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

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熊）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出生於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江蘇蘇州）葑門一帶。。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除了寫詩文，主要精力在於寫歷史小說和言情小說，他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

眾多研究馮夢龍的書籍，在提到馮夢龍的里籍時，大多認為他家在蘇州葑門一帶，有的明確指出他住在葑門內或葑溪旁，屬於葑溪馮氏。 

馮夢龍出身於理學名家，從小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而且酷嗜經學。他從小好讀書，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在青年時期高中秀才，但長期沒有考中舉人。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馮夢龍向船夫搜集民歌。他在《山歌·卷五雜歌四句》記錄了一首題為《鄉下人》的山歌，並在“附註”中詳細記述了當時採風的過程：“余猶記丙申年間（明萬曆二十四年）一鄉人棹小船放歌而回，暮夜誤觸某節推舟，節推曰：‘汝能即事作歌，當釋改。’鄉人放聲歌日：‘天昏日落黑湫，小船頭砰子大船頭，小人是鄉下麥咀弗知世事了撞箇樣無頭禍，求箇青天爺爺千萬沒落了我箇頭。’節推大喜，更以壺酒勞而遺之。”青年馮夢龍利用與都市下層人民接觸的機會，廣泛搜集民歌、民謠、謎語、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學作品。又曾與好友董遐周同登吳山組織“詩社”，其兄馮若木估計亦是詩社成員。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前後，創作傳奇《雙雄記》，《雙雄記》二卷三十六齣，題“古吳龍子猶編，松陵沈伯明校”，刊《墨憨齋定本傳奇》。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馮夢龍所輯《童痴一弄·掛枝兒》刊布成帙。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其友沈德符撰《野獲編》初編二十卷序刊，內《時令小曲》條謂：“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即指前書。 

萬曆丁三十五年（1607年），馮夢龍為董遐周出版的《廣博物志》校訂。《廣博物志》系董遐周所編，有萬曆三十五年序。“卷二十三”前題“隴西董斯張編，吳趨馮夢龍訂”，足可為證，馮夢龍在《太霞新奏·卷十》稱：“遐周絕世聰明，其所著廣博物志，靜嘯裔集，俱為文人珍誦。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這是他一生重大轉折的時期。在這一年，馮夢龍與名妓侯慧卿分離，從此，“遂絕青樓之好”。所輯《童痴二弄·山歌》約在是年刊行。敘云：“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與《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馮夢龍輯成《童痴三弄·笑府》，時人評為“煩簡筆削之間，各自有致”。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馮夢龍，赴麻城田公子約，“讀書楚黃，與同社諸兄弟掩關卒業，益加詳定”所輯之《麟經指月》；同時“授簡小青衣，無問杯余茶罷，有暇輒疏所睹記”，編成《古今笑》三十六卷。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是年春朝，馮夢自刻《古今笑》行世。九月，泰昌改元，《麟經指月》刊行；長至前一日，增補《北宋三遂平妖傳》成四十回，由天許齋梓行，同時刻有《古今小說》四十卷。 

天啟初年（1621年），馮夢龍前因天許齋遭祝融之災，其所增補的《三遂平妖傳》版毀於火，乃重訂舊序而由金閶嘉會堂刻之，改題《新平妖傳》；《古今小說》則板歸衍慶堂，重加校定，刊誤補遺，改題《喻世明言》，作為“三言”之一。后《古今笑》經梅之熉校閱，由書林葉昆池能遠居改版行世，易名《古今譚概》。 

天啟四年（1624年），馮夢龍所編《警世通言》四十卷，由兼善堂梓行，此為“三言”之二。歲末，社友錢謙益作《新嘉驛壁和袁三小修題會稽女子詩》。“此詩一傳，文人爭和之。”馮夢龍各和三首，后收入《情史類略》。 

天啟五年（1625年），春二月既望，馮夢龍為王驥德《曲律》作序，“題於葑溪之不改樂庵”。九月，所纂《春秋衡庫》由葉昆池能遠居梓行，楚黃友人李長庚為之序。 

天啟六年（1626年），馮夢龍去浙江秀水（即今嘉興），“坐蔣氏（蔣之翹，字楚椰）三徑齋小樓近兩月，輯成《智囊》二十七卷”，金壇張明弼、長洲沈去疑為之序。同年九月，又刪輯成《太平廣記鈔》八十卷，李長庚復為之序。 

