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望東

1910年8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29年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在江西省吉安縣九區入團后從事秘密工作。

1929年7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後為贛西南紅軍獨立第2團、第4團教導隊學員，1929年10月起任中共贛西南特委秘書，11月起任江西純化區革命委員會青年部秘書長，12月起任共青團吉安縣西區區委書記。

1930年3月起為贛西南團特委團校、黨校學員，5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第9縱隊7支隊秘書兼宣傳隊隊長，8月起任第9縱隊特務連政治委員。

1932年1月起任紅3軍第9師軍士教導隊政治委員兼師直總支書記、直屬政治處主任，10月起任紅3軍教導大隊政治委員。

1933年10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教導師2隊政治委員兼團總支部書記，訓練隊政治委員。

1934年4月起任紅1軍團司令部無線電隊政治委員兼軍團直總支部書記，1934年秋起任紅1軍團衛生部野戰醫院政治委員，參加了鞏固發展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

1935年秋任紅1軍團衛生部政治委員，10月到達陝北。1935年起任紅1軍團政治部民運部幹事。

1936年春參加紅一方面軍東征，不久成立紅軍河東抗日游擊支隊，任政治委員，同年6月返回陝北先後任陝西宜川獨立營政治委員兼宜韓黨工委書記，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民運科科長，1936年3月起任紅1軍團山西河東遊擊支隊政治委員兼河東區黨工委書記。

1937年2月起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后，由延安到鄂豫皖邊區紅28軍工作，1937年10月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后，任新四軍第4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8年7月起任新四軍游擊大隊（抗日先遣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1938年10月起任新四軍游擊支隊（后改稱新四軍第6支隊）、第6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8月起任豫皖蘇邊區黨委委員。

1940年6月起任八路軍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

1941年2月起任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4師師長兼政委彭雪楓，參謀長張震）。

1942年3月起任新四軍第二師兼淮南軍區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2師師長羅炳輝、政委譚震林、參謀長詹化雨、政治部主任肖望東、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參加開闢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鬥爭和進行淮北、淮南地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委員，淮南軍區政治委員兼淮南蘇皖邊區黨委書記，淮南軍區政治委員兼新四軍新2師政治委員，

1946年下半年任華中軍區政治部主任、渤海軍區第7師政治委員。

1947年4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政治部主任。

1948年6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副政治委員。

1949年2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政治部主任，率部參加解放華東的多次重要戰役戰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1949年4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蘇北區黨委書記，其間：兼任蘇北軍區政治委員（蘇北軍區司令員張震東），1949年12月至1952年11月兼任蘇北區黨委財經委書記，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1952年11月至1953年7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其間：1952年12月1日至1953年12月7日曾兼任江蘇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52年11月至1953年8月兼任中共江蘇省委工業部部長。

1953年4月至1955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政治部代主任、主任、軍區黨委常委，其間：曾兼任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書記。

1955年3月至1956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

1956年10月至1961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

1961年3月至1963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四政治委員，

1963年12月至1965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其間：1955年4月起任南京軍區黨委常委，1956年5月起任南京軍區黨委副書記，1964年3月起任南京軍區黨委第三書記。1955年11月至1960年2月兼任南京軍區監察委員會書記。

1965年4月任文化部副部長（部長陸定一）、黨組書記（石西民、顏金生為副書記）、黨委書記，國務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長，主持文化部日常工作。1966年4月起任中捷友好協會會長。1966年7月，陸定一被免除黨內外一切職務后，由蕭望東代理部長，後任部長。

1966年12月蕭望東被“打倒”。

1966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9年，

1975年8月至1980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三書記。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三書記（至1980年4月）、第一書記（1980年4月起）。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中共八大候補代表，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被選為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蕭望東只讀過幾年私塾，他的文化水平是在革命隊伍中刻苦學習、逐步提高的。革命戰爭年代，他堅持學習政治理論、毛主席著作。抗戰時期，對部隊的政治報告，他自己寫作，特別是針對部隊各級幹部思想實際的講話、文章，他都經過調查、思考、自己撰稿。他的孩子們從小就看到父親經常工作到深夜。他自加壓力，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和刻苦鑽研的精神風範，對子女們一直起著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他經常教導子女，說自己從小受苦，沒有學習的條件，現在新中國建立了，青少年都有了學習機會和學習條件。你們這一代，從孩子時代起，就應該好好學習，學習文化知識，學習做一個正直的人。將軍還寫得一手好字，行家評說蕭望東的書法頗具“柳骨顏風”。

