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華

朱旦華1911年12月26日生於浙江省慈溪縣庄橋鎮。父親原來在上海當學徒，後來與親朋一起做土布生意，於是全家遷到了上海。朱旦華的母親生有三女七男，朱旦華排行老二。由於洋貨充斥上海市場，朱家的土布店被擠垮了，生活艱難。朱旦華小學畢業后，考上了不須繳學費的上海務本女子中學師範科。她學習勤奮，成了學校的優等生。畢業后，她留在學校教務處當辦事員，工資全部交給母親養家糊口。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務本女中停辦了。朱旦華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有一天，朱旦華收到了一位好友從延安寄來的信，非常興奮。她把信交給了地下黨辦的《解放周刊》。該刊以“陝北來信”為題發表出來以後，吸引了許多上海進步青年與文化人士。朱旦華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向延安。東北抗聯將領李延祿的女兒李萬新立即資助了她七十元錢，作為去延安的路費。於是，她繞道浙江的寧波、金華，江西的南昌、九江，湖北的武漢……，終於在1937年冬到達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朱旦華到達西安時，住在八路軍辦事處。後來聽說賀子珍也住在這裡，江青也到過這裡。這真是一種巧合，但她們那時並未見面。

陝北公學是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校長是德高望重的成仿吾，教務長是與方誌敏共同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邵式平。黨中央的領導同志毛澤東、張聞天、朱德、陳雲等和許多著名的理論家都到這裡講課。生活雖然艱苦，但朱旦華對這裡的學習條件很滿意。有一天，有位正在馬路上散步的長者，一見這群風塵僕僕的青年，立即迎了上來，親切地問：“你們是從哪裡來的？”等大家回答完后，他說：“歡迎！歡迎！大家辛苦了。”後來才知道，那位長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德總司令。開學那天，毛澤東講第一課，他一口氣講了三個多小時，從勞動創造世界，從猿到人的社會發展史，講到全民動員，持久抗戰，《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並號召大家“要安心坐下來，認真學點馬列主義”。在延河水、小米飯的餵養下，在馬列主義的熏陶下，朱旦華像許許多多進步青年一樣，茁壯成長起來。

1938年2月，朱旦華在陝北公學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陝北公學畢業后，她聽從黨的安排，和28個畢業生一道，去了新疆。

新疆當時的統治者是盛世才。他為了得到蘇聯的援助，接受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他提出在新疆實行“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同意在迪化（烏魯木齊）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不公開掛牌），並請共產黨派幹部去幫助他。

1938年7月，朱旦華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不久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

朱旦華到女中后，把學校當作傳播革命思想、培養進步青年、壯大革命力量、支援抗日前線的重要基地。她制定了“誠毅團結、勤肅緊張、敏活健壯、精勇創造”的十六字校訓，在教學中，她著重於講“反帝、親蘇”，向學生灌輸馬列主義思想，使迪化女中的師生，開始樹立革命人生觀和世界觀。

朱旦華在迪化女中度過了四個不平凡的春秋，作為新疆婦女協會的宣傳部長，她組織學校師生業餘歌詠隊、話劇團，利用課餘時間和節假日，上街宣傳演出。她還編輯發行《婦聲半月刊》、《新疆婦女》等刊物，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和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婦女解放；介紹蘇聯，因而被稱為“朝氣蓬勃、奮勇向前的新女性”。

在革命戰爭年代，革命者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熱的戰鬥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和有條件去考慮個人的婚戀問題。朱旦華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勁，但找對象的事還沒有考慮過。有一天，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找朱旦華談話：“你的年紀不小了，也該成家了吧，”“女同志找對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鄧發以長者的口氣說：“周彬同志就是這種人。他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

朱旦華說：“毛主席的弟弟毛澤民？”“他不是結過婚嗎？”

鄧發說：“他是結過婚。但由於兩人性格差距，感情破裂，已經不在一起了。他和錢希鈞同志是經組織批准分手的。”“周廳長身體不好，又沒日沒夜的忙於工作。從鬥爭形勢和黨的工作考慮，周廳長身邊確實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

