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地理學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相互交叉與互動的新時期，各學科在理論互動中對區域與空間產生了濃厚興趣。特別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交織更加明顯，以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主流派經濟學家重新審視了空間因素，以全新的視角，把以空間經 濟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等傳統經濟學科統一起來，構建了“新經濟地理學”。

主流經濟學以往常常對空間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以外,其研究基本上是非空間的,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學家們知道無法把空間因素模型化,所以不去研究經濟的空間問題。然而,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空間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很多經濟問題的研究就難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因此,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為經濟學家研究區位提供了一種新方法。

新經濟地理學的興起也與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有關。為了強化分析的嚴謹性,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一般都採用數學 抵抗性最小的簡單方法,藉助於抽象和簡化的模型來解決問題。經濟學許多經濟理論建立的前提條件是假設完全競爭和報酬穩定。然而在全球經濟發展的現實中,尤其是在當今的新經濟背景下,知識信息的可共享性、外溢性和擴散性,使得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領域邊際收入遞增取代了邊際收入遞減,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假設更加複雜和現實。按照新經濟地理學理念,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對決定貿易、集聚和專業化比完全競爭和報酬穩定更加重要。由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經濟學本身的局限性、經濟學與相關學科理論方法的突破性進展以及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需要是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興起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主流派的經濟學者之所以對“空間”問題產生興趣，是因為很多人發現了傳統經濟學在分析現代經濟問題時的局限性。經濟學理論一般都忽視現實的空間，認為生產要素不需要費用瞬間可以從一個活動空間轉移到另一個活動空問，不考慮運費的影響，而20世紀60年代以後，尤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現實經濟發展時遇到的困難越來越突出。此外，傳統均衡論的經濟學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分析，但許多事實證明了這一前提假設並不能完全成立，特別是在當今新經濟潮流的作用下，由於知識信息具有可共享性、外溢性、擴散性，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領域邊際收益遞增取代邊際收益遞減成為新經濟的特點。

已有的關於空間經濟的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雖然前面所介紹的空間經濟研究的傳統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是，它們對於空間因素研究的思想都存在許多可取之處的，這為進一步展開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平台，並促使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如何將它們進行有機地結合，以推動將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範疇中。在新經濟地理學出現以前，至少有兩次對空間經濟學的重大嘗試，但是由於沒有考慮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最終都失敗了。

綜上所述，複雜科學的興起、報酬遞增思想的漸人人心以及相應模型處理手段的建立和發展、計算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都為經濟學探索“經濟空間”的含義提供了理論上和技術上的支持，“新經濟地理學”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一書中，克魯格曼對空間經濟研究的傳統進行了分析，並將其歸納為五個方面：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積累因果關係、當地外部經濟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

這一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阿爾弗雷德·韋伯(WeberA)的區位理論，另一個是中心地方理論。韋伯的區位理論，又被稱為“最小運輸成本理論”，運用運費差異和原材料失重特性兩個指標，以費用等值線圈、結果圈作為分析工具，研究不同類型企業選擇的最優區位。但是，由於它對如何做出合理決策以及行動者的決策會產生什麼結果等，都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使其看起來更似一個在兩維平面上的區位幾何學。

中心地方理論分析了製造和市場營銷等中心的定位和作用，這些中心服務於假設均勻分佈的農業人口。廖什(LoschA)把工業區位和市場範圍結合起來，認為市場範圍的排列網路中必定有一個大城市，其周邊則環繞著一系列市場區和競爭點，將中心地理論與工業區位理論結合起來，探討工業及其市場區最優分佈問題即形成一種“經濟景觀”。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城市區位論”，揭示了城市的規模、功能和等級效應，並且將城市的規模與等級的關係概括為正六邊形模型，提出了中心地系統與服務業最優布局模式。

克魯格曼所說的社會物理學是指通過對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將社會經濟中存在的鮮明的實證規律性進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如關於城市規模的齊普夫定律(Zip’slaw，又稱位次-規模法則)，描述了一種城市間的相互影響與人口、城市間距離關係的“重力定律”，以及市場潛力指數對廠商定位和城市發展的影響等。這些成果都與現實情況能夠很好的吻合，有很強的解釋力，並且為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和構建均衡模型奠定了基礎，但是它們的工作僅僅描述了社會現象是什麼樣的，對於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規律卻不能給出解釋。