1931年春，蕭望東升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第九師二十六團二連政治委員時，參加了第二次反“圍剿”，在5月27日的廣昌戰鬥中，他右手用駁殼槍射擊，左手舉著小紅旗指揮戰鬥，被敵人擊中左手腕，負了重傷。由於不能及時有效地治療，竟至傷口潰爛生蛆，遲遲不愈。醫生幾次要給他做截肢手術，都因為他沒同意，才得以把左手保全下來。但他不得不忍著疼痛，繼續隨部隊作戰行動。直到9月，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他才得以住進九師軍醫處治療。不過因為傷口長時間不能癒合，導致傷殘。在後來的革命生涯中，他大多擔任各級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政治委員等政工職務。

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年代里，他同樣地積極配合軍事主官，把部隊的政治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把幹部戰士的思想集中統一到完成眼前的戰鬥任務或中心工作上，而他自己在長期的戰鬥環境里，艱苦的生活中，始終不能讓身體在健康的狀態下運轉，因而患上了嚴重的慢性肝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在南京軍區副政委任上，同其他30名將軍積極響應毛主席關於軍隊幹部要下連當兵的號召，下到連隊當兵一個月，積極鍛煉自己，和戰士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連隊摸爬滾打各種訓練，還下廚房炒菜做飯，給戰士理髮，同戰士交朋友。他每年都用三四個月時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指導全面工作。他不辭勞苦，足跡踏遍江浙海防前哨第一線島嶼，訓練現場、作業工地，教育鼓勵戰士以島為家，盡心盡責地保衛祖國安全。

1963年，蕭望東到江浙沿海視察，登上了浙江省最東邊的東福山小島時，因為連日來深入基層，勞累過度，竟然暈了過去。醫生趕緊給他打了強心針，他蘇醒后掙扎著站起來，對守島戰士深情地說：“我是拼著老命來看英雄的，今天看到了，我非常高興！”他代表南京軍區黨委熱情地慰問了守島指戰員，對守島指戰員是很大的鼓舞。

調任國家文化部之前，在南京軍區副政委、政委任上，十分重視部隊的文化工作，與沈西蒙、沈亞威、胡石言等軍中文化人交往甚密，鼓勵他們的文藝創作，軍區文化工作搞得十分活躍。他積極支持《紅霞》《東進序曲》《柳堡的故事》《霓紅燈下的哨兵》等優秀電影劇目的創作、演出、拍攝，使之享譽全國。

1966年10月1日，紀念國慶17周年活動，在天安門城樓上，蕭望東把對“文革”的不理解，請教老領導陳毅元帥時，陳老總指著城下玉帶河南岸一條“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氣憤地說：“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倒老幹部！”也許正是陳毅元帥的這句話，讓蕭望東多少有了些心理上的暗示。同年12月，當他自己也真的受到無情打擊、殘酷迫害，也被“打倒”時，任憑“造反派”、“審查組”如何威逼、恐嚇，如何誘逼、陷害，他對自己、對戰友、對老首長，都堅持了實事求是，不說假話，不捏造，不誣陷。他用自己的方式，堅持鬥爭，堅守黨性。他始終認為，我是共產黨員，我們黨是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內的事，一定會由我們黨自己來解決。

關押期間，造反派和審查人員按照特定的程序和邏輯，對蕭將軍做了多次調查、審查，和數十次的“審訊”。然而，將軍的歷史是鮮紅的。參加革命前，是一個學徒工，一個追求進步的青年。參加革命后，從沒有脫離過革命隊伍，從沒有脫離過黨組織，更沒有被捕坐牢、自首變節、叛黨投敵等情節。從個人歷史著手，“造反派”抓不到什麼小辮子，便無中生有，蓄意捏造，但對於堅持黨性的蕭望東，依然是徒勞無濟。

蕭望東經歷七年關押，七年折磨，1975年4月下旬終被釋放回家，全家從痛苦中得到了安慰，老伴、也是終身相守、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侶的辛萍女士，一顆懸著的心踏實了，她和孩子們都很激動，也很憤慨。。唯將軍卻那麼平靜，那麼鎮定：“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那七年，蕭望東的心理、精神、情感、身體……無時不在被折磨、被摧殘，但是他頂住了，他熬過來了。他那麼充滿信心地對子女們說：“眼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終歸要改變的”。

蕭望東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狀態下，始終沒有動搖過黨的忠誠與信念，為後來者鑄就了立身的楷模。

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后，蕭望東又投入到緊張的工作狀態中。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為蕭望東徹底平反昭雪，更振奮了他的工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