天啟七年（1627年），馮夢龍編有散曲集《太霞新奏》；中秋，所著《醒世恆言》四十卷序刊，此為“三言”之三。 

崇禎元年（1628年），《情史類略》大體編就，但隨刻隨有“補遺”。 

崇禎二年（1629年），《情史類略》最終編定，內注有與“小說”《醒世恆言》同素材者，說明成書在其後。

官宦生活

崇禎三年（1630年），馮夢龍成貢生。此後開始了官宦生活。先是入國子監為貢生（見《蘇州府志選舉》），接著以歲貢為丹徒（今鎮江）訓導。同年，與當時里居在家鄉丹徒的阮大鋮同登北固樓甘露寺。馮夢龍在丹徒訓導任內，曾勸縣令石景云為民落實升科不實之事。在丹徒任內，還編過《四書指月》。 

崇禎七年（1634年）馮夢龍從丹徒訓導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六、七月間，馮夢龍赴任壽寧前，曾到常熟巡按公署向祁彪佳告別，祁彪佳《巡吳省錄》說：“總鎮許建衡來晤廣文，馮夢龍亦以升令進謁”赴任途中“於松陵之舟中”，完成《智囊補》的修訂工作。 

崇禎十一年（1638年），馮夢龍在壽寧知縣的任期滿，即回蘇州。 

崇禎十七年（1644年）冬，祁彪佳辭官回山陰，馮夢龍送至松陵，並以“新作”《新列國志》惠贈，同時囑咐沈白晉，要抓緊出版《詞譜》的工作。

奔走反清

順治初年（1644年），著《中興偉略》，記唐王朱聿鍵監國福州事。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馮夢龍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他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

清順治二年（1645年）年春，馮夢龍從蘇州至松陵（吳江）與沈自晉告別後，到浙江吳興（苕溪），杭州（武林）天台（石樑，天姥間）一帶進行反清復明活動，時間大概不短，當時正是“烽火須臾狂奔，未有寧跑”的時候。

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馮夢龍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三歲。

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後來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邵慧卿的歌妓，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他的《桂枝兒》《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時創作的。

直到崇禎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他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馮夢龍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被清兵所殺。

在思想上，馮夢龍受李卓吾的影響，敢於衝破傳統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總評》）強調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

在文學上，他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了衝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馮夢龍勤於著作，作品總數超過五十種。他六十一歲被任命為福建壽寧縣的知縣，在任四年，頗有政績，曾編過當地的方誌《壽寧待志》。到明末天下大亂，清兵入關，馮夢龍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從南下避兵禍的難民中收集材料，寫成了《甲申紀事》、《中興偉略》兩部保存了珍貴歷史資料的書。同時，馮夢龍也是通俗文學的全才，在民歌、戲曲、小說都有撰作，如下所述：

1.話本·小說類（短篇小說）

2.話本·講史類（長篇歷史演義）

3.民歌類

4.筆記小品類

5.戲曲類：撰作的傳奇

改訂的則有

6.散曲、詩集、曲譜類

7.時事類

8.應舉類

9.其他

《馮夢龍集》卷一經學編（包括屬於史部的《綱鑒統一》發凡，因文體相同），反映了馮氏的學識經歷；

第二史志編，體現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

卷三至卷六，分別闡述了馮夢龍對小說、筆記、民歌和戲曲等民間俗文學的見解和主張；

卷七遺詩編大都是即興之作，表達了他對農民疾苦和婦女遭遇的同情，也有對一些人事的感言；

卷八逸事編是有關他生與、創作的遺聞軼事，是編者搜輯的，內中亦包括他的一些佚文。

另外，卷前輯存有志方誌記載、函牘文檔、時文題詠等有關馮夢龍生平的原始資料；卷末附錄馮夢龍的著述書目和馮夢龍的家庭材料，都是有所用而選錄的。每則詩文後都有按語，一是註明出處，二起解題作用，三為介紹交遊人物，也算是箋注吧。