繆爾達爾首先用地區的例子闡述他的“積累循環因果關係”的概念，它表明數量微小的優勢如何擴展，把這一概念明確應用於地區增長問題的是艾倫·普里德(AlanPred，1966)。積累因果關係說明，任何一種形式的循環，或互為因果，或相互作用都是積累的，從而也是失衡的。一系列互為因果的事件，在經過一次波動之後，會迅速的收斂到最初的穩定均衡，或收斂到其他的穩定均衡點。而且這種相互作用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使最初的偶然事件發生大而持久的影響的就是累積過程。但是累積過程是動態的，一系列事件之問的相互作用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均衡點可能從一個轉向另一個，這一動態的累積過程充分的說明了預期的重要性。

關於外部經濟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Smith，1776)，但是，外部理論的概念是由新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1)首次準確的表達出來的。馬歇爾所說的外部經濟的含義與後來的經濟學家的想法並不完全一致。在40年代和50年代，經濟學家們開始明確區分技術外部性(純粹的溢出效應)和以市場為媒介的金融外部經濟，它們兩者的差異只存在於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里，通常市場規模導致的外部經濟與技術溢出效應是同時存在的。

《區位和土地利用》一書是世界知名的區域科學專家阿朗索的成名之作，其主要貢獻是將馮·杜能(yon Thtinen)的關於孤立 區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論及農業土地利用的分析引申到城市，以解釋城市內部的地用與地價之分佈。其核心觀點是：城市活動的租地競價曲線的構建和在土地供求均衡中地價和地用的決定。

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 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後。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

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所採用的報酬遞增假設及賴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徑。但是，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內不能完全解釋的問題。比方說，新增長理論雖然對投資促進長期增長的時間動態機制——循環累積因果關係的時間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它卻缺少空間維度，並不涉及要素流動，不能對集聚現象——循環累積因果關係的空間版本——提供解釋，亦不能預測經濟發展的空間演化規律。新貿易理論(Krugman，1980)雖然聚焦於市場結構，但它與傳統理論有一個相似之處，即通過基本特徵方面的差異來說明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國家存在，但並沒有說明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麼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於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此外，它將工業發展描述成是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逐漸且同時發生的，而事實上工業化常常採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業化的波浪中產業從一個國家依次向另一個國家擴散。

上述問題的研究往往涉及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性以及這三者之間通過市場而傳導的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這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研究範圍有許多相重合的地方。這類複雜而棘手的問題對新增長與新貿易理論構成相當的挑戰。

由於新增長與新貿易理論不能將運輸成本內生，主流派經濟學家不得不將研究的觸角進一步擴展到經濟地理學領域，以期從新的視角得出一些新的啟示。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及由此引發的一些投資、貿易、要素流動和區域政策問題也對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藉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簡稱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Helpman)與克魯格曼(1985)關於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和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於內生增長的著作《世界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並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麼，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

