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圖書館

20世紀初，陳獨秀由日本留學回國來到南京，受到好友汪希顏的熱情接待。汪希顏是安徽績溪人，長陳獨秀6歲，他們是在日本留學時相識，並結為摯友的。不幸的是，這年夏天，29歲的汪希顏病逝於南京。

病逝前，汪希顏給在績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鄒去信，介紹“皖城志士陳仲甫”。於是，陳獨秀與汪孟鄒結識為友。

1903年冬，汪孟鄒在蕪湖長街開辦科學圖書社。這是一個既賣圖書又賣文具的新書店。此時，陳獨秀在安慶與房秩五、吳守一籌辦《安徽俗話報》，並想把它交給科學圖書社編輯和發行。他風塵僕僕來到蕪湖，住進了科學圖書社，還寫了一副對聯掛在堂前，“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安徽俗話報》僅辦了23期，於1905年停刊。這以後，陳獨秀便參加暗殺團，創辦岳王會，從事革命活動，但是卻始終無法忘懷在科學圖書社的日子。1922年，他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的扉頁上題詞道：

二十年前，孟鄒以毫無商業經驗的秀才，跑到蕪湖開書店，實是盲目行動，然當時為熱烈的革新感情所驅使，居然糊糊塗塗，做到現在狀況。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

辛亥革命成功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為都督，陳獨秀為秘書長。一些朋友勸說汪孟鄒：“以你和柏都督、仲甫先生的關係，何不去找找他們，在都督府謀一個差事，也不枉和他們朋友一場。”還有的說，去當知縣吧，“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甚至還有人說：“乾脆去拿一個稅局。”

汪孟鄒經不住別人的慫恿，來到安慶找到陳獨秀，要求謀一份差使。沒想到陳獨秀卻沉著臉說：“做什麼官！這裡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回去，回去，你還是回蕪湖賣你的鉛筆、墨水、練習簿的好。我來和烈武(即柏文蔚，作者注)說，要他幫一點忙，你還是到上海開一個書店好，就叫亞東圖書館吧。”

汪孟鄒接受陳獨秀的建議，將汪希顏的兒子汪原放從蕪湖召來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馬路)惠福里辦起亞東圖書館，後來又遷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因為翻造房子，又從平和里遷到江西路口的福華里。亞東圖書館遷來遷去，一直離不開狹窄的弄堂，陳獨秀對此很不滿意，多次勸說汪孟鄒要將書店遷出弄堂。有一次，他甚至變色地說：“你要死，只管還縮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馬路。”1919年初，亞東圖書館因經銷北京大學書籍而經濟狀況漸好，終於遷至五馬路(廣東路)棋盤街西首。

時局果如陳獨秀所料，二次革命失敗，形勢急劇變化，袁世凱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沖將陳獨秀列為第一名“要犯”通緝追捕，並抄了他在安慶的家。陳獨秀逃到上海，幫助汪孟鄒經辦亞東圖書館，起草《亞東圖書館開幕宣言》，並編寫《英文教科書》和《字義類例》，交給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

《新青年》

不久，陳獨秀應章士釗之聘，東渡日本，協辦《甲寅》雜誌，用他自己的話說，開始“度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的生活。”他的生活雖然窮困不堪，但是，他反對專制、倡導民主、啟迪民智、獻身革命的偉大抱負卻矢志不渝。

從日本回來后，陳獨秀便想讓亞東幫助他辦一本雜誌。一天，他對汪孟鄒說：“我早就想辦一本雜誌，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全國的思想都要改觀。”汪孟鄒極表贊同，可是，自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亞東的生意本已十分清淡，加之又在承擔《甲寅》雜誌的印刷，已經沒有能力接受老友的託付。這在汪孟鄒的日記中多有記敘，如：“社務乏款，焦急之至”，“蕪(湖)款未至，焦灼萬分”，“暫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等。

汪孟鄒是個熱心人，憑藉自己在業界的關係，找了幾家書社，最後選擇了同行老友、群益書社的陳子壽、陳子沛兄弟，讓陳獨秀與他們洽談。結果，群益書社同意和陳獨秀合作。這份雜誌便是《新青年》。

這期間，陳獨秀常與汪孟鄒、陳子壽等聚談，並時常召來柏文蔚、章士釗等，共同討論合併擴大為書局的事。他還和汪孟鄒聯袂北上，籌措資金。汪孟鄒因在北京人事生疏，而提前回到上海。而陳獨秀則又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北京之行，收穫頗豐，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弟與孟鄒兄為書局招股事，於去年十一月底來北京勾留月余，約可得十餘萬元，南方約可得數萬元，有現金二十萬元，合之亞東、群益舊有財產約三十萬元，亦可勉強成立，大擴充尚須忍待二三年也。

