礬樓

相傳礬樓為北宋東京七十二家酒樓之首，風流皇帝宋徽宗與京都名妓李師師常在此相會，小說《水滸傳》對此樓也多有描寫。宋代詩人劉子暉曾留下過“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礬樓。”的讚美詩句。礬樓由東、西、南、北、中五座樓宇組成。三層相高，五樓相向，飛橋欄檻，明暗相通。整體建築高低起伏,檐角交錯，富麗堂皇。將吃、喝、游、樂、購融為一體，是開封目前最大的仿宋遊樂中心。

原名白礬樓，後來更名為豐樂樓，一說為樊樓。位於宋都御街北端，是據史書記載於1988年復建的一組庭院式仿宋樓閣，是開封目前最大的仿宋遊樂中心。

在我國的歷史上，礬樓是北宋都城東京最著名的大酒樓。北宋時期，東京城內酒樓之盛，名揚天下。礬樓吸引無數富商豪門，王孫公子、文人騷客來此遊玩歡宴。然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是宋徽宗與李師師在礬樓飲酒作東的風流韻事。宋徽宗詩詞百戲，書法繪畫，無所不精，李師師乃東京著名歌妓，其小唱在瓦肆伎藝中獨佔鰲頭。兩位藝術家探討藝術，交往頻繁。宣和六年（1124年），宋徽宗冊李師師為瀛國夫人。礬樓上專門設置御座侍奉宋徽宗與李師師。

礬樓隨著歲月的流逝雖已蕩然無存，但其盛名卻深深地印開封人的心中。清朝末年，在今北書店街東口北面的相交處，曾建有礬樓茶園一座，上懸白底黑字“礬樓古迹”匾額一方。1930年—1935年任河南博物館館長的開封著名學者關百益先生，曾彩繪一幅《礬樓燈火圖》。刊載於1935年《河南書畫展覽會書畫譜，為首幅第一號，該圖於1936年冬懸掛於書店街味純樓飯莊。

1989年4月30日，按照《東京夢華錄》的記載，設計重建的礬樓竣工。重建的礬樓是由東、西、頁、北、中五座三層樓閣所組成的庭院式的仿宋建群體。在布局上採取以東--西縱樓為主，向縱深延伸的形式。東樓為臨街商店。東樓的屋頂由4個九脊殿（歇山式）、30個翼角、12條屋脊組成了整體屋面，其建築靠造型，顯得錯綜變化。進入東樓后，可穿過庭院空間進入中心樓。中心樓和二樓是歷史陳列室，三樓布置是李師師的書齋、琴房和卧室。縱軸線到盡端礬樓的主體建築——西樓。它是五樓中最大最高的一座，設有高、中、低檔餐位一次可供五百位遊客飲酒進餐。三樓上設有宋徽宗的御座。礬樓基本上是按宋代“營造法式“進行設計和施工的。

礬樓，北宋東京汴梁72家正店之首的名樓，又名白礬樓。有人誤以白、樊為姓氏，《水滸傳》即把礬樓寫作樊樓。其實非也，最初它專門經銷白礬，故名白礬樓。始建於何時？史無記載。但最遲在宋真宗祥符年間（1008—1016）它已經是一處很大的造酒作坊和大酒樓了。每年出售的酒麴高達2.5萬公斤。天聖五年（1027）宋仁宗下詔三司“白礬樓酒店如情顧買撲，出辦課利，令在京腳店酒戶內撥定3000戶，每日於本店取酒沽賣”，成為酒類批發商。

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礬樓進行大修，《東京夢華錄》描寫大修后的礬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綉額，燈燭晃耀”。當時的“礬樓燈火”是東京一大盛景。正如劉子翚詩中所說的那樣：“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礬樓。”從這首回憶東京往事的詩中我們也不難想象：“夜深燈火上礬樓”的人決不僅僅是為了一頓夜宵、飯菜，而是為了歌舞。宋代時的官員、文人、墨客，狎妓是常有的事，不但政策允許，而且被認為是儒雅的事情，官員只要不嫖妓，就不會受到譴責。所以礬樓儘管只是個酒樓，但它的興旺發達，主要依靠的不是飯菜，而是陪侍飲宴歌舞的人。同時宋時要想出版一本詩詞集，並不像今日這麼方便，文人寫了詩、填了詞，還要靠這些藝伎傳唱揚名，雙方互惠互利，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為？