和採用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地理研究不同，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以報酬遞增和不完 全競爭理論假設為基礎。按照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預測，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經濟活動最終將沿空間均勻分佈。產品和市場的競爭為廠商捨近求遠的區位抉擇提供了解釋。但是，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在現實世界卻屢見不鮮，甚至連20世紀初的馬歇爾也不曾迴避這一現象。由於規模報酬不變是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說的基本假設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經濟”一詞來籠統地解釋各種生產活動的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公司水平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仍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來源於何方。而且，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用外部經濟解釋產業集聚本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到，對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假設的有效性其實大有進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對經濟學家們來說都是難以駕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將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概念用數學模型形式化之後，關於報酬遞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實質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設，消費種類和生產分工程度內生於市場規模。一方面，一個經濟中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因而，消費品種類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而資源的有限性導致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衝突。如果人口規模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酌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衝突，廠商為滿足消費需求實行進一步分工既能實現規模經濟，消費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種選擇，效用亦隨之上升。D—S模型也為解決複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個引入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經濟活動的演化不再是線性的，而是由非線性動態所支配的。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所呈現出的循環累積因果關係，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線性的蛛網圖嗎?假定存在足夠強的規模經濟，任何廠商都會選擇一個單個的區位來為一國的市場提供服務。為使運輸成本最小，他無疑會選擇一個有大的當地需求的區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數廠商都在那兒選址經營的某個區位才會有大的當地需求。因此，一個產業帶一旦建立，在沒有外部擾動的情況下，這一循環將會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布賴恩·亞瑟所謂的集聚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產業集聚很可能始於一種歷史偶然。如果專業化生產和貿易是由報酬遞增而非比較利益所驅動，則什麼樣的產業在什麼樣的區位形成集聚一般來說是不確定的，而是“歷史依賴(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屬於什麼樣的原因，某種專業化生產與貿易格局一旦建立，從貿易獲得的好處將累積循環，從而使得這一格局因進一步強化而被鎖定(locked—in)。因此，在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中採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假設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新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主要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

新經濟地理學以收益遞增作為理論基礎，並通過區位聚集中“路徑依賴”現象，來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收益遞增、完全競爭和比較優勢是傳統經濟學中三個基本的假設條件，最早運用報酬遞增來解釋地理上的集聚的也並不是克魯格曼，從某種程度上說，可以將“新經濟地理學”看作是經濟學中對收益遞增興趣復興的一部分。在空I訓集聚的過程中，不同的學者強凋收益遞增的不同形式，新經濟地理學中的收益遞增是指經濟上相互聯繫的產業或經濟活動，由於在空間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帶來的成本的節約，或者是產業規模擴大而帶來的無形資產的規模經濟等。克魯格曼在他的著作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收益遞增思想，並試圖在報酬遞增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經濟區位理論。在他看來，收益遞增本質上是一個區域和地方現象。空間聚集是收益遞增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問集中后所產生的經濟效應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區域靠近的向心力。

除了用來解釋產業活動的集聚或擴散以外，作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礎，報酬遞增模型還被用來解釋城市增長動力機制。絕大部分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都集中於產業活動的區域分佈，討論為何特定產業在某些區位集中，尤其是在城市中，克魯格曼在解釋城市中人、財、物的聚集時指出：人們向城市集中是由於這裡較高的工資和多樣化的商品，而工廠在城市集中是因為這裡能夠為他們的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新經濟地理學者認為，空間聚集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以及區域發展的基本因素。

在收益遞增規律及相應的集聚或擴散模型的影響下，“新經濟地理學”將區域和城市的發展定性為“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與新古典的經濟均衡模型相反，克魯格曼使用歷史方法，強調影響集聚的力量的持續和積累。也就是說，存在向“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發展的趨勢。總之，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區域的優勢被認為是由一些小的事件所導致的自身的加強。

新經濟地理學的第二個主要研究內容是區域的長期增長與空間集聚的關係。標準的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假定資本和勞動是收益遞減的，依據這個框架對集聚(特別是國家之間)的產生進行預測，一個相對貧窮、資本儲備較低的國家將有更高的資本邊際生產率和資本利潤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預言結果是，較貧窮的國家增長較快，最終能趕上較富裕國家。而根據巴羅和沙拉馬丁(Sala—I—Martin，1995)的研究顯示，區域收斂率在整個美國、歐盟、加拿大、Et本、中國以及澳大利亞範圍內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區域收斂速度卻相當緩慢，每年大約1.2%，這要比簡單的新古典模型緩慢得多。區域收斂率較慢的事實以及對新古典長期增長模型有效性的懷疑，引出了與收益遞增的模型之間的聯繫。

按照新經濟地理學，資本外部性的相對規模(市場作用的範圍)、勞動力的可移動性和交通成本將決定經濟活動和財富在空間配置上的區域整合程度。一方面，當資本外部性及勞動力的遷移通過區域整合增加時，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將預言更大規模的空間集聚，富裕中心和較差的邊緣區之間的差距將加大，經驗結果也似乎支持這個預測；另一方面，如果區域之問仍然存在著不可流動性(由於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礙)，那麼中心地區的勞動力和由於擁擠而帶來的成本就會增加，並有利於經濟活動的擴散和區域集聚的減弱。