可是，事與願違，由於種種原因，合併之事終成泡影。

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后，給亞東圖書館帶來新的氣象。北大委託亞東圖書館為其在上海的總經銷，專門銷售北大出版的新書。當時國內的一些知名學者，如楊敏曾、錢玄同、程演生、楊昌濟、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由亞東經銷。亞東圖書館因此而揚名。《新青年》也一直由亞東銷售。陳獨秀還把《每周評論》，以及《新潮》等都交由亞東銷售。亞東圖書館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傳播陣地。

標點《水滸》

中國古典小說歷來沒有標點，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讀者看著十分吃力，年輕的讀者看了，更如墜入五里霧中。汪原放早就有心標點和分段。一天，汪原放把自己的計劃和打算告訴了汪孟鄒，汪孟鄒卻擔心書籍的銷路。

沒想到陳獨秀卻連聲讚揚：“好哇，這有什麼不放心的。把原放標點的書拿給我帶回去看看。”沒過幾天，陳獨秀又來到亞東，一進門便高興地說：“我看過了，很好，能出。眉批夾注刪掉好，讀書嘛，就要讓讀者自己去讀。”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在亞東圖書館正式發行。陳獨秀和胡適分別為之作《水滸新敘》和《水滸傳考證》。

初版時，亞東圖書館只印了2000部，一上架便銷售一空，於是，又加印到4000部。新版《水滸》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更增強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陸續標點了《儒林外史》、《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水滸續集》、《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海上花》等。他的這一工作，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1924年1月24日，魯迅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說，汪原放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於作者和讀者的。”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在北大受到排擠，只得又回到上海，居住在亞東圖書館，他在這裡多次會見北京學聯代表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人。各地進步青年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紛紛建立文化書社，這些文化書社經陳獨秀介紹，都與亞東圖書館建立了業務聯繫，如，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群書社，毛澤東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等，陳獨秀都曾為他們作了經濟擔保。毛澤東就曾拿著陳的保單，來亞東聯繫過書刊業務。

1920年8月，陳獨秀和蘇俄代表維經斯基等談話后，便積極投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他的許多活動都是在亞東進行的。汪孟鄒是個精明人，十分清楚陳獨秀在幹什麼，出於對老友的信賴和理解，盡量為陳獨秀的活動提供方便。可是，他又缺乏老友的膽略和氣魄。於是，陳獨秀便認真地對他說：“好吧，你就不要做黨員，只管站在外面，做一個同情者好了。”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找到汪孟鄒，讓亞東籌措最好的紙張，以作《嚮導》印刷用。《嚮導》印好后，亞東還承擔了它的發行工作。與此同時，亞東圖書館抓緊趕排《獨秀文存》。這時，陳獨秀作為社會主義的領袖，受到反動勢力的忌恨和迫害，亞東圖書館還能出他的書，是要有一定的膽量的。《獨秀文存》有一、二兩集，第一集的內容多為民主與科學，第二集卻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亞東印了第一集，便再也沒有膽量印第二集了。當有人催問時，汪孟鄒謹慎地說：“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看一看風頭再動手。出了事，可就吃不消了。”

陳獨秀的第二個兒子陳喬年，常來亞東圖書館，他和汪原放年齡相仿，時間久了，便成為親密的朋友。陳喬年成為中共領導人後，汪原放深受影響，並有加入共產黨的意思。一天，汪原放羞怯地對陳喬年說：“我很想加入共產黨。現在國事艱難，只有共產黨才能把國事辦好。就是將來，也要靠共產黨。”

陳喬年笑了笑說：“原放，我看你很像一個國民黨左派。”汪原放聽后，極為沮喪，一聲不吭，再也不去見陳喬年。過了一段時間，陳喬年知道自己傷了汪原放的自尊，便主動來找汪原放，他說：“原放，願意和我去看一個朋友嗎？”汪原放隨陳喬年來到閘北的一家工廠，坐下后，陳喬年將另一個人介紹給汪原放，說：“組織已經同意你的入黨申請，我和郭伯和同志便是你的入黨介紹人。”

1927年5月，汪原放奉黨的指示來到漢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黨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漢，當時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張太雷同志擔任局長，後由汪原放接替），管理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和宏源紙行，負責《嚮導》的印刷、出版和發行。汪精衛背叛革命后，武漢也和上海一樣，籠罩在血雨腥風之中，陳獨秀很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一天，陳獨秀對陳喬年說：“告訴原放，去找一找光明甫先生，讓他去跟柏文蔚疏通一下，能不能到他的三十三軍謀一‘合法’差事，這樣也就有張護身符了。”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也都是陳獨秀和汪孟鄒的朋友，而且，他們也都同情共產黨。汪原放向他們轉達了陳獨秀的口信，很快便在三十三軍謀了一個少校軍銜的參謀。於是，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便能在秘密的情況下照常進行。