毛澤民原來是經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蘇聯治病的，1938年2月路經迪化時留在了新疆。毛澤東後來說，這是應盛世才的要求和他自己批准的。毛澤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省財政廳代廳長。朱旦華多次聽過他的報告，知道他是理財專家，很能幹，對他很尊敬。在革命戰爭年代，由於環境的不同，很多同志沒有條件和時間自由戀愛，組織上也就必須關心幹部的婚姻問題。組織部門給“做媒”，使很多有情人都成眷屬。鄧發作為中央派在新疆工作的最高領導人找朱旦華談話，其份量可想而知。

不久，毛澤民去蘇聯治病。鄧發主持，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多炒了幾個菜，鄧發把朱旦華也請來了。席間，鄧發突如其來地宣布：“今天的宴請，既是為周彬餞行，也是為周彬與朱旦華辦的訂婚酒。”

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禮堂，毛澤民與朱旦華舉行了簡樸的婚禮。新郎穿一件乾淨整潔的舊毛料西服，新娘穿的是來新疆后惟一添置的米色裙裝。他們沒有發請柬，但來參加賀喜的人不少。當時在新疆的名人沈雁冰、張仲實等都來了。他們一律以茶水招待，沒有花公家一分錢。迪化女中的歌詠隊為他們唱了一首美麗的讚歌：“賀新郎，賀新娘，你倆在同一條戰線；縱海枯石爛，駭浪掀天，也毀不了你倆的貞堅；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為大眾的解放，奮勇爭先……”。他們就住在財政廳的一間普通的房子里，沒有什麼陳設。他們的行李也很簡單：毛澤民只有一個舊皮箱和一個舊藤條包。裡面裝的除了幾件舊衣服、一雙舊氈筒和一頂舊皮帽外，就是一堆馬列主義書本。朱旦華只有一個從延安帶來的背包和一台手搖縫紉機。

從此，毛澤民與朱旦華過著美好幸福的生活。第二年，他們的兒子降生。毛澤民中年得子，喜出望外。他給兒子取名毛遠新，符合毛氏族譜中“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的“遠”字輩諜序，也含有對生在遙遠的新疆的紀念。

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了建設新疆，毛澤民總是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不顧個人安危，日夜苦幹。他嚴格控制預算外支出，整頓稅收，合理增加了地主、牧主的賦稅，減輕了農牧民的負擔。他大膽改組銀行，改革幣制，從而穩定了物價，並使全省金融財政收支，達到了基本平衡。老百姓紛紛豎起大拇指，稱“周廳長亞克西！”

為了宣傳募捐，支援抗日前線，朱旦華找到當時在新疆的文藝界名流趙丹、徐韜、葉露茜、俞佩珊、魯少飛及從延安來的於村、白大方等人，請他們來迪化女中，輔導女中話劇團演出了《朔風》、《婦女解放三部曲》、《亂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則天》等劇目。通過她們的演出，募集資金買了一架飛機支援抗日。

盛世才就像一條變色龍，哪個對他有利他就親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盛世才改變了親蘇聯共政策。他認為蘇聯打不過德國，中國共產黨也靠不住了。1942年8月29日，蔣介石派宋美齡、朱紹良飛迪化對盛世才進行拉攏，給他八大要職。盛世才除了掌握新疆的黨、政、軍、財大權外，還獲得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等桂冠，於是，他立即投靠了蔣介石。

這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為名，將陳潭秋、毛澤民等共產黨的領導人及其妻室兒女秘密軟禁於滿城邱公館，緊接著又把昔日他請來新疆幫助工作的所有共產黨人及其家眷全部關押。這樣，朱旦華就帶著兒子毛遠新進了牢房。

1943年2月，陳潭秋、毛澤民等人被投入第二監獄。3月，蔣介石面示：“對於共黨重要人員應判極刑。對於其他重要人員也應嚴懲。”“務必肅清共黨在新疆的力量。”

1943年4月，朱旦華等女眷和她們的孩子都被投入了第四監獄。朱旦華被指定為女牢黨的負責人。當時獄中黨組織稱學習幹事會，由張子意負責。張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條心”的口號，把大家團結起來，堅持鬥爭。朱旦華和學習幹事小組以“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作為獄中鬥爭目標，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和秘密工作。