侯慧卿

馮愛生

白小樊

馮夢龍作為戲曲家，主要活動是更定傳奇，修訂詞譜以及在戲曲創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張。至於馮夢龍創作的傳奇作品，傳世的只有《雙雄記》和《萬事足》兩種，雖能守曲律，時出俊語，宜於演出，但所寫之事，缺少現實意義。馮夢龍之所以重視更定和修譜工作，在於他看到當時傳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現象嚴重。為了糾正這種弊端，使之振興，於是主張修訂詞譜，制訂曲律，以期“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同前)。同時提出“詞學三法”，強調調、韻、詞三者不應偏廢。在馮夢龍看來，一部優秀劇作，應該情真意新，韻嚴調協，詞藻明白，文采斐然，案頭場上，兩擅其美。馮夢龍正是在這種主張驅使之下，從事傳奇更定工作的。馮夢龍更定的作品達數十種之多，現可考者有17種，其中頗有不少名作，如湯顯祖的《牡丹亭》《邯鄲夢》，袁晉的《西樓記》，李玉的《一捧雪》《人獸關》和《永團圓》《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過程中，馮夢龍強調關目的真實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對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節為主腦，突出岳飛忠君愛國和將士人民對他的愛戴。他還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側面刻畫，使之生動鮮明。以更好地發揮“傳奇之袞鉞”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給各種人物以不同的個性特徵，“雖婦人女子，胸中好醜，亦自了了”（《酒家序》）。對於音律，見原作落調失韻處，馮夢龍也總是按譜加以修改，以便於演唱。他要更定湯顯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認為這部具有無限才情的傑作，只是“案頭之書，非當場之譜”（《風流夢小引》），馮夢龍更定的《牡丹亭》，與湯顯祖原著的意趣，雖有所差異，但也的確使之便於用崑腔演唱。

《春香鬧學》《遊園驚夢》《拾畫叫畫》等著名崑曲劇目，便有採用定本的地方。馮夢龍更定傳奇的工作，對於糾正創作脫離舞台的案頭化偏向，繁榮明末戲曲，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戲曲表演藝術方面，也有不少精湛之論。他在《雙雄記序》中提出，“歌者”必須識別調的宮商，音的清濁，不能“弄聲隨意”、“唇舌齒喉之無辨”。在更定傳奇的眉評中，也時時“提示”演員，何處是“精神結穴”處，戲要做足；何曲演時不宜刪略。要求演員應認真領會角色的思想感情，氣質風度，以及其所處的藝術環境，演出神情和個性來。這表明馮夢龍在有意地探討表演藝術的規律，並從理論上作了一些總結。

散曲集《宛轉歌》和詩集《七樂齋稿》，均已失傳。從殘存的數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極摹別恨”之作。他的詩以通俗平易見長，雖不成詩家，但亦有可觀之作。如在知縣任上寫的《催科》，其中便有“帶青□早稻，垂白鬻孤孫”之句。正如鍾惺所評：“下句更慘。二語出催科吏之口中，亦無可奈何之極矣。”（《明詩歸》卷七）

此外，還曾參與校對精刻《水滸全傳》，評纂《古今譚概》《太平廣記鈔》《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並有笑話集、政論文等十餘種傳世，還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經指月》。

明代文學是以小說、戲曲和民間歌曲的繁榮為特色的。小說、戲曲方面，頗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說、戲曲、民間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傑出貢獻的，明代唯馮夢龍一人而已。

馮夢龍編選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這三部小說集相繼輯成並刊刻於明代天啟年間。“三言”各40篇，共120篇，約三分之一是宋元話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擬話本。“三言”中較多地涉及到市民階層的經濟活動，表現了小生產者之間的友誼；也有一些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現戀愛婚姻的占很大比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擬話本的代表作。總之，明代擬話本較多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感情意識和道德觀念，具有市民文學色彩。它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藝術上，“三言”比宋元話本有了很大進步。它與宋元話本一樣，具有情節曲折的特點，但它的篇幅加長了，主題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態的描繪更豐富，內心刻畫上也更細膩。但是，“三言”語言不若話本生動，矛盾衝突也淡化了。

馮夢龍在小說、戲曲、文藝理論上都做出了傑出貢獻，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馮夢龍在小說、戲曲、文藝理論上都作出了傑出貢獻，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馮夢龍詩集今已不存，而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流傳最廣且影響最大的是“三言”，即《喻世明言》（初名《全像古今小說》）、《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 