北宋時的礬樓建在哪裡？說法不一。1985年建在宋都御街上的礬樓，有材料說是在原來的位置上重建的。對於這個說法，很多開封人都不贊同。宋人吳曾考證說礬樓在東華門外景明坊。經查這景明坊系北宋時左軍第二廂16坊中之一坊。根據這一說法，有人認為它可能在今棚板街西首某個地方，並因此把棚板街的地道與宋徽宗通過地道與李師師幽會的傳說相聯繫，是否符合事實雖不能確定，但大致方向是可以肯定的。

另據《如夢錄》記載：“大梁驛，原是宋時小御巷，徽宗幸師師處，下有地道，直通宮院”。言外之意，礬樓可能就在大梁驛——小御巷之內。其實這又是一個誤會，礬樓是營業場所，大梁驛——小御巷，則是李師師的家。李師師原姓王，她的父親王寅原是汴京永慶坊染局的一名工匠。師師母親死得早，王寅憐惜女兒，抱她到寶光寺“捨身”，以求長命百歲，故取名“師師”。想不到的是師師命苦，父親因承染宮廷布匹誤了工期被拘，死在了監獄里，師師被當時的“慈幼局q”收養。稍大被鴇母李姥領養，故王師師就變成了李師師。在李姥的調教下，加上師師的聰慧和天姿國色，李師師在東京街頭的“瓦舍”、“勾欄”唱出名后，才有資格進入了東京72家正店之首的礬樓入伙。所以把礬樓和小御巷，也就是營業場所和住家混為一談是沒有必要的。據查這大梁驛——小御巷就是今天的館驛街。宋宣和六年（1124）宋徽宗冊封李師師為瀛國夫人，礬樓內專門設置御座，事實上徽宗和李師師的關係已經公開。李師師在小御巷的家，老百姓稱之為“師師府”，挖有地道也不是不可能的。靖康二年（1127）3月金軍攻陷汴京，金人一把火把礬樓燒了，但礬樓的盛景和宋徽宗與李師師的風流佳話卻一直沒有被開封人忘記。清代在北書店街路西、徐府坑街東口北面，曾建有一座“礬樓茶園”，上懸“礬樓古迹”匾額。其實不論從地址或者規模，它都遠遠不能和宋代礬樓相比；民國年間曾任河南博物館館長的開封學者關百益先生曾彩繪一幅《礬樓燈火圖》，刊載於1935年影印的《河南書畫展覽會書畫譜》上，1936年後懸掛於南書店街味蒓樓飯莊的客堂內；1983年御街未建成之前，蔡衚衕東口建起一座兩層仿古樓房，曰豐樂樓（礬樓曾名豐樂樓）。不過它距人心目中的礬樓形象太遠。雖不足與外人道，但人們思念礬樓，欲借礬樓之名發展創業的心情，卻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裡的。

20世紀80年代初，興建一條仿宋商業街，也就是“宋都御街”的建議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1984年6月“六大古都會議”在我市召開，市城建局設計製作了《宋都御街》沙盤。同年11月中央領導人來我市視察，他觀看這個沙盤模型后非常高興，指出這個項目可以納入《七五計劃》。而重建一座宋代的礬樓是整個御街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工程，僅有的依據只有《東京夢華錄》上“三層相高，五樓相向，飛橋欄檻，明暗相通”16個字。怎麼辦？於是發動規劃設計人員，各自設計方案，以無記名方式，召開“礬樓方案審定會”進行公開評選。經過國家旅遊局、省外辦以及與會專家學者的認真評選，在梅花式、燕尾式等十多份設計方案中選中了由市建設局規劃辦高華賓提出的由東、西、南、北、中五座三層樓房的方案。河南省建築設計院總工邱全誇獎這個方案“獨具匠心”。高華賓長期從事造型藝術的設計和製作工作，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為我市城市建設、園林和旅遊事業的規劃設計和沙盤模型做了大量工作。對於他這個“礬樓造型設計”，開封宋史研究所周寶珠教授也說“這個方案切題、好！”現宋都御街北首的這座礬樓就是根據高華賓先生的造型設計，經過建築工程師的改進，（改西樓為主樓）按宋式營造法建築起來的。

