樸實，初步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1956年，前蘇聯翻譯出版的《中國短篇小說集》中，就把《租佃之間》作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作之一而選入。

1944年，束為被調到《晉綏大眾報》社當編輯。這份報紙是一張四開五日刊，主要讀者對象是農民。束為是山東人，為了辦好報紙，他下功夫學當地語言，學當地民歌。他搞減租減息工作的河曲是山西有名的民歌之鄉，當編輯后也經常去河曲下鄉採訪。他驚喜地發現，河曲民歌經過洗鍊的語言，既保持了形象生動和地方韻味，又精練明快和帶有節奏感。他的筆記本上記了許多民歌，許多方言土語，並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嘗試使用，這就大大縮短了他在語言上與農民的距離。

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民間藝術的熏陶，極大地煥發了束為的創作熱情，他寫作特別順手，在完成報紙的編輯、採訪工作以及許多社會活動之餘，四、五年的時間裡，寫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說及秧歌劇，主要有《土地和它的主人》、《攔羊娃》、《苦海餘生》、《老婆嘴退租》、《財主請客》、《紅契》、《第一次收穫》、《賣雞》、《十年前後》等等。這些作品標誌著束為創作逐漸趨於成熟，是他的第一個豐收期，有些則成為他的代表作，如《紅契》和《賣雞》等。

1949年，解放戰爭迅速擴大戰果，根據地的幹部大批南下，接管政權。同李束為在一起的馬烽、西戎、孫謙、胡正等人，先後去了北京、東北、四川等地，只留下他在山西做文藝領導工作。參加完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后，他返回山西，擔任省委宣傳部文藝處的負責人；不久，山西省文聯成立，他被選為主席，併兼任黨組書記，主持工作達十多年，直到“文革”開始。

李束為主持山西省文聯工作期間，正是山西文藝事業繁榮興旺的時候。他為了讓其他作家有充分的時間深入生活從事創作，自己承擔了大量的行政事務工作，諸如解決辦公住房，安排家屬宿舍，要編製，要經費，辦刊物，辦輔導青年讀者的讀書班，領導一次次政治運動，指導各地、市文聯工作，召開各種會議，等等，都由他挑頭承擔。有時，他也因雜務工作過多，無法集中時間創作而感到苦惱；但看到馬烽、西戎、孫謙、胡正等老戰友的創作獲得很大成就，看到一批青年作家迅速成長，看到他領導下的《火花》雜誌辦得紅紅火火，成為全國一流文藝刊物，看到山西的文藝工作蓬勃發展，他就非常欣慰。五、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藝創作在全國是一直走在前列，這與李束為的辛勤工作是有很大關係的。

在承擔大量文藝行政領導工作之餘，李束為仍然堅持下鄉體驗生活，寫出了三十多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其中小說《春秋圖》、《好人田木瓜》、《老長工》、《於得水的飯碗》、《遲收的庄禾》、《大事業》，報告文學《南柳春光》、《更上一層樓》等，都產生過較大反響，為“山藥蛋”文學流派的形成，貢獻了很大力量。

束為進城以後，生活和工作環境變了，但他仍然對農村情有獨鍾，關注農村的變革，關注農民生活的狀況。看到農村的新變化他高興，看到農村存在的問題他焦急。他總把自己的創作與農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的作品是農村社會進程的藝術記載。從1950年的《春秋圖》，經1954年的《初升的太陽》，1958年的《好人田木瓜》、《老長工》和《崞縣新八景》，1959年的《大事業》和《於得水的飯碗》到1962年的《遲收的庄禾》，以及1964年的《南柳春光》，都是各個時期農村社會生活的真實體現，是各個時期農民思想和情緒的真實展示。

《於得水的飯碗》在束為的創作中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這篇小說曾經發表過兩次，當時引起過不小的爭論。小說反映的是農村興辦公共食堂的故事。第一次發表時，束為“歌頌”食堂化的同時，更多地透露出農村生活的真實情況：農民群眾在吃食堂時，深感不大如意、不大稱心，連溫飽也難以保證，致使農民於得水不得不偷盜集體的山藥蛋度日，卻被支部書記發現予以沒收。到春節時，全家八口人依靠別人送的一點糧食和山藥蛋才不致斷頓。結尾時，束為還加了一個“光明的尾巴”。然而，發表以後，卻被一些人扣上“歪曲大好形勢”的帽子，一份全國性文藝理論刊物專門組織了批判文章。迫於壓力，身為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的束為，不得不重新寫了一遍，刪去了不少真實的情節，把群眾的合理呼聲當成壞人的言論；把描寫農村貧困狀態的文字一筆勾銷。第二次發表的《於得水的飯碗》，雖然還是原來的人和事，但立腳點卻大不一樣，成了一篇宣揚浮誇風的作品。

