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雲縣誌

初歷六()，慶雲三次修志，俱 未梓。明萬曆六年(1578)由知縣柯一泉主修，楊州鶴編纂，十卷刻本。清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九年(1680)、嘉慶十四年(1809) 、咸豐四年(1854)四次修志。民國3年(1914)、民國20年(1931)，由邑人陸軍中將、東邊鎮守使馬龍潭兩次捐巨資修縣誌，均為四卷石印本。新編《慶雲

縣誌》 初始修，搜集獻資料余，初稿，計余，八易稿，歷，版，省縣誌。志限，溯史端；限。、概述、濟、政治、化、社、卷，卷設編，共計編。

慶雲縣省北河北省交，隋皇六() 置縣，初無棣。明洪武初年，無棣縣廢。洪武六年(1373)重新置縣，易名慶雲縣，相沿至今。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隸屬滄州。1958年鹽山、慶雲、孟村三縣合併，稱孟村回族自治縣，不久改稱鹽山縣，隸屬天津市。1961年恢復慶雲縣。1964年底由河北省劃歸山東省德州專署轄，縣治遷於今址(解家集東)。全縣總面積502平方千米，為華北平原的一部分，由黃河沖積而成，地勢平緩、稍有起伏，微向東北傾斜。有漳衛新河、馬頰河、德惠新河三條大河流經縣域。屬於暖溫季風氣候，光照充足，氣候溫和，四季分明。1980年，有漢族、回族、滿族、水族4個民族，漢族人口佔總人口的98.9%。總人口238808人。慶雲縣有豐富的農業資源，是魯北重要的糧食產區。蔬菜品類齊全，盛產白菜、芹菜、香菜等，除內需外，重點銷往京、津、唐及東三省等大中城市，被譽為京津地區的“南菜園”。特別是當地產的大葉香菜，歷史上曾為貢品，莖大葉肥味香，產量高，是重要的蔬菜產品。果品類有小棗、蘋果、桃、梨、杏、山楂等。其中，尤以小棗最為著稱。慶雲是金絲小棗的重要產區。種植棗樹歷史悠久，始於商周、興於漢唐、盛於明清。據明清縣誌載∶“邑民以蒔棗為業，青疇綠野，彌望儘是棗林。”縣境有一株老棗樹，據傳為隋末唐初所植，樹周長3.8米，龍干虯枝，至今仍根固葉茂，年可收棗百餘斤。新中國成立以後，大力發展棗樹種植、加工業。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現已形成造紙、紡織、建材、化工、機械電子、化工和農產品加工等十大支柱行業。城建、交通、郵電、電業等基礎設施有很大發展。這些都在經濟卷中得以充分敘述。慶雲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歷史上曾有捻軍、義和團等多次農民起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慶雲人民進行了前仆後繼的鬥爭。1926年即建立了第一個農村中共黨支部；1934年爆發了震動冀魯的馬頰河罷河工抗暴政鬥爭；抗日戰爭時期，這裡是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擁軍支前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搶救歷史資料，忠實地記錄下可歌可泣的鬥爭歷史，修志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涉足全國十餘個省，數十個大中小城市及全縣300餘個村莊，廣徵博採，搜集了大量的文字及口碑資料。在政治卷中特設民主革命鬥爭紀略一編，進行了詳細記述，人物卷中記述革命烈士的功績，專設革命烈士英名錄一章，以昭後代，對有貢獻的在世人物，其事迹分別記入有關篇章。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特設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紀略一章，進行了詳細記述，為後世留下了可貴的資料和寶貴的經驗教訓。縣誌未單設軍事卷，其內容分述於政治卷有關篇章特別是“紀略”中。

新編《慶雲縣誌》1994年獲山東省新編地方志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慶雲縣誌》初版於1983年，是山東省第一部新修縣誌。《慶雲縣誌》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努力，完成縣誌初稿，約合90萬字。后又經四年的數易其稿，經過“增、刪、調、並、改”，刪繁補漏，以43萬字定稿，於1983年5月交付印刷，當年12月出版發行。

慶雲新縣誌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轟動，成為當年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當時山東省委給予了“具有開創之功”的高度評價，它的出版，為新中國縣誌編纂積累了寶貴經驗，當時全國先後有23個省的70多個縣市200餘人到慶雲取經，絕大多數地方縣誌均延承了《慶雲縣誌》的體例。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全黨工作重心實現了歷史性轉變，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使得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也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社會秩序穩定，經濟形勢轉好，客觀使得新型地方志的編纂具備了社會條件。

我們黨一向重視研究舊志和編輯新志工作。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就曾經規定“收集縣誌、府志、家譜，並加以研究”，1956年，周恩來總理主持擬定的 《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中，也提出重新修編各地方志的任務。但後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一度停頓。1980年4月，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史學大會上，又提出了加強地方志研究、編撰等任務。