重建的新礬樓於1989年4月30日竣工，它是東、西、南、北、中五座三層樓閣組成的庭院式仿宋建築群體。在布局上採取東——西縱樓為主，向縱深延伸的形式，東樓臨街，屋頂由4個九脊殿（歇山式）30個翼角、12條屋脊組成的整體樓面，顯得比較錯綜複雜。進入東樓后，穿過庭院即可進入中心樓。中心樓屋頂為歇山式十字脊。在貫通中心樓的橫軸線上以對稱方式建南樓和北樓。通過兩道飛橋和連廊，使東、南、中、北四樓明暗相通。構成一個景觀區。縱軸線的盡端是礬樓的主體建築——西樓。它是五座樓中最大最高的一座。

整個礬樓共有98個翼角，遠遠望去，“如鳥斯革，如翼斯飛”，給人以輕快舒展之感，富有詩情畫意，應該說是很成功的。

新礬樓建成之後，按原來的設想，以礬樓京都第一，72家正店之首的名氣經營飯店，生意一定很興旺發達，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投入運行初始，生意還算興旺，但紅火一陣之後，生意就清淡下來，幾經改組，始終無大的起色，一直處於尷尬之中。這一切又都是因為什麼？很值得人們探討和深思。

首先應該探尋一下宋代礬樓興旺的原因，礬樓開張之始是經銷白礬的。北宋時期弘文抑武，文化事業十分繁榮，紙張的需求大量增加，據說當時開封的造紙作坊有一二百家之多，而白礬是造紙的必須之物，經營白礬的礬樓，生意興旺自在情理之中。後來礬樓改營釀酒業，宋仁宗為了增加稅收，撥定京都3000戶在礬樓取酒沽賣。這時的礬樓不僅只是一個大型的釀酒作坊，更是一座類似今天酒類專賣的欽定批發商了。

經營白礬和釀酒使礬樓的主人發了財，於宣和年間重建了新礬樓。新礬樓不僅建築華麗、壯觀，每到夜晚，燈燭齊明，光華燦爛，更使“礬樓燈火”成為汴梁一大盛景。更重要的是這個酒樓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一座純粹的酒樓——飲宴的場所，她擁有京都第一流的藝伎。按宋代的規定，官（歌）伎陪酒、陪宴、陪游、陪歌舞、彈唱是被允許的，妓亦作伎，本來就是具有某種技藝專長，尤善歌舞，兼對男人提供服務的女子。唐宋時代的許多文人、官僚大都狎妓，概不能免。宋代的礬樓很有點類似今天“夜總會”“歌舞廳”的味道。正因為有許多“艷幟”作幌子，才招來那麼多人到礬樓來飲宴、歌舞；才“飲徒常千餘人”；才“夜深燈火上礬樓”。這一切並非自李師師起，早在宋真宗年代就有太學生沈偕攜名妓蔡元奴在礬樓徹夜飲酒並將當晚全部酒客耗費包下來的記載。只不過李師師人長得漂亮，且擅歌舞、書畫，為人仗義有俠風，被人稱為花魁，後來居上，成為歌伎之首。特別是她和宋徽宗結交之後，更是身價百倍、為人樂道。對於宋徽宗、李師師這兩個人物，不能只簡單地視作“皇帝與妓女“，他們一個是書壇聖手——瘦金體的創始者，一個是歌壇名人，技壓群芳。正是他二人的結合，為宋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絕響，為礬樓留下了千年不衰的盛名。尤其是當金兵進犯汴京時，李師師把皇帝所賜金銀珠寶及一生積蓄，上書開封府尹、全部捐獻，資助河北義軍軍餉。這可不是一般妓女，甚至不是一些官僚、士紳所能辦得到的。對於今日礬樓的開發和利用，似乎仍應以宋詞、宋樂、宋歌以及舞蹈等高品位的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為主。合理使用樓內空間，開展各類定期或不定期與文化有關的展覽和表演活動。當然，酒樓、飯店、旅社不是不可以開，但不能作為礬樓經營的主體，留出空間讓大眾參與進來，則人氣自旺矣。