馮夢龍編選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這三部小說集相繼輯成並刊刻於明代天啟年間。“三言”中每個短篇小說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擬話本約有七、八十篇。“三言”的內容很複雜，其中較多地涉及到市民階層的經濟活動，表現了小生產者之間的友誼；也有一些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現戀愛婚姻的占很大比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擬話本的代表作。總之，明代擬話本較多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感情意識和道德觀念，具有市民文學色彩。它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藝術上，“三言”比宋元話本有了很大進步。它與宋元話本一樣，具有情節曲折的特點，但它的篇幅加長了，主題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態的描繪更豐富，內心刻畫上也更細膩。但是，“三言”藝術上也有不少缺點。小說中的矛盾衝突一般不如話本的直接尖銳，語言上文言成分增多了，雖然比較洗鍊、流暢，但沒有話本的鮮明、生動。 

“三言”所收錄的作品，有宋元舊篇，也有明代新作和馮夢龍擬作。無論是宋元舊篇，還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經過馮夢龍增刪和潤飾。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複雜。有對封建官僚醜惡的譴責和對正直官吏德行的讚揚，有對友誼、愛情的歌頌和對背信棄義、負心行為的斥責。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寫了市井之民的生活。“三言”即表現了資本主義萌牙時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極、腐朽、庸俗的舊意識。這種進步和落後交織在一起的現象，正是新興市民文學的基本特徵。在藝術表現方面，“三言”中的那些優秀作品，既重視故事完整，情節曲折和細節豐富，又調動了多種表現手段，刻畫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觀序》中所稱：“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駴目。”這標誌著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民族風格和特點已經形成。“三言”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它的刊行，不僅使許多宋元舊篇免於湮沒，而且推動了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和繁榮，影響深遠。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

他想由此總結“古今成敗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謂不深遠。

《智囊》初編於明天啟六年（1625），這年馮夢龍已屆天命之年，還正在各地以做館塾先生過活，兼為書商編書以解無米之炊。此時也是奸黨魏忠賢在朝中掌權，提督特務機關東廠，大興冤獄，正紅得發紫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馮夢龍編纂這部政治色彩極濃，並且許多篇章直斥閹黨掌權之弊的類書，不能不令人對馮氏大智大勇的膽識表示敬佩。以後此書又經馮夢龍增補，重刊時改名《智囊補》，其他刊本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內容上均同《智囊補》。全書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歷代智慧故事1238則，依內容分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歷代政治故事表達了馮氏的政治見解和明察勤政的為官態度；《膽智》《術智》《捷智》編選的是各種治理政務手段的故事；《語智》收辯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種出奇制勝的軍事謀略；《閨智》專輯歷代女子的智慧故事；《雜智》收各種黠狡小技以至於種種騙術。馮夢龍在《雜智部總敘》中說：“正智無取於狡，而正智反為狡者困；大智無取於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於大，未始不大乎？”點明了這些雜智故事的認識價值。全書既有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大謀略，也有士卒、漂婦、仆奴、僧道、農夫、畫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機智。這些故事匯成了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書中涉及的典籍幾乎涵蓋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筆記、野史，使這部關於智慧和計謀的類書還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校勘價值。書中的一千多則故事，多數信而有徵，查而有據，真實生動，對我們今天學習歷史，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書中專輯《閨智》一部，記敘了許多有才智、有勇謀、有遠見卓識的婦女，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使此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書中各部類之前的總敘、分敘，各篇之後的評語，文中的夾批，均由馮夢龍撰寫。這些地方是馮氏政治態度、人生見解、愛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達，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研究馮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間系以評語，佻薄殊甚。”這一站在封建正統道德一邊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不過書中確實有一些迷信觀念，對少數民族、農民起義有一些誣衊之詞，這些落後的東西今天並不難識別，這裡就不再贅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們這次校譯所用的底本名《增廣智囊補》，題為馮夢龍重輯，張明粥、沈幾、張我城同閱。雖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虜”等字，如卷三《薛簡肅》中的“虜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證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離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屍。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紂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為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於舜，而困於頑囂；亦莫大於孔，而厄於陳蔡；西鄰之子，六藝嫻習，懷璞不售，鶉衣彀食，東鄰之子，紇字未識，坐享素封，僕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馮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繩以入，畚以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見，則變也。有種世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復不窮於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於廩、泥於井、俘於陳若蔡，何暇琴於床而弦於野？子且未知聖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不！錯不死於智，死於愚，方其坐而談兵，人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為不智，讒興身滅。雖然，錯愚於衛身，而智於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於名臣。（左車右免）斗宵之流，衛身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誰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錯，有樗裡子焉；后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范、王儉焉；其在皇明，楊文襄公並擅此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功豎勛、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於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吾憂夫人性之錮於土石，而以紙上言為之畚鍤，庶於應世有廖爾。或又曰：仆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雖好猾盜賊，誰非吾葯籠中硝、戟？吾一以為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為蠶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眾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篇首。東吳之畸人也。