兩區域模型：中心——外圍

核心——周邊模型。

徠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邊”模型最先見於克魯格曼(1991)的研究。該模型展示外部條件原本相同的兩個區域是如何在報酬遞增、人口流動與運輸成本交互作用的情況下最終演變出完全不同的生產結構的。模型假設世界經濟中僅存在兩個區域和兩個部門——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報酬遞增的製造業部門。農業工人在這兩個區域均勻分佈，農業工資處處相同；製造業工資的名義值和實際值則存在地區差異，因而製造業工人視實際工資的高低從低工資區域向高工資區域流動。它通過將報酬遞增條件下的製造業份額與流動工人的份額加以內生，得出區域生產結構隨運輸成本變化而呈現出非線性關係的規律。模型顯示，在中等水平的運輸成本下前向與後向聯繫的效應最強：一個區域的製造業份額越大，價格指數越低，廠商能夠支付的工資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製造業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對稱結構變得不可持續，從製造業原本均勻分佈的經濟中將逐漸演化出一種核心一周邊結構。核心佔世界產業的份額大於其佔世界要素稟賦的份額，由於製造業報酬遞增的緣故，它將成為製成品的凈出口者。由於在這裡區域(或國家)的大小及其演變都是內生的，由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比一開始就假定國家大小是外生給定的新貿易模型大大前進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說服力。

由於國界以及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人口流動構成相當大的障礙，上述以要素流動性假設為基礎的人口集中意義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適用於國內範圍的空間集聚研究。為研究國際層次的經濟活動的分佈，維納布斯(1996)憑藉產業間的直接“投入—產出”聯繫假設建立起國際專業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設，在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家之間雖然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但是可以進行貿易。假設各個國家具有相同的稟賦和生產技術，擁有農業和製造業兩個生產部門，勞動力可以在國內部門間流動。農業部門為完全競爭型，農業產出為單一投入—勞動的增凹函數。製造業部門為不完全競爭型，使用勞動和中間產品的組合作為投入，廠商之間存在直接的“投入—產出”聯繫，每一廠商的產出既作為提供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又作為所有其它廠商所需要的中間投入品。製造業作為中間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與傳統集聚有相近邏輯的國際專業化過程得以發生。

擁有較大製造業部門的區域通常能夠提供較多種類的中間產品，而中間產品種類較多的區域有較低的價格指數，使得使用中間產品的廠商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這就構成一種前向聯繫——既有的產業集聚構成對外部廠商的吸引，中間品投入較大的廠商將傾向於在擁有較大製造業部門的區域選址生產；反過來，廠商生產成本中的中間投入品採購部分構成廠商之間後向聯繫的來源：在一個區域生產的廠商越多，對中間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區域在製成品上的總支出也越大，這就為中間產品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當地市場。由於國與國之間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前、後向聯繫的結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國家的集中，但是，它們卻能夠導致製造業(或特定產業)在有限幾個國家集聚的專業化過程。另一方面，正是由於勞動力不能在國家間流動，特定國家的製造業集聚也會因勞動供給的趨緊而使得該國製造業與農業工資同時上升，在農業生產函數為嚴格凹的假設下，農業邊際產出上升，製造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引減弱。

