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秋生造像記
孫秋生造像記
《孫秋生造像記》,在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南壁。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502年)五月廿七日造訖。楷書,六朝碑刻中書家署名者不多,此署蕭顯慶書,但書家情況不詳,當為地位低下的工匠或經書手。此碑書犀利剛勁,寬博樸厚,較《始平公造像》筆法多變,龍門碑刻書法藝術的代表作品之一。現收藏於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孫秋生造像記》局部
孫秋生造像龕的尖拱內的雕刻大致分3層,上層刻10身飛天,每側5身,中間刻一寶珠,下層刻尖拱坐佛11尊,在最左側坐佛下方刻一類似於化生像的形象,與其對稱的右側刻一類似蓮蕾的雕刻;中間一層刻化生像10身。龕梁中間刻一對相背的龍首,在龕梁的轉折處各刻一束腰,裝飾紋樣為人字形,梁端刻一對反顧龍首,踏按於龕柱上。龕柱柱頭裝飾雙圓覆蓮瓣,柱身為素麵八棱形,龕柱由二托重力士像承托。龕內刻一佛二菩薩像。龕下中間刻二龍盤繞之香爐,兩側對稱刻出4身供養像(三身存殘跡)。右側造像碑雕刻於孫秋生造像龕和法生造像龕(南壁向內數第2龕)之間的空餘壁面,與二造像龕沒有打破關係,造像碑的高度大致就是造像龕由龕底到龕柱的高度,即造像碑的高度上限是龕柱柱頭的位置,這一現象在古陽洞北壁的魏靈藏造像龕、楊大眼造像龕等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印證。這說明在孫秋生造像龕雕刻前,造像碑的位置、規模、形制已經有了計劃,造像龕與造像碑是統一規劃設計的。
孫秋生造像龕圖片
一般來說,碑額上的題字所表現的有兩方面內容,一是碑名,第二表現的是該造像碑的性質,在石窟造像中往往題刻的是“邑子像”或“娣女”,表明該造像系由佛教組織——邑社出資開鑿的。孫秋生碑的碑額題字的中間部分“邑子像”表明,孫秋生造像龕是由邑社出資開鑿的。
值得注意的是,“邑子像”兩側為什麼刊刻邑主題名呢?在龍門石窟中眾多的邑社造像中,邑主均出現在發願文中,在造像為目的的邑社中,邑主的身份地位無疑是最重要的,在孫秋生碑中,邑主的名字卻刻在碑額的兩側,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才作此布局。
邑子題名位於發願文的下方,高83厘米,寬49厘米,15行,滿行30字,每字3厘米見方,均以“維那”開行,每行邑子題名人數不等,有9人、10人、11人之區別,末行只有3人,書朱前也布排了方格。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4個現象:
1、邑子題名只刻出139人,加上碑額和發願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與發願文中“二百人等”在人數上有出入,即有57名邑社成員的名字未予刊刻。
2、題名中有數人也參與了龍門其他邑社造像。由此可以看出,以孫秋生、劉起祖為首的邑社可能是專門為開龕造像而成立的比較鬆散的組織。
3、邑子題名和發願文相比較來看,字體較小,行數多出2行。
4、邑子題名的布局不太規矩,對每個名字字數的多少不管是二字、三字、四字都沒有明顯的分隔,只是按行順排,給釋讀帶來一定的難度。
大伐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永隆,三寶彌顯。有願弟子榮茂春葩,庭槐獨秀,蘭條鼓馥於昌年,緊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屬萬福雲歸,洙輸疊駕。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身神騰九空,跡登十地,五道群生,咸同此願。孟廣達文,蕭顯慶書。
《孫秋生造像記》是著名的《龍門四品》和《龍門二十品》之一,北魏景明三年(502)刻,是龍門造像記中的佼佼者。
主佛像頭部殘,著袒右肩袈裟,自左肩向右下垂的袈裟裝飾有折帶紋,內著僧祇支,邊飾串珠,施禪定印,結跏趺坐(露右足)於龕底。覆蓋雙腿之上的衣紋呈弧形,膝蓋處刻渦紋,整軀造像清瘦剛勁。脅侍菩薩像頭部殘,佩項圈,披巾敷搭雙肩於身前交叉穿璧后繞臂沿體側下垂,下著裙,衣紋雕刻細密,左脅侍左手執披巾垂體側,右側像右手提瓶垂體側。整龕造像具有明顯的雲岡石窟二期的藝術風格,在龍門石窟北朝窟龕分期中屬一期造像。
用筆方整遒勁,仆厚古拙,峭拔勁挺;力量外拓;章法處理上行列也較為整齊,顯得縱有行而橫有列,雖字字獨立,但並無可板之感。
清代康有為在評魏碑書法時說:“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在包世臣、康有為的褒揚下,龍門造像記的書法價值便愈來愈為世人所認識。《孔秋生造像記》無疑地也成了一劑醫治靡弱書風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