不久，陳獨秀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而隱居在工人住宅區。8月的一天，汪原放應召由陳喬年相陪，來見陳獨秀，只見他光著上身，肩上披著一條粗布大圍巾，手裡抓著芭蕉扇，躺在竹床上，活脫脫地像一個拉大車的苦力。兩人來到屋裡，他才坐了起來。

陳獨秀詢問完汪原放手頭的事情后，說：“我想到上海去。可是，那裡的情況我又不大知曉。原放，你去趟上海吧，問問你的大叔，看看我去得去不得。”

汪原放來到上海，向汪孟鄒轉達了陳獨秀的問詢，汪孟鄒告訴汪原放：“不要緊，仲甫可以來。”

於是，汪原放陪著陳獨秀來到上海。臨行時，由於黨組織已轉入地下，匆忙中忘了帶組織關係，與黨失去聯繫，汪原放很是焦慮，他和陳喬年談起這件事，希望找到一種補救的辦法，可是，想不到陳喬年卻說：“我來的時候，父親要我告訴你，現在你不要幹了，還是把書店事做好要緊。他說：‘書店很不容易做，不進則退。’所以，你們還是帶灰一點好，千萬不可犯紅，萬一惹出事來，書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償失的。”

汪原放遵照陳獨秀的意見，又回到亞東圖書館，重操舊業，當起編譯。這期間，汪原放協助汪孟鄒，使亞東在五年的時間內，出版了73部書，其中汪原放的譯著便有《僕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一次被捕入獄。他一生多次被捕，而每次被捕，就因為他跟汪孟鄒的關係，亞東圖書館也受到牽連，汪孟鄒都要逃之夭夭，以避風頭。這次，雖然用不著像以前那樣驚慌害怕，東逃西躲，但是，汪孟鄒、汪原放還是放心不下。不久，陳獨秀由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寄來明信片，說他生病了，想亞東派人去看望。

汪原放只得撂下手頭的事，來到南京探視。走進南京第一模範監獄，由獄警引到一間囚所。這是一間不大的房屋，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陳獨秀住的是單間，裡面生活用品齊全，靠牆立著一排書架，碼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簡易的書桌上放著筆、墨、硯台和一疊稿紙，“仲翁，”他總是這樣尊稱陳獨秀。陳獨秀捂著肚子，從床上坐了起來，他說：“我的胃病犯了，實在疼痛難耐。這裡的獄醫也治了，又是吃藥，又是打針，就是不見好。”

汪原放著急了，“那怎麼是好啊？”

“是這樣，你回上海，讓你的大叔去找黃仲醫生，他的醫術高明。以前在上海，我的老胃病來了，只有吃他的葯，才能見效。”陳獨秀說完給自己治病的事後，接著便問亞東圖書館的情況，他讓汪原放轉告汪孟鄒，處此動亂的年代，一定不能把亞東給荒廢了。

他看著汪原放，動情地說：“我對亞東是有特殊的感情的。你知道的，十年前，離開陳炯明，辭去教育委員長，我便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每月只有那麼點錢，你嬸(指高君曼，作者注)又有病，這點錢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不是亞東一次一次地預支《獨秀文存》的稿酬，我也不清楚日子會怎樣地過下去。”

汪原放當然清楚，陳獨秀在成為黨的領導人後，當時黨初建，專職的黨務工作者，每月只有幾十元的生活費。繁忙的黨務工作，使陳獨秀難以顧及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兩人為此常常吵架。黨內同志考慮到影響不好，住在一起極不方便，勸說高君曼回南京娘家的房子居住。她在南京住一間草房，傢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離散爛。

高君曼常來上海，來時又總是以亞東圖書館為聯絡點，與陳獨秀見面。1925年，高君曼患了肺病，陳獨秀仍是每月給予50元，高君曼嫌不夠，所以，兩人在亞東見面時，總要大吵大鬧。但逢此時，汪孟鄒便以好言相勸：“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里事務煩多，他哪有工夫問家，你就原諒他吧。”陳獨秀無奈，只得以稿費補貼全家生活，而稿費往往又是預支的，為此，他欠了亞東許多債。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來南京探視，兩人互道問詢后，陳獨秀便說：“我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想想，心裡不踏實，你回去后，讓亞東重印《獨秀文存》，這樣，我可以拿稿酬把亞東的賬結清了。”汪原放回到上海后，便重印《獨秀文存》，這次儘管沒敢大張旗鼓地作廣告宣傳，卻在不長的時間銷售了4000部，不少人見到汪原放便說：“這麼多年，你們不印，真是可惜。”