國際專業化模型所表明的一體化與集聚之間非線性的倒U形關係揭示了廠商對經濟一體化可能做出的區位響應。在較高的貿易成本下，廠商將分佈於稟賦相同的區域以滿足最終需求。在居中的貿易成本下，隨著某些區域比其它區域吸引更多的產業，區域差異將開始形成——但並不會達到完全專業化的程度。在低貿易成本下，集聚隨著低工資區域的產業份額逐漸上升而潰散。相對於更為工業化的區域來說，早期進入低工資區域廠商的動機是出於對非流動要素的較低的價格的考慮；然後，隨著在某些部門建立起臨界廠商群落，更多的廠商將搬遷過來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後向聯繫。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增長需要實行高度的對外開放，不僅需要商品領域的自由貿易，而且需要各國在投資和服務(尤其是生產者服務)貿易領域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全球性的產業擴散及其規律對於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來說一直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以上述國際專業化模 型為基礎，蒲格和維納布斯(1996)在模型中進一步引入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數，用L表示由技術所決定的效率水平，假設技術進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穩定地遞增，並用效率單位測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假設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某個區域因為偶然的技術進步在製造業率先建立起一種自我強化的優勢，這一優勢允許它支付比其它國家更高的工資。隨著時間的發展，世界對製成品的需求上升。這將使得製造業區域的生產水平上升，強化製造業在該區域的集聚，並使得該區域工資上升。隨著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區域間的工資差異將越來越大，並最終不可持續，製造業廠商將尋求遷入第二個區域，在那裡他們更為有利可圖。這樣，第二個區域又開始了建立製造業自我強化優勢、提升區域工資的新的輪迴，並最終引發第三個區域的製造業成長，如此循環往複。在運輸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況下，位於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後向聯繫(向心力)都相對較低，勞動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導致工資成本的上升(離心力)都足以壓倒產業聯繫(向心力)的影響，從而引發投資和生產向周邊國家的轉移以滿足最終需求。倒是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位於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後向聯繫(向心力)最強，有更大的餘地平衡由勞動效率的，上升所導致的工資成本(離心力)的增加，因此，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產業集聚更容易維持。

然而，這一模型給人們的啟發更多地在於揭示產業擴散相對於勞動效率(而非運輸成本)變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魯格曼與維納布斯(1999)用了一個包含三個國家和七個勞動密集度各不相同的產業的例子更好地說明這一產業擴散過程，在階段I，所有產業均位於國家1，在國家1與國家2和3之間存在工資差異。隨著勞動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資差異的幅度不斷增加——直到某個產業的廠商開始重新進行區位選擇並因此而有利可圖，階段Ⅱ即從此開始。在Ⅱ階段，產業是向所有國家均勻地擴散，還是依次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擴散呢?且考察一下階　段Ⅱ的最初階段，其間國家2和國家3都在開始工業化。在階段Ⅱ起初的一個很小的區間內，兩國工資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隨著國家2和國家3內部的產業聯繫變得不斷增強，兩個國家有相同產業結構的均衡將會變得不穩定。只要有一個國家略微領先，其優勢就會被放大，另一個國家將因此而落後。因此，產業擴散並不是沿所有國家齊頭並進的，各國的工業化有先有后。

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經濟發展不是多個國家齊頭並進地追趕富裕國家的平穩的過程，它是—個富國與窮國集團共存的過程，存在導致窮國加入富國俱樂部的可能的機制。世界範圍的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過程。

為了進一步考察全球化對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影響，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1996)從分析一些廠商與某類廠商存在比與其它廠商更強的買方/供方關係這一重要的投入-產出聯繫特徵人手，建立起區域專業化模型。這一模型與上述模型的演化動態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設方面卻存在一個主要差別：在區域產業專業化模型中，假設存在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和兩個生產部門(產業1和產業2)，這兩個國家和兩個部門所面臨的需求與所採用的技術完全對稱，勞動投入為惟一的生產要素；由於所考察的經濟已完全實現工業化，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已從其中退出，因此，假設各生產部門均為不完全競爭型的製造業。

假定產業1在本國的集聚(相應地，產業2在外國集聚)為一均衡，當產業間聯繫強於產業內聯繫時，在任何貿易成本下，這一產業集聚都不是可持續的，這是因為，對於各個廠商來說，最為重要的區位利益來自於與它國廠商的聯繫，因此，各個國家將發展多樣化的產業組合。相反，如果產業內聯繫強於產業間聯繫，則當貿易成本值較高時，產業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兩個產業在兩個國家內均有分佈；只有當貿易成本足夠小時，產業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續的。產業內聯繫與產業間聯繫之差距越大，使產業集聚為可持續的貿易成本的取值範圍越寬。由這一模型所預測的基本傾向即使在對模型引入更多區域和產業部門的情況下也會保持不變。但在多個產業的情況下，分佈並不是一半對一半的。一個區域可能比另一個區域有更多的產業，這將導致區域之間真實收入的差距。