智囊自敘、智囊補自敘

憶丙寅歲，余坐蔣氏三徑齋小樓近兩月，輯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請教於海內之明哲，往往濫蒙嘉許，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續刻。余菰蘆中老儒爾，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聞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續之？顧數年以來，聞見所觸，苟鄰於智，未嘗不存諸胸臆，以此補前輯所未備，庶幾其可。雖然，岳忠武有言：“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鳴吠之長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則馬服之書無以救敗。故以羊悟馬，前刻已慶其繁；執方療疾，再補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說焉。唐太宗喜右軍筆意，命書家分臨蘭亭本，各因其質，勿泥形模，而民間片紙隻字，乃至搜括無遺。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猶未已。故致用雖貴乎神明，往跡何妨乎多識？茲補或亦海內明哲之所不棄，不止塞嗜痂者之請而已也。書成，值余將赴閩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庫》諸書，蓋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語為敘而之。

吳門馮夢龍題於松陵之舟中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合稱。作者為明代馮夢龍。又和“二拍（《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的合稱）”合稱“三言二拍”。（《喻世明言》初刻時名為《全像古今小說》，後來為了和三言之意，改名為《喻世明言》

馮夢龍的思想非常複雜，充滿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馮夢龍思想的來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孔子為代表的正統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葉以降東南沿海一帶市民階層的思想觀念；第三，明代影響較大的哲學思潮。就馮夢龍與明代哲學思潮的關係而言，對馮夢龍思想影響最大的是李卓吾和王陽明。

《活見鬼》納入北師大版五年級下冊，寓意人生中的鬼其實都是幻影，只有冷靜，才能克服這些“鬼”。

為才所誤

馮夢龍寫了一本介紹打牌技巧的《葉子新斗譜》，一時間當地年輕人趨之若鶩。由於一些人沉溺其中，以致債台高築，讓家長們十分惱火，認定是馮夢龍敗壞地方風氣。他們憤怒地攻擊、聲討馮夢龍，還到官府去告他。馮夢龍苦思冥想該如何擺脫不利處境，終於想到了與他有師生之分的熊廷弼。於是馮夢龍不遠千里，去了熊廷弼賦閑后的居住地江夏，上門懇請老師施以援手。熊廷弼卻不動聲色，只管招待馮夢龍喝茶、吃飯，閑聊間隻字不提怎樣為他解決糾紛。雖然摸不著頭腦，馮夢龍也不敢問，乖乖接受款待。端上來的飯菜異常粗劣，米飯是用沒脫盡殼的糙米做的，燴的豆腐糊了，鹹魚又苦又咸。馮夢龍咬牙勉強吃了幾口，就放下筷子，聲稱自己吃飽了。熊廷弼不動聲色，只管津津有味地吃飯。飯吃完了，他仍然沒有給馮夢龍明確的答覆，只是托馮夢龍回去時給他的一個朋友帶封信，然後就端出送客的架勢。最奇怪的是，臨別時他送給馮夢龍的禮物，居然是一個沉甸甸的大冬瓜。

馮夢龍糊裡糊塗地告辭出來，走到半路，實在抱不動那個冬瓜了，就偷偷把它撂在了路邊。他垂頭喪氣地上了船，認為自己這回是白跑一趟了。不料到了熊廷弼那位朋友家，遞交了書信，那人卻對馮夢龍熱情款待，尊敬有加，還送他白銀。等馮夢龍回到家裡，才知道熊廷弼已經給當地縣官寫了信，為自己說情，所以縣官很快就撤銷了對他的訴訟。原來熊廷弼從一開始就很同情馮夢龍，但他感到馮夢龍不諳世事，沒把心思用到正途，覺得應該讓他經受些教訓，所以擺出粗茶淡飯，還故意送個大冬瓜來整他，等挫其銳氣后，再幫忙解圍。可見，即使在愛惜他才華的恩師眼中，馮夢龍也是個為才所誤的形象。 