開發“樓院旅遊”是條新路子，借礬樓之名把內容豐富、充實起來，“夜深燈火上礬樓”的盛景一定會重現。

研究價值

礬樓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標誌。突破了坊牆，社會生活朝著蒙蒙的歷史新界涌動，消費潮一浪高過一浪。為了滿足皇族、士大夫和部分市民的休閑享樂需求，城市建設勢必朝著豪華方向不斷攀升。

東京第一大酒店

礬樓——這座劉子翚筆下“梁園歌舞足風流”的所在，應該是東京第一流的大酒店。

礬樓，又名白礬樓，北宋後期改稱豐樂樓，位於東華門外，在當時眾多的豪華酒樓里鶴立雞群，相當於現代的國賓館。所以從建築史和消費史上，礬樓都是世界之最。到徽宗宣和年間，礬樓已改建成“三層相高，五樓相向”中間有橋廊銜接、明暗相通的龐大建築。12世紀的街市建築大都是磚木結構，礬樓亦然。據專家分析，那時的三層，很可能指底層之上的層數，按今天的標準應為四層。這個高度恐怕皇城裡不會有，街市上也獨此一家。美國的華盛頓中心廣場上，與周圍的建築物相比白宮最低，表明了小政府大市場的現代觀念。其實，宋都比它早幾百年就有了。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里有一座二流的酒樓是個三層建築，在那一帶街區已是唯我獨尊了。礬樓比它要雄偉得多，高出一個檔次。當時有一首《鷓鴣天》詞云：“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饈味，四面欄桿彩畫檐。”這首詞說的便是礬樓。礬樓的裝修十分豪華，在京都首屈一指。廳堂過道與閣子雅間，都掛著珠簾綉額，裝飾得典雅溫馨。夜晚最美，燭光搖曳，燈品新奇，正月初一晚上，屋檐上每個瓦壟中都點亮起一盞彩燈，望去果有人間仙境之感。若憑窗遠眺，京城夜景盡收眼底，伴著風流歌舞、詩聲笑語，的確是劉子翚“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礬樓”超級休閑的審美情境。

七十二家星級酒店

以礬樓為代表的大酒店時稱正店，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三星級以上的酒店吧。它是宋代酒業專賣政策的產物，不但供應酒水，還有釀酒的權利，其他較小規模的則叫腳店。天聖五年（1027年）八月，朝廷下詔要東京的3000家腳店酒戶，每日去礬樓(豐樂樓)取酒沽賣。這是因為中秋來臨，各家小酒店都需要售賣新酒。這也告訴我們，礬樓的酒產量和質量都是很高的，市場信譽特別好。一流的正店除了礬樓，還有任店、仁和店、遇仙樓、高陽正店、清風樓、八仙樓、潘樓等，總共72家。可見當時東京的餐飲業多麼發達，消費水平之高也是令人咂舌。豪華酒店的群雄競起，使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各家在釀酒方面力爭出奇制勝，於是名酒輩出，張能臣寫了一本《酒名記》，列舉名酒210餘種。礬樓釀製的眉壽與和旨特別有名。恐怕要相當於今天的“茅台”、“五糧液”的名氣。礬樓的經營雅俗兼顧，思想開放，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樓下庭院叫“門床馬道”，面向平民大眾。樓上設雅間（閣子），可供高檔消費，迴廊間有陪宴女郎隨時聽候召喚，俗稱“點花牌”；權貴與款爺們上樓去歌舞宴樂謂之“登山”，若點到樂舞歌女助興，出價自然要高一些。