通過對報酬遞增的D—S模型賦予空間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對報酬遞增、外部經濟、運輸成本、要素流動和投入產出聯繫的性質及其相互作用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所發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理論含義，對於理解全球化條件下的生產、貿易和經濟發展的特點具有重要意義。

新經濟地理學研究表明，運輸成本的變化對於經濟活動空間分佈的影響是非線性和非單調的。貿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穩定地增加。一般而論，出於對報酬遞增、貿易成本和市場外部性的考慮，廠商傾向於選擇靠近市場的區位安排生產，而靠近市場的區位正好是其它廠商比較集中的區位；反過來，選擇在其它廠商比較集中的區位生產的廠商又會面對在當地產品和要素市場的更為強大的競爭，高強度的競爭傾向於使從事生產括動的廠商沿空間發散。存在於廠商之間的吸引力(向心力或正反饋)與排斥力(離心力或負反饋)對抗的結果將最終決定生產活動是在特定空間集聚還是沿整個空間發散。在貿易成，本的高端，市場被分割成規模有限的條塊，由空間距離所決定的不完全競爭的性質和就地供應市場的要求決定了廠商之間的排斥大於吸引，廠商只能向規模有限的本地市場提供服務，而有限的市場規模抑制了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市場外部性難以體現，整個經濟空間將為眾多分佈於不同區域的廠商和分散的規模有限的市場所覆蓋。隨著貿易成本向中間段趨近，分立於不同市場的廠商之間的相互吸引上升，排斥下降，各自對對方市場的滲透力加強，當吸引壓倒排斥時，分立的小規模市場趨向於融合(即區域一體化)，廠商和勞動力在更大規模的市場區形成集聚。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 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生產和開發細分產品，顯著提升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這一過程乃是對經濟全球化過程的一個基本寫照。

由於集聚所特有的路徑依賴性(或累積循環因果關係)，一體化市場的產業積聚程度將越來越高，本地要素和商品的價格將趨於上升。如果要素和商品可以從其它區域大量進口，外部移民的誘至將促成更大程度的積聚；如果某些對生產特別重要的要素(如勞動力)不能流動，或者某些對於消費特別重要的商品(如住房)為不可貿易品，則進一步的一體化將減輕市場外部性的重要程度，不流動商品和要素的價格差異將驅使廠商轉移投資及驅使勞動者轉向別的區域就業，從而啟動產業從核心發達地區向周邊不發達地區擴散的全球性的工業化進程。而以產業擴散為主要特徵的工業化過程並非採取從核心向周邊等量輻射的形式，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擴散。這裡不難看出，通過影響發散和集聚力量之間的平衡，經濟全球化反過來可以決定性地影響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國際勞動分工將通過一個非平衡發展的過程自發地出現，世界經濟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一個“核心—周邊”結構模式。不平衡發展可能是經濟全球化可預見的後果。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表明，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產業集聚和長期增長依運輸成本而呈非線性變化，演化的軌跡表現為典型的倒U形構造，在全球化過程的中間段，產業結構表現為高度集聚，國家間的經濟差異最為顯著，產業結構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發展乃是經濟發展的常態。

同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樣，新經濟地理學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完善，比如：與現實相比，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顯得太簡單、太刻板，克魯格曼的研究只對馬歇爾外部性中的金錢資本外部性感興趣，人力資本的外部性有所提及，但在模型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強調，知識溢出的外部性則完全被忽略了；缺乏網路對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的影響的研究；新經濟地理忽視了區域在社會、文化機構及制度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差異也被認為是次要的等。

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對經濟學來說是把空問概念引入經濟系統；對地理學來說則是把微觀經濟機制引入到在地理分析中。儘管新經濟地理學能否將地理學與經濟學成功的融合在一起，目前尚無定論，但是不可否認，與以往理論相比，新經濟地理學有其創新之處：