慶雲舊縣誌最後一次大型編修是在1914年，此後截至新中國成立的那段歷史時期，風起雲湧，我黨領導了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時期，慶雲縣上千名先烈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26年，中共冀南特委劉格平在楊莊子建立了魯北第一個黨支部，繼而又創建農民武裝冀南農民自衛軍，進行了共產黨北方武裝鬥爭的早期嘗試；1934年慶雲黨組織領導了震驚華北的馬頰河大罷工；1937年“七七事變”后，慶雲人民組織抗日救國軍，率先打響了山東抗日第一槍。八年抗戰中，慶雲成為冀魯邊抗日模範根據地，慶雲曾榮獲“陳毅模範擔架連”稱號。

新中國成立后，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慶雲又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時期，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改革開放的偉大轉折。到上世紀80年代，近70年的歷史畫卷，一直沒有得到系統而有效的記錄。編纂一部反映慶雲縣全貌的歷史文獻，把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慶雲人民創造的英雄業績進行全面反映，把分散的、歷史的、現狀的各種資料收集起來，加以核實、整理，保存史料，鑒往知來，已然是勢在必行。

粉碎“四人幫”后，時任慶雲縣委宣傳部長的趙玉秀，深知搶救歷史資料的重要性，曾多次向縣委建言編修縣誌，得到當時縣委書記董涌的大力支持。1978年底，慶雲縣委決定修撰縣誌，縣委召開全縣三級幹部會議進行了籌備，縣廣播站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宣傳發動。1979年3月，慶雲縣抽調10多名文化幹部成立了慶雲縣誌編撰委員會。

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的態度，新縣誌編纂過程中，編撰委員會確立了“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原則。

新縣誌的編修面臨著重重困難。在烽火連綿、戰亂頻仍的年代，形成文字的資料極為有限，資料的搜集點多面廣，工作量極為繁重。另外，縣誌的編撰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整個山東省還屬首次，舊時的縣誌體例顯然不符合時代要求，但又沒有新型的地方志可以借鑒，業務上並沒有編志機構進行指導，可以說是“無章可循”。

困難面前，慶雲縣誌編撰委員會沒有退縮， “摸著石頭過河”，邊干邊摸索，採取了“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的辦法。搜集資料越多越詳細越好，之後再進行分類，由此開始了縣誌編撰之路。

慶雲縣誌的編撰，首先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把人員大致分為概況組、歷史組、人物組，擬定出編寫體例和綱目，之後深入基層調查採訪，廣泛徵集資料。

資料搜集是縣誌編撰的基礎，只有掌握了豐富而詳實的資料，縣誌編撰才能經得起時間檢驗。慶雲縣誌編撰過程中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過面訪、信訪、社會調查，搜集活素材；二是查閱舊志、檔案、報刊、文獻，廣泛搜集文字資料；三是吸收專業志等的精華。

搜集資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時代所限，現成的史料少之又少，慶雲黨的許多革命工作在當時的情形下，時常處於秘密狀態。這就為資料的查找核實帶來了巨大困難，只能是從一點切入，採取“順藤摸瓜”式進行採訪，再藤藤纏繞網成一個面，面面相沿組成慶雲的一個歷史環節，任何環節的缺失都不能使史料形成有機的整體。

採訪當年參與編寫慶雲縣誌的人員時，他們多數會提到張連福。他主要負責慶雲縣境內第一手資料的查詢、收集。那時的張連福已經53歲，從東辛店鄉黨委副書記的位子上離休，縣裡請他到史志辦參與編撰縣誌。張連福一口答應下來，並主動提出不要任何報酬。從此，張連福下村入戶，開始了他的“第二次革命”。為了弄清慶雲第二次淪陷的準確時間，1979年的夏天，他多次騎自行車到河北省鹽山縣慶雲鎮（舊慶雲縣城駐地）調查取證。當地群眾說，那時都在逃亡，連命都難保，誰還顧得了記這些。張連福沒有失去信心，經過9次取證挖掘，最後訪到河北省鹽山縣西關村村民胡寶章的妻子，她說，在第二次日本侵略者佔領縣城的那天，他們一家逃到杜家村姐姐家，過了三天，就生了孩子，根據孩子的生日可推算出慶雲城淪陷的時間。為進一步取證，他又向省史志辦求助，最後通過省里同志的幫助，查到了當時出版的報紙，根據報紙上報道對慶雲縣城淪陷的時間進行了進一步印證。