《於得水的飯碗》給束為創作的直接影響是將近三年沒有寫小說，他認為，與其寫那些違背自己願望、違背農村真實生活的作品，不如不寫，由此看出束為在創作上的真誠態度。直到1962年8月他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後，心情才順暢起來，重新寫小說，這就是《遲收的庄禾》。

隨著“大連會議”遭否定，束為寫小說的熱情再次冷卻，他不願意總是既矛盾又痛苦地表現雙重性格，所以，寫完《遲收的庄禾》后，又寫了《玉成老漢》等兩三篇小說后，重點就放在了報告文學和散文的創作上，影響較大的有《南柳春光》、《革命家訓》、《更上一層樓》等。其中的《南柳春光》是當時全國文壇上有代表性的報告文學作品之一。這部報告文學真實生動地記載了山西絳縣南柳大隊人民群眾戰天鬥地、改造家園的事迹，告訴人們創業不易守業更難的道理。《文學評論》、《文藝報》等報刊曾發表了好幾篇專門評論《南柳春光》的文章。

“文革”十年浩劫，李束為由於是山西文藝界的當家人，首當其衝，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作家”進行殘酷批鬥、迫害，住過“學習班”，蹲過“牛棚”，還被關進監獄達好幾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束為才得到“解放”，政治上徹底平反。1984年，他服從組織安排，重新擔起了山西省文聯黨組書記的領導責任，為新時期山西文藝事業的繁榮繼續辛勤工作，受到山西文藝界的擁護。1992年2月離休后，他仍然關注著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文藝事業的發展，充分發揮餘熱，為培養青年文藝工作者竭盡全力，直至去世。

“文革”以後的束為，重新拿起筆從事創作，寫得較多的是散文和報告文學。散文主要是對自己當年轉戰呂梁山時的戰鬥生活的回憶，兩三年時間發表了十多篇，如《呂梁小夜曲》、《露水閃》、《清風習習》、《第一仗》、《到呂梁山去》、《無聲的戰鬥》、《在陽光雨露下》、《月光下的狂歡》、《平地風浪》等。這些散文把讀者帶到了四十多年前的硝煙瀰漫的戰鬥歲月，但他沒有對歷史事件的全過程和龐大的戰爭場面作詳盡的描述，而是把筆觸伸向普通戰士的心靈，通過第一人稱“我”的眼睛、行動和感受，對戰鬥生活予以別有新意的渲染，是幾段奏鳴於戰鬥間隙的小夜曲，伴隨著廝殺、戰火和疲憊；迷霧、曉月、落日、露水、清風，增添著興味。作品那新穎的角度、獨特的感受、充滿詩意的句章和清新明麗的筆調，把所要表現的歷史事件和自然環境融合在一起，達到了一種出神入化、令人陶醉的境界。束為對於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事實，寫起來特別順利，讀者從這些散文中，找不到誇誇其談的說教和枯燥平板的戰爭敘述，卻猶如在聆聽一位久經沙場的老戰士深情地回憶和追述著一個個娓娓動人的故事，格外親切自然。

六十年代束為曾寫過好幾篇有廣泛影響的報告文學，1983年起，他又先後寫出五、六篇報告文學，有《高山上的園丁》、《我是共青團員》、《撈河炭》、《呂兆九小傳》等。其中，《呂兆九小傳》是最有代表性的。主人公呂兆九是個能幹的農民，一生走南闖北，像個流浪的吉卜賽人，當過盲流、挖過煤、搞過運輸。他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責，說他是壞人。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呂兆九的聰明才智才得到充分施展，由偷偷摸摸地開荒到大張旗鼓地治理小流域，成為增產糧食的模範。束為通過敘寫呂兆九坎坷掙扎的大半生，寫出了一部農民的奮鬥史。在語言上，則使用簡短精練的語詞，簡筆與工筆相結合，乾脆利索，讀來很有特色。

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李束為“人民作家”稱號。1994年3月4日，李束為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旅途，與世長辭了。他是從一名抗日游擊隊戰士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他在生前曾對筆者說：“過去我以戰士的感受寫下了一些東西，今後我還要以戰士的感受繼續寫，……”綜觀他的人生與創作，他有戰士的性格，戰士的胸懷，戰士的意志，同時，他也有作家的品德，作家的抱負，作家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