正店酒樓的建設講究環境優美，追求園林化的風格，而且力爭有自家特色。也就是更講究休閑性與舒適性，既飽口福，又愉悅人的性情。《東京夢華錄》記載，正店酒樓“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它不同於皇家園林，更像市井庭院的格局，礬樓自然更講究這種園林式的布局。加之書畫楹聯、說唱表演，那種雅趣別處是找不到的。像司馬光獨樂園、富鄭公園設有垂釣、休憩之所的酒店，則更適合文人雅士和富裕者光顧，幾同於鬧市中的桃花源了。

礬樓的傳說流傳天下

時間記錄了過去的故事，而傳說往往與著名建築聯繫在一起。建築成為傳說的母體，故事又悄然為建築插上了飛翔的翅膀。礬樓作為東京城最知名的一座高檔建築，有點兒傳說全在情理之中。

宋徽宗與李師師在礬樓飲宴彈琴的風流韻事，不管是否真實，至少說明礬樓不僅是達官貴人、社會名流的瀟灑去處，皇上也不時地光顧而來。這樣的素材，很自然地進入了《水滸傳》的描寫之中。宋江等人想見皇帝說明願受朝廷招安的意向，也要走李師師的後門才能辦到。馮夢龍的《醒世恆言》中有篇《鬧礬樓多情周勝仙》的小說故事，也證明礬樓的名聲傳之遐邇。這裡上自皇帝公卿，下至庶民百姓，皆所前來，繁華興旺，不舍晝夜。少不了發生一些“窈窕連亘、娛情生色”的情節，自然要進入文人靈敏的嗅覺，敷衍成篇，於是就有了樊二郎與周勝仙情節離奇、愛情灼熱的故事。閱讀中使人更深一步感受到宋代城市酒樓所特有的波瀾不驚、月白風清的優美意境。

據說，異邦的金國也對礬樓（豐樂樓）傾羨不已，宋話本《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敘述，燕山建起了一座“秦樓”，“便似東京白礬樓一般，樓上有六十閣兒，下面散鋪七八十副桌凳”。酒保也是僱用流落到此地的“礬樓過賣”。他們要招雇一位絕色美女，可惜沒有一個比得上東京城中李師師的。

平民的情愛、帝王的風流、異邦的仿效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來，到礬樓這樣的豪華酒樓消費，是當時的一種時尚，一種城市風情，一種休閑文化繁榮的標誌。

中國較早的打工群體

一般的正店都要僱用一批“茶酒博士”等服務人員，三五十人不等，礬樓則要有七八十人。如再加上造酒的技師和工人，人數會更多。這實際上是我國出現較早的打工者群體。他們不單來自京城，還來自各州府縣域。他們已有了明確的分工，各司其職，內部管理逐漸形成一定的模式。可見超豪華的礬樓大酒店，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商品生產與飲食服務，成為獨立的生產與經營的綜合性單位，是都市消費潮頭的一面鮮亮的“星級”旗幟。礬樓等“星級”酒店，除了日常為官府與市民服務之外，還要經常接待前來朝貢訪問的各國使者和商貿代表，擔負著相當於釣魚台國賓館或者北京飯店那樣的重要使命。

大酒店是一個城市的門面，也叫窗口形象。既是都市繁華的象徵，又是城市就業的廣闊市場。打工者群體改變著城市的結構，又帶來各類人才和技術技藝，是都市永遠充滿活力的源泉之一。名酒樓要招攬更多的客人，與同行競爭，就須有高超的烹飪技術，推出自己的拿手好菜。久之，名廚師便叫響起來。如鄭廚、沈廚、周廚、翁廚、白廚、孟廚等，他們比特級、一級廚師的名氣還要響亮。礬樓這類的名廚擁有多位，各有絕活，食客常常是慕名而來。名廚實際上是這個打工者群體中的文化技術代表，薪水也是最高的。凡是休閑都市，都是名廚和烹飪高手的薈萃之地。他們本身就構成對食客和遊客的吸引力，會產生旅遊服務的招牌性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