朱旦華在獄中寫了不少詩歌，鼓舞鬥爭士氣。在一首《縫衣》詩中，朱旦華寄託了對親人的思念關懷之情：小小的燈啊暗黝黝，夫妻被捕分開手。夏去秋來冬又到哇，要給他縫件衣裳溫又柔。乖乖的孩兒別淘氣，縫好衣裳媽媽陪你睡。你別叫別鬧要聽話喲，你爸爸回來一起回延安。

敵人對毛澤民等用盡了“打手板”、“老虎凳”、“坐飛機”、“掛炸彈”、“站鐵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等酷刑，威逼他們承認盛世才捏造的所謂“共產黨陰謀暴動”。毛澤民和陳潭秋、林基路等人始終寧死不屈，大義凜然。1943年9月27日的深夜，毛澤民被盛世才秘密殺害。劊子手用大棒把他擊昏，再用繩子勒死，裝入麻袋，偷偷地埋入荒郊。同時遇難的還有陳潭秋、林基路兩位烈士。

直到1945年2月，朱旦華才從男牢得知這一不十分確切的噩耗。像晴天劈雷一樣，把朱旦華和陳潭秋的夫人王韻雪、林基路的夫人陳文瑛（陳茵素）擊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

中共中央對新疆被捕的同志極為關懷，並多方設法營救。中央電告周恩來說：“你們與張治中談話時望提出釋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傑（陳潭秋的化名）等一百四十餘人的要求……”1945年6月，林伯渠向國民黨當局代錶王世傑、張治中面交的《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之意見書》再次指出：“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並點出新疆的徐傑、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人的名字。

抗日戰爭勝利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三區人民舉行了武裝暴動，他們向新疆省政府提出了“釋放一切政治犯，包括八路軍在押人員”的談判條件。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官朱紹良急電蔣介石，稱“事態嚴重，前途不測”。蔣介石派張治中來新疆與三區人民革命武裝進行談判。在張治中赴新疆前夕，周恩來親自到張治中家裡，囑託他查清被盛世才關押的中共一百多位幹部及其家屬的下落，並無條件釋放，送回延安。在重慶談判中，毛澤東、周恩來也鄭重地向國民黨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周恩來拿出了一個被關押在新疆男女監獄中的共產黨人及其家眷的名單。這份名單是朱旦華等人為了要讓黨中央了解新疆監獄的人員狀況，用漿糊寫在一塊白布上的。爾後，朱旦華又想方設法通過她在迪化女中的學生張玉貞，冒著生命危險送到了八路軍辦事處，交給了周恩來的秘書魏傳統。這份《轉給周恩來的信》，至今仍珍藏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里。朱旦華做了一件大好事，為黨中央提供了確切證據，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張治中先生是周恩來的好朋友，也是重慶談判的國民黨方面代表，他曾親到延安接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他深明大義，對“釋放政治犯”一事在周恩來面前打了包票。1946年4月1日，張治中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很快就履行了諾言。兩個多月後，即1946年6月10日，在黨中央的營救、新疆人民的呼號及張治中先生的支持與協助下，131位男女老小，登上八輛蘇制十輪大卡車，向延安出發了。7月11日，終於實現了“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的誓言，回到了黨中央、毛主席身邊！然而，毛澤民等革命烈士，卻冤死在遙遠的新疆，長眠於祖國的大西北。

轉眼到了1949年。三大戰役勝利后，中共中央就在組織和動員大批幹部南下。時任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兼中央衛戌司令部參謀長的方誌純，在南下前夕，去全國婦聯看望朱旦華。他們原來在新疆認識，後來又一同坐牢，一同堅持獄中鬥爭，一同回到延安。方誌純原妻婁曼文在獄中生下女兒時，朱旦華對他們精心照料。婁曼文後來因患癌症而去世。

全國婦聯的幾位大姐看到方誌純來看朱旦華，十分高興，便主動地當起紅娘。“我們婦聯有好幾個寡婦，其他人年紀大了，你還年輕，應帶頭打破封建”，全國婦聯組織部長帥孟奇單刀直入，勸說朱旦華與方誌純成家。楊之華、康克清更是積極，兩頭奔跑、撮合。“不要再等了，毛澤民是等不回來的了。”蔡暢一再開導她。接著，大姐們又去勸說方誌純。