張連福以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和幹勁，把全縣381個村中有由來的100多個村莊都解釋清楚了。為調查資料，他幾乎到了忘我的程度。那年農曆臘月十七，張連福踏著厚厚的積雪去30多裡外的小胡樓村，調查全國林業勞動模範胡芳田1958年的事迹材料。中午時分開始往回趕，可路上的積雪開始融化，自行車沾滿了泥，他就扛著自行車一步一滑往回走。在快到縣城時，天已快黑了，這時的張連福又凍又餓，他實在堅持不住了，停下車躲進路邊深溝里，他原本想休息一會馬上走，沒成想竟然迷糊著了。恰逢一個賣烤地瓜的老農路過此處，見路邊停著一輛自行車，溝里卻躺著一個人，忙下去看個究竟。當得知張連福為下鄉查資料被困時，趕忙從烤地瓜爐子里拿出兩個熱氣騰騰的地瓜，讓張連福趕緊吃了回家。張連福說： “要不是那兩塊烤地瓜，我或許就凍死在那深溝里了！”當他回到縣城時，已是下半夜了。

搜集內部資料不容易，其實到外地採訪更不容易，當時的條件下，吃住、通訊、經費等都存在著諸多困難。因為沒有通訊工具，不能提前預約，每次外出採訪只能是“碰”運氣，如果到了那裡能找到人當然最好，而三四天找不到人是常有的事。通過周密計劃，外出採訪組張連生、高福和、楊修田、田書明等一行4人，開始了南下北上外出採集資料的征程。

南下的第一站是上海。到上海的目的是採訪冀魯邊區根據地的情況，上海有一位老幹部曾是當時根據地的負責人。抵達上海后，採訪組傻了眼。因為他們只知道這位老幹部家住上海市江西路，具體到是江西南路、北路，還是中路就不知道了。於是他們分頭挨家挨戶地打聽，從早晨到晚上都沒找到，四個人卻累得腰酸腿疼，腳底磨起了血泡。直到第二天，才找到這位老幹部的家，還非常不巧，他去北京開會了，他們又苦等了4天，才與這位老幹部見上面，採訪了第一手資料。

出門在外不容易，在計劃經濟年代出門更不容易。外出採訪組每人每天補助五毛到八毛錢，吃飯、坐公交車全包括在內。每到一處，他們下火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縣委的介紹信到登記處登記，看有沒有合適的旅館可住。當碰不到旅館住的情況，沒有辦法，他們只能找個浴池去住，大型浴池只要一毛錢到兩毛錢。雖然住浴池便宜，但非常不方便，因為浴池要到晚上十一點多才停業，這時才能住進去，早上七八點鐘就早早被攆出來。

除了住宿，在外吃飯也是一大難題。那個年代，糧食定量供應，在飯店吃飯要收糧票，但各省市的糧票不統一，兌換全國統一糧票又有限制。雖然接受採訪的老幹部盛情相邀，請他們吃飯，但他們卻不敢在人家多吃，要知道，突然家裡增加4個人，連吃上兩頓飯或許這個月他家就不夠吃的了。所以，他們只能去吃便宜的小飯店。吃小飯店也不容易，那時飯店少得可憐，他們跑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個小飯店，但吃飯時又要搶座位，想借吃飯時休息一下也是一種奢望。4個人一個座，輪流坐著休息一會兒。吃完了飯也不能多歇一會兒，因為旁邊時常站著好幾個人在等你的座位了，不得已只能到大街上坐一會兒，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採訪組南下的最後一站是杭州，從上海、南京、寧波到杭州，一路採訪下來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比預計的時間要長得多，身上僅有的600元經費也所剩無幾。在杭州採訪完，他們竟然沒了回家的路費。於是他們給家裡拍電報要求匯錢過去，可當時最快的是電匯，仍然需要3天時間。這樣一來一回，一星期後，採訪組才收到家裡匯來的救命錢。等待匯款的一星期，為減少開支，他們只能窩在旅館里，一天吃兩頓飯。

除了南下，採訪組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進行了資料搜集。採訪組先後走訪了省內外50餘個縣市、20多個大中城市、縣內150多個大隊，訪問了城鄉民眾800人次，參調檔案1300餘宗，整理當行材料320餘份，發出徵集史料公函80餘封，收到材料4萬餘字，整理資料700餘萬字。掌握了一大批鮮活的第一手資料，搜集到了大量的歷史研究材料。

1979年主要是收集資料時間，1980年則進入整理、編寫階段。10多名編撰人員擠在縣委大院的六間平房裡，開始整理資料。不分嚴寒酷暑，不分晝夜，加班加點地伏案勞作。有一年夏季的一天，從清晨開始雨就下個不停，上午人們上班時發現縣誌編撰辦公室的屋頂上竟然冒出了一把傘。原來，負責編寫縣誌的張連生早早來到辦公室，發現屋頂漏了一個洞，水直往下滴，就把雨傘支到了屋頂上，而自己則把桌子挪到門邊，埋頭寫著縣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