愛情故事

馮夢龍年輕時，曾有過一段“逍遙艷冶場，遊戲煙花里”的生活。僅在他著作中留下姓名的青樓女子便有10多人：侯慧卿、馮愛生、白小樊……他一生中的最愛便是蘇州名妓侯慧卿。兩人性情相投，知心合意，盼望著能夠廝守終生。可是馮夢龍家境貧困，根本沒有能力為戀人贖身。在無望的守候中，侯慧卿最終被一個商人買去。馮夢龍對於未來幸福生活的期盼從此化為泡影，他寫下許多凄涼的詩句，表達了與愛人訣別的痛楚與絕望。在一首詩的序里，馮夢龍這樣寫道：“年年有端二（農曆五月初二），端二無慧卿。去年今日，我們痛苦分別，從今往後連這樣悲傷的分別的日子也不可再得！”

曾有記載說馮夢龍失去摯愛后寫下了《怨離詩》三十首，總名《鬱陶集》。這本集子今已失傳，但《怨離詩》保存下來一首：“詩狂酒癖總休論，病里時時晝掩門。最是一生凄絕處，鴛鴦冢家欲招魂。”從中可以看出，馮夢龍失戀后曾大病一場，閉門謝客，一心創作情詩。從此之後他再也不去青樓。 

清官廉吏

除了文學方面的高深造詣，馮夢龍還是位令人敬仰的清官廉吏。明崇禎七年（1634年），已經六十歲的馮夢龍在花甲之年被選派至福建壽寧擔任縣令。當時的壽寧位置偏遠、交通閉塞、經濟貧困、文化落後。到任壽寧縣令后，他盡最大努力減輕民眾負擔，解決百姓溫飽問題，防止百姓因走投無路而鋌而走險，減少案件的發生和簡化案件的審理程序，以實現無訟的目的。

在壽寧為官期間，他還消除匪禍虎患，抵禦倭寇，禁溺女嬰，崇文興教，充分展現了他愛民、務實、清廉的形象。 

巧對對聯

褚人獲 《堅瓠壬集》卷四載：馮猶龍（夢龍）先生偶與諸少年會飲，少年自持英俊，傲氣凌人，猶龍覺之。擲色，每人請量，俱雲不飲。猶龍飲大觥曰：“取全色。”連飲數觥曰：“全色難得，改五子一色。”又飲數觥曰：“諸兄俱不飲，學生已醉，請用飯。”而別。諸少年銜恨，策曰：做就險令二聯。俟某作東，猶龍居第三位，出以難之，令要花名、人名、迴文。曰：“十姐妹，十姐妹，二八佳人多姐妹，多姐妹，十姐妹。”過盆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過猶龍，猶龍曰：“月月紅，月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月月紅。”諸少年為自斃，俱三大觥，收令亦無。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並頭蓮，並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並頭蓮。”諸少年佩服。

一群紈絝少年擲骰子賭酒行酒令，和馮夢龍較量，無論在技巧的熟練或者酒量的高低以及對於酒令的文化內涵上，均不能和馮大相公相匹敵。準備好了難度很大的酒令想讓馮夢龍挨罰，沒想到才思敏捷的馮夢龍很快接上，還代為擬作收令，反讓群少們受罰。

主張

綜合馮夢龍的小說創作，他的文學主張主要有下面三點。

第一，馮夢龍在文學上主張“情真”。他重感情，認為情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最可貴的東西，甚至提出要設立一種“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負的說“子猶諸曲，絕無文采，然有一字過人，曰真”。（《有懷》評），又在《敘山歌》中說山歌“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落實到小說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說小說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在他的有關小說的眉批里，常可看到“敘別緻凄婉如真”，“話得真切動人”，“口氣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馮夢龍在各種文學形式中反覆提到的，是他追求的總目標，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第二，他雖然不反對文言小說，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強調文學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說序》中就：

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恆言序》說：“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這裡，“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閭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閭里小民的欣賞。

第三，馮夢龍主張文學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張把社會教化的內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結合起來。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舉了里巷小兒聽《三國》故事受小說人物影響的例子：

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

這個例子生動的說明通俗小說的巨大影響力，確不是被奉為經典的《孝經》、《論語》這類書所能達至的。所以馮夢龍希望借著這些通俗作品去達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實踐，他解釋“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者，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醒世恆言序》）