1949年6月1日，大姐們叫朱旦華打電話把方誌純找來了，說要給他倆辦喜事，方誌純說：“我還沒有向組織上打報告。”幾位大姐說：“嗨！打什麼報告，我們都在，大家都可以證明。”這樣，由帥大姐作為介紹人、鄧大姐作為證婚人，全國婦聯喜氣洋洋地為朱旦華與方誌純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恰好那天又是農曆端午節，大家都說是“雙喜臨門”。

6月中旬，方誌純率六七十名幹部一起南下江西，途經上海。方誌純和朱旦華等先去拜訪了上海市市長陳毅，暢談十多年來的闊別之情。第二天朱旦華領著丈夫去看望闊別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母女見面之後，抱頭痛哭。母親以為她會留在上海工作，朱旦華說：“我還要去江西。”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只是惋惜地說了一句：“秀霞呀，儂比花木蘭還花木蘭喲，把姆媽想死嘍。”

方誌純南下江西工作時，中央組織部還給他布置了一項特殊任務：從天津接賀子珍、賀怡姐妹一道南下。賀子珍擬任浙江省婦聯主任（後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賀怡任江西省吉安地委組織部部長。三妯娌就這樣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奔向新的戰場。

解放后，妯娌們有時會談及人生的悔恨。1958年，賀子珍到南昌休養，曾與朱旦華談及她“這輩子最後悔的事情”。她說：“主席在延安經常接見一些外國記者，有男的也有女的。我是一個農村出來的女子，哪裡見過男女在一起長談、握手、碰杯的場面。有一次，主席與一個外國女記者碰杯。我火氣一來，上去就把那個酒杯打掉了。事後，主席要我寫檢查，我就是不寫。我說‘我走，我去蘇聯學習，我又不靠你。’開始主席以為我說說而已，沒有理我。後來見我收拾包袱動真格了，便來勸我。這時，我已下了決心，不管他怎麼勸，我是四條牛也拉不回來了。”說完，她酸楚地笑笑。她的人生悲劇就從此開場。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對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說，他想和賀子珍在廬山見一見面。當時，賀子珍還在南昌休養。於是，楊尚奎立即安排水靜（楊尚奎夫人）和朱旦華下山，把賀子珍秘密地從南昌接上了廬山。此事水靜和朱旦華一直按照組織要求，保守機密。直至“四人幫”被粉碎后，才對個別來訪的黨史學者談及。

人生的聚合離散，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毛遠新是朱旦華和毛澤民烈士的骨肉，朱旦華把對澤民的愛，全心傾注在遠新身上。遠新從小就氣度不凡。在南昌雖然只讀過兩年書，但天資聰慧，總以種種理由要求回北京。1951年9月，朱旦華到北京全國婦聯開會，順便把毛遠新帶到北京。康克清見到遠新很高興，對朱旦華說：“你開會帶著孩子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主席那裡去。”這樣，遠新就被帶到了中南海毛澤東的身邊。那時，毛澤東因長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不久，心情不大好。但毛澤東一看到毛遠新，就很喜歡。當朱旦華開完會去領毛遠新回南昌時，毛遠新不願回。毛澤東笑著勸侄兒說：“在我這裡是溫室里的花朵，跟媽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毛遠新回答：“我不住在你這裡，我住學校，怎麼是溫室里的花朵呢？”侄兒一句話，把半年多沒有笑容的毛澤東逗得哈哈大笑。於是，高興地把他留了下來，當成自己的兒子來撫養。從此，毛遠新有了日後升騰的條件。

朱旦華從1949年7月南下到江西以後，歷任省婦聯的宣傳部長、秘書長、副主任，在婦女工作崗位上三十七年。1983年任省政協副主席。方誌純與朱旦華同時南下，歷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廳長、省委第一副書記兼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第一副省長、江西省省長並任省軍區第一政委。

1993年7月31日，方誌純病逝。朱旦華老淚縱橫，沉湎在一幕幕的回憶之中……方誌純一家滿門忠烈，至親中有七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這是方誌純的堂兄方誌敏烈士留下的名言，也是方誌純、朱旦華一生的座右銘。方誌純常說：“革命的勝利是那麼多戰友們犧牲的身體墊起來的，我們活下來的革命者沒有絲毫享受、奢侈的權力。”朱旦華對筆者說：“方老將補發的‘文革’期間的工資幾萬元錢，全都捐獻給家鄉弋陽縣辦水利用了。”