第一，新經濟地理學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不完全 競爭為假設條件來研究區域經濟問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接近於現實。新經濟地理學將空間因素和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納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成功的應用D—S模型與冰山成本相結合，解決了經濟學長期以來廠商層次報酬遞增與競爭性一般均衡不兼容的問題。

第二，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將比較優勢、外部性等問題內生化。新經濟地理學通過將比較優勢內生化來深化背景上的認識問題，為沒有先天差異的區域之間發展差異尋求解釋。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外部經濟現在是被推導出來的，而不是被假設的，因而作為經濟變化更基本的參數，外部經濟可以被視為以一種可以預測的方式變化。

第三，儘管新經濟地理學的某些模型過於抽象，但這些模型的建立畢竟相對於傳統的區位科學模型有了很大進步和改觀。新經濟地理學是包含非均衡力的經濟學，它的核心模型是非線性模型，因而它給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理論觀點，揭示了經濟活動空問模型的複雜性，而且，克魯格曼通過對有些不確定性的複雜理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空間自組織模型，這些都使得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更有現實意義。

鑒於新經濟地理學核心模型在許多方面顯得過於簡單，今後研究的一個可行路線是將核心模型中的基本要素和觀點與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中關於成熟的貿易和區位理論結合在一起，除了考慮新經濟地理學中要素流動性、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等關鍵因素之外，新經濟地理學至少有2個可供未來研究的方向：擴展理論研究範圍，加強實證研究、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福利和政策涵義。

新經濟地理學所受的批評之一就是對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的因素考慮過於簡單，今後不僅要研究關聯效應，而且對厚實的市場、知識溢出和純外部經濟性也要加以研究，但前提條件必須要建立一個基於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貿易聯繫效應的更一般的壟斷競爭模型，新經濟地學的進一步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基於空間因素的壟斷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構建。目前新經濟地理學已經建立了關於效用和生產函數、運輸技術等因素的具體函數形式，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函數的選擇集，目前已經有學者(Ottaviano, Tabuchi andThiss,2002)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並建立了基於壟斷競爭的“中心—外圍”線性模型。

另外，還要加強知識溢出效應在新經濟地理中的研究。集聚、知識外部性與增長之間具有密切聯繫。在短期內，人們的地理鄰近甚至面對面交流有助於知識的擴散和獲取，但從長遠來看，相同知識背景的人們由於地理鄰近而集聚將會使他們的知識趨於同化，因此時間將會削弱知識的外部性。許多學者如Marshall(1920)、Jacobs(1969)、Lucas(1988)都認為：在一個城市或產業區,大量不同類型人的集聚(尤其是具有不同知識和技術的專業技術工人的集聚)，將有助於知識的擴散、創新和積聚，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這只是短期的效應，如果要長期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要有新的知識要素的注入，否則未必成立。因此，對一個城市和產業區的知識外部性要建立動態分析框架，具有不同知識背景的勞動力在不同區域間的流動在這一框架中發揮關鍵作用，因為不同的知識和信息得以在不同的區域間傳播和維持。這樣的動態分析框架將有助於新增長理論的發展，因此，建立知識外部性分析的微觀基礎是進一步發展新經濟地理學的關鍵，也是新經濟地理學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

一般認為，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型具有很強的非線性，是很難用於實證研究的。另外，為了建立理論上容易處理的數學模型，往往需要做出一些假設，而這些假設又很難去放鬆，但如果用現實世界中的數據做實證研究時，卻又需要修正這些假設，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新經濟地理學被批評過於注重數學模型而缺乏定量的實證研究了。不過，新增長理論模型和新貿易理論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經驗研究有助於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提供一些典型事實和約束條件，可以用來判斷在哪些因素之間存在真正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用來指出模型在哪些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拓展。

正如新增長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經過理論發展之後，實證研究越來越得到重視一樣，加強實證研究也是新經濟地理學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未來的研究將會沿著“一般到具體”的路線，從高度抽象的簡單模型到解決具體問題的模型，在此過程中理論模型將會逐漸被修改和完善，實證研究的增多將會使新經濟地理學的政策問題得到更多的關注，探討福利和政策含義將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新的研究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