不久，柏文蔚、章士釗給亞東送來一些錢，讓轉交陳獨秀，以貼補生活之需，可是，陳獨秀卻執意用這些錢抵銷亞東的欠賬。這時，亞東已是汪原放主事，他體諒陳獨秀的清貧，根本沒打算抵銷其在亞東的欠賬，所以，每次陳獨秀催問，他總是敷衍，而不拿出明細的賬單。6月16日，陳獨秀又給汪原放來信說：

柏、章諸君曾有小款托尊處轉收，不知全數若干？除以此扣還外，尚欠尊處若干？務請抄一細賬賜知。無論如何深交，賬目必須清楚。令叔對此往往胡裡胡塗，望兄一矯正之。

現在，《獨秀文存》銷售這麼好，書款回籠這麼快，於是，他讓賬房抄了一份明細的賬單，於10月間，給陳獨秀寄去。很快，陳獨秀便給汪原放復了信：

我猜想這賬上的主要意思是說《文存》的版費，除前透支外，現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

他與亞東的經濟賬終於結清，尚存的錢，委託亞東按月支付給在上海讀書的小兒子和年。

陳獨秀在獄中，通過與汪氏叔侄的來信，獲知亞東經濟上已不堪支撐的詳情，他心心繫念，頻頻去信，為之出謀劃策，解難分憂。1937年10月11日，他建議亞東印行《今古奇觀》、章士釗《訴狀》。後來又建議印行章士釗《論衡》及李季譯《馬可波羅》，因為這些書“都要行銷些”。

他還告訴汪原放，亞東圖書館現在“加文具部，很要緊。文具生意的利息也不錯，和書籍同做，財政可以活潑得多”。

汪原放主事亞東時，正是亞東最困難的時期，陳獨秀勉勵他樹立信心，身體力行，要把亞東圖書館辦好，他在信中說：

店中經濟既如此困難，眼前救急，除節省開支外，實無其他辦法，令叔以前，謹慎小心的辦法，未必無其他理由，兄現在身當其沖，已領略其中滋味，我以前慫恿令叔把店事給你管，亦有必須使你早日獲得經驗之意。唯兄卻不可以此自餒。唯節省開支，應該加倍努力為之，謹慎為之，天下無不可戰勝之困難也。唯節省開支，必須以身作則，始能見諒於同事與家人，此層望兄特別注意。

他還為亞東的資金周轉事，去信老友柏文蔚：“原放頃來談亞東舊曆年關需款周轉，希公為設法，定期歸還。”亞東圖書館為擺脫困境，四處借款，借款不成，又提出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設想。陳獨秀知道後來信勸阻，提出集資合辦的方法，並讓汪孟鄒親往上海，邀約章士釗、黃仲等，請他們集資五六萬元，出任董事，亞東再擬一個詳細的改組后的出版及發行計劃，目前的困境是可以克服的。

1936年，亞東圖書館遵照陳獨秀的建議，擬訂了一個新的出版計劃，其中便有編輯《民族革命家叢書》一項。汪孟鄒請陳獨秀幫助物色人選，他推薦王文元擔任編輯，王文元沒有編輯這套叢書，卻化名譯編了《蘇聯黨獄之真相》和《蘇聯黨獄之國際輿論》，交由亞東出版發行。這期間，亞東還出版印刷了法國作家紀德所著《從蘇聯歸來》和《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亞東一發不可收拾，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幾本書，還印了陳獨秀和彭述之的幾本小冊子。

陳獨秀出獄后，便來到四川江津，開始其凄涼的晚年生活。他和夫人潘蘭珍的生活全憑北大同學會和朋友的饋贈，除此之外，他還擔任《時事新報》的特約編輯，以微薄的稿酬聊補生活之急需。老而有病的他，再也不能像年輕時那樣文思泉湧、下筆千言了，更可悲的是，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筆寫作了。

這一切，令汪孟鄒為之心疼和焦慮，他給時在美國的胡適去信，尋求幫助，信中說：

他今年已六十高齡，使弟十分懸慮，未敢去懷。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設法，為他籌得川資，使他與愛人潘女士得以赴美遊歷旅行，病體當可易愈，因他體氣素強，諸事樂觀之故。到美之後，如林語堂賣文辦法，陶行知演講的辦法，該生活無虞。此事國內友人均無力量辦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為此高齡老友竭力為之。

陳獨秀知道后，雖十分感謝，卻一口回絕道：“我生活要求簡單，也不願去異國他鄉，更厭煩見生人，所以，我還是不去美國好。”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軍管會決定，亞東圖書館停業，所有陳獨秀書籍一概沒收、銷毀。這樣，創業於1913年的亞東圖書館，走盡了它四十年的風雨歷程。幾乎與此同時，它的創辦人汪孟鄒也病逝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