方誌純去世后，朱旦華遵照他的遺願，將其骨灰安葬在老家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落葉歸根。

1995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舉行了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02周年大會，朱旦華帶著兒子毛遠新應邀出席了大會。當朱旦華被請上主席台就座時，成千上萬的人們向她致意，她向人們頻頻招手微笑——當時她是毛澤東三兄弟和毛氏妯娌中，僅存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一次火災引發的心靈震顫——回憶朱旦華老人

200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全面整修的江西省政府大院一角，一座三層住宅的一樓突然起火，當時家中無人，大門緊鎖，現場施工人員不得不破窗而入進行滅火。好在救火及時，只燒毀朝北的一間書房，但其它房間由於濃煙彌散及消防液體的浸泡，牆壁和天花板都變成了黑色，地板翹起，傢具和被褥都被煙塵及污水浸染。

據了解，這家的主人就是早已退下來的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現已98歲高齡的老人——朱旦華。幸虧失火當時老人住在醫院，不然的話，僅是有毒的濃煙霧汽對她都可能是致命的。據現場調查，這次火災的原因，責任完全是省政府房管處負責的樓上裝修嚴重違章作業，電焊火花掉到一樓所引起的。

我在讀高中時，就多次從這個院子的大門外展覽路騎車經過，只聽說是省長大院。望著高高的圍牆，紅漆的大門，威武的哨兵，總給我一種既神秘又好奇，還參雜著某種莫名的，想說又說不出的感覺。這大院里住的都是省級高官，想必裡面環境優雅，設施豪華，是我等南昌草民絕對可望不可即的殿堂。

由於朱旦華老人的家已無法居住，她的親屬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只得將家中的物什收拾到一些廢舊紙箱中，準備搬到附近一間空房臨時存放，以便對房間進行必要的重新維修。這次被迫不得已的搬家，省里並沒有派人幫忙，應好心朋友的要求，我單位的老總親自率領十來個人趕來幫助搬運。我也就第一次跨進了這座神秘的大院。

走進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電視機（據說是她兒子的一位朋友剛剛送給老人的98歲生日禮物），再沒有一件象樣的傢具。沙發、桌椅、櫥櫃都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早已破舊不堪，加上煙薰水澆，即使扔在馬路上都不會有人撿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確涼藍布拼軋起來的，上面居然還有不少手縫的補丁……

難道這真是1937年隻身奔赴延安並被黨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后被軍閥盛世才投入監獄，受盡磨難，文革期間又被誣為叛徒嫌疑，接受批判審察下放勞改，最後從江西省政協副主席位置上退下來的朱旦華老人的家嗎？就連我單位一個小小科長的家都比這裡強得多了啊！

然而，掛在客廳牆上，已經被濃煙薰得黑糊糊的兩幅照片，卻說明了一切：一幅是毛澤民烈士和朱老抱著兩歲兒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長方誌純同志的遺像。這兩個人曾經是朱老一生中最親密的戰友和革命伴侶。毛澤民烈士是毛澤東主席的弟弟，1922年入黨，曾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銀行行長，他參加了長征，負責保管運送黨中央及中央紅軍的全部錢財，紅軍到陝北后，他任國民經濟部部長，手握共產黨中央和工農紅軍的全部家當，卻從來沒有為自己多花過一分錢，194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新疆。方誌純同志是方誌敏烈士的堂弟，1925年的黨員，方誌敏烈士於1935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南昌。方誌純同志繼承了堂兄那篇歷史名篇《清貧》所述的真正共產黨人的作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據說1993年他去世時，全家的積蓄只不過四萬元人民幣。

“同志們幸苦了，來喝點水吧。”一位高個子満頭銀髮的老人提著一大包礦泉水走過來。向我們老總一打聽，此人是這個家庭年約八十的老司機，他是這次搬家的總指揮。

我主動靠上去和老司機攀談，從他那沒有牙齒的嘴裡，又從我們老總的嘴裡，我得知了有關朱旦華老人更多的情況：

省委為了照顧老幹部，在風景優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級以上幹部的別墅樓房，給朱旦華老人分了一套省級幹部的別墅樓，老人家只需花10萬元左右，就可買下屬於自己的別墅樓，朱旦華老人給當時的省委書記孟建柱同志寫信，說感謝省委對老同志的關心，但明確表示自己不要，還說把這個指標分給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里曾派人來作朱老的工作，說這套房子可以作為遺產留給子女，勸她還是買下來。朱老卻回答說：我參加革命時，連自己的命都交給黨和人民了，根本沒有想過自己還要什麼財產。至於說給子女留下遺產，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不惜獻出生命的精神，方誌純同志一心為人民利益奮鬥，一生正氣，兩袖清風的精神，就是留給子女最好的遺產。據說，孟建柱同志要求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老人的晚年。

朱老對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曾說過：從報刊上看到，一些過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后，他們的子女為了爭奪遺產鬧得不可開交，甚至鬧上了法庭，真給他們的父輩丟臉，也給我們共產黨臉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輩人革命一輩子，就是為了給自己子女弄這點財產？實在太令人寒心了！

等我死後，全部交公。我在銀行還有點存款，等我死後全部用於我的後事花銷，不要給組織再增加負擔。

我問老司機：“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決定嗎？”老司機笑了笑，指著旁邊一位正忙著指點保姆在捆好的舊紙箱上做標記的人說：“你去問他，他就是朱老的兒子老李。”

我沒有當過記者，始終沒敢直接去向老李問這個問題。

當老李幫我們放倒一個三合板釘的大立櫃，準備抬出門時，我問他：“為什麼整個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獨你們家不整修呢？”

老李說：“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說不願意浪費國家的錢。要不是這把火……”他搖搖頭，沒再往下說。

我說：“價值二百多萬的別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費國家錢財，這樣的幹部現在打著燈籠都沒處可找！”

一個同事說：“這把火燒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吶，恐怕是連老天爺都看不過去了。”

抬立櫃另一頭的同事大聲嚷了句：“應該請那些貪官們來幫助朱老搬家，要他們看看，共產黨的官應該是什麼樣的！”

老李抬頭看了我們一眼，沒說一句話，又去忙別的了。

回到單位，我就從網上查找朱旦華、毛澤民、方誌敏、方誌純的相關資料。

當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裡的情景，一幕幕像放電影似的從我眼前閃過，雖然我從來沒親眼見過朱老，但又好象那麼熟悉，那麼親切。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在敵人的監獄里還是在自己的家裡，她心裡只有國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這樣既普通又偉大的人。

從朱旦華老人，我想到了毛澤民，想到了方誌純。又從毛澤民想到了毛澤東，從方誌純想到了方誌敏。正是由這樣一批人組成的共產黨，才能夠率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才能夠率領中國人民建設起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

我小時候，在課本上就讀過方誌敏的《清貧》，那是他犧牲前，在敵人牢房裡親筆寫下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是秘密託人經魯迅先生之手轉給了黨組織。文中最後一段說：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作風，朱旦華老人不正是這種作風的優秀代表嗎？

2010年5月29日，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輩朱旦華因病醫治無效，在南昌逝世，走完了她近100歲（生於1911年）的人生旅程。

朱旦華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往新疆工作。新疆地方軍閥盛世才投蔣反共后，她被捕入獄。經黨中央營救，於1946年回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婦委工作。1949年7月南下江西，歷任江西省婦聯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54年任江西省婦聯主任、黨組書記。1983年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曾任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朱旦華革命閱歷非常豐富，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940年在新疆與中共中央派駐新疆做統戰工作的毛澤民結婚。毛澤民是毛澤東的胞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閩贛省革命委員會財政部部長、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新疆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廳長等職。1942年盛世才由聯蘇聯共轉向投蔣反共，將毛澤民和陳潭秋、林基路秘密逮捕，后又加以殺害。朱旦華和被派赴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也全部被捕。朱旦華在獄中團結難友，堅持鬥爭，“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終於取得勝利。1949年南下前夕，她與新疆監獄難友、剛任命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方誌純結為伴侶。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堂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閩贛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贛東北特委常委、團特委書記、贛東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信南分區區委書記、閩贛省省委委員兼黎川中心縣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紅三十一師政委等職。1941年由蘇聯學習回國，滯留新疆。1943年被捕入獄，直至1946年經黨中央營救獲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江西省省長、省軍區第一政委、省政協主席等職，1993年去世。

方誌純、朱旦華以方誌敏為榜樣，廉潔奉公，生活簡單樸素。他們的接待室和卧室連在一起。客廳不到10平米，裡面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緊靠北面牆擺著一張四方飯桌，兩張長方形木板凳，一張長條沙發，一張木茶几，還有一張老人自用的藤椅。飯桌上端的北面牆上，貼著一張毛澤東主席的標準像，客廳西面牆上掛著方誌敏烈士的《清貧》。朱旦華在江西省婦聯工作時，經常深入群眾，和婦女姐妹心連心。20世紀50年代，她還經常下鄉調查研究，和婦女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婦女半邊天”的口號，就是她最早在江西修水縣和婦女們一起勞動時總結出來的。彙報上去后，首先得到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的稱讚，后又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她德高望重，許多老同志都尊稱她為“朱大姐”。

朱旦華逝世前後，各級領導都非常關心，以各種方式表示慰問和悼念。

2010年6月4日，在南昌殯儀館舉行了“沉痛悼念朱旦華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廳里擺滿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和機關單位及個人送的花圈。江西省省長吳新雄、省政協主席傅克誠等領導親臨告別，許多七八十歲的老同志、老廳局長不顧年事已高，前來見朱大姐最後一面。中青年同志更是絡繹不絕而來，整個大廳擠滿了人。這折射出人們對朱大姐的深切懷念之情。

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人們，都拿到一份《朱旦華同志生平》。《生平》介紹了朱旦華的革命經歷和優良品德，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吸引人，也非常令人感動：“2005年10月，

此事傳開以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人民群眾對朱大姐更加敬佩。有的說：“朱大姐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有的說：“朱大姐了不起！”更多的人說：“現在像朱大姐這樣的高級幹部不多見。”有的評論說：“千古絕唱。”當然也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

由於筆者曾多次訪問過朱大姐及其家人，因而有幸看到朱大姐寫的這封信的複印件。信的原件已存入江西省政協的檔案。朱大姐去世后的第二天，省政協主席傅克誠叫人從辦公廳的檔案櫃里，信的落款時間為2005年10月15日。

那時，朱大姐健康狀況良好。頭一天，省委、省政府為紀念方誌純同志誕辰100周年舉行了座談會，這引起老人感慨萬千。她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有些事情必須早作交代，並向組織上表明態度。她在信中寫道：

我一九三七年隻身從上海去延安參加革命，在將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坐過敵人的監牢，也被下放勞改過。但我從不後悔，只覺得自己為黨和人民所作的貢獻太少。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英勇犧牲，方誌純同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他們永遠是我也是我的子女們學習的榜樣。我已九十多歲了，我死後，房子交公。我還有一點存錢，交給我的大兒子，全部用於我的後事開銷，盡量不要再給組織增加負擔。我認為，毛澤民烈士和方誌純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品格，是留給子女們最寶貴的遺產。

信中還特別談道：“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價格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並感謝省委對我們這些老同志的關心和照顧”，“趁我現在頭腦還清楚，正式向領導表明：我不要買新房子，請組織上把這個指標留給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時，也請領導監督，不許任何親屬打我的旗號，利用這個指標。”

信的最後一句話說：“這是我認真思考後作的決定。也是我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遺囑吧。”

據說，省里是按正省級（因方誌純曾任江西省省長）分配給朱旦華住房。但朱大姐沒有要，也不讓她的子女親屬要。她原住的房子也交公。在和平年代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如同戰爭年代犧牲的英烈們一樣，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一切。這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精神，是革命前輩的高風亮節！

朱大姐的信打動了許多人的心。時任江西省政協主席的鐘起煌讀了這封信后，寫道：“一名為黨為人民作出過突出貢獻的老共產黨員、老一輩革命家的那種高風亮節給我以深刻的教育，被她那種無私精神所感動。”她的這種大公無私、高風亮節，永遠值得學習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