明白的昭示這套書的目的是“導愚”、“適俗”和“習之不厭，傳之可久”。

朔源

馮夢龍思想受明代哲學家李卓吾和王陽明影響很大。

據明人許自昌《樗齋漫錄》記載：馮夢龍“酷嗜李氏之學，奉為蓍蔡”。並與袁無涯一起增補、整理、刊行李卓吾評點的《水滸傳》。在馮夢龍所編纂、評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譚概》、《太平廣記鈔》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贄的言論，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評價。李贄最為驚世駭俗的思想莫過於對孔子及其六經的蔑視和否定。他說：“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讚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后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童心說》）被歷代統治階級奉為經典的《論語》《孟子》、六經，決非萬世之至論，實“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童心說》）李卓吾堅決反對以孔子的言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漢唐宋三代，“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膽識，憑藉犀利的筆鋒，剝掉了孔夫子神聖的外衣，解除了六經、《語》《孟》經典的包裝，顯露出其庸常的一面。在馮夢龍的著作中，也有對孔子及其六經的嘲諷和否定。他在《廣笑府序》中寫道：“又笑那孔子這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學殺人的主張，其激進程度不亞於李贄。在《太平廣記鈔》卷二十六《劉獻之》條后，馮夢龍有評：“假使往聖不作六經，千載又誰知其少乎？”將六經視為可有可無典籍。李卓吾在《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中，系統闡述他對婦女問題的看法。他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並對歷史上有作為的女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與李卓吾一樣，馮夢龍也肯定婦女的才智，在《智囊》中，專輯《閨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閨智部？賢哲》總評曰：“諺云：‘婦智勝男。’即不勝，亦無不及。”這和李贄的男女見識無長短之別的主張何其相似。

李卓吾的文學觀對馮夢龍的影響更大。李贄最根本的文學主張是“童心說”，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童心說》）在李卓吾看來，世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實感的表露。李贄認為，真正出自“童心”的優秀作品是通俗文學，是戲曲小說。在《童心說》中，他推《西廂記》、《水滸傳》為“天下之至文”。馮夢龍認為文學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說：“文之善達性情者，無如詩，三百篇之可以興人者，唯其發於中情，自然而然故也。”（《太霞新奏序》）馮夢龍所說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馮夢龍對通俗文學的推崇不亞於李贄。他說：“今雖委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敘山歌》）並親手搜集、整理了《掛枝兒》《山歌》等民歌集。他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為“宇內四大奇書”。編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學，包括話本經典“三言”。

王陽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馮夢龍對其學說推崇備至，他在晚年創作了傳記小說《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這樣評價陽明心學：“即如講學一途，從來依經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為宗，直扶千聖千賢心印，開後人多少進修之路。……所以國朝道學公論，必以陽明先生為第一。”生活在明中葉的王陽明，親眼目睹了現實的污濁，並對此痛心疾首，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他憑藉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達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說：“仆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傳習錄》中）王陽明提出“良知說”，希望喚醒人們的良知，改變社會現狀。馮夢龍也是一位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對其醜惡的一面看得更為清楚。他在《醒世恆言敘》中寫道：“忠孝為醒，而悖逆為醉；節檢為醒，而淫蕩為醉；耳和目章、口順心貞為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囂為醉。”針對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現實，馮夢龍要用文學創作來喚醒世人。他說：“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言恆而人恆，人恆而天亦得其恆。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醒世恆言敘》）馮夢龍的醒世思想和王陽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陽明用以救世的一劑良藥就是“良知說”。“良知”是什麼？王陽明作過各種解釋。他說：“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成，是故謂之良知。”（《大學問》）“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傳習錄》中）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惡之心，孝悌惻隱之心，真誠惻怛之心，忠君愛國之心。實際上是一種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它是先天賦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備的主觀存在，“致良知”不過是加強自身道德修養，保持良知不為私慾遮掩，自覺自願地履行這些道德規範。馮夢龍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倫理觀念。他說：“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於令人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義夫、為節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警世通言敘》）可以“為六經國史之輔。”（《古今小說敘》）也就是說，小說也能起到六經的作用，可以教人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甚至比經書的教育作用更顯著。與王陽明不同的是，馮夢龍更強調文學的情感作用，而他們所宣揚的基本思想卻沒有什麼不同。

在明代哲學史上，李卓吾和王陽明屬於兩個不同的思想體系。李卓吾的思想帶有鮮明的叛逆色彩和反傳統精神，是一位激進的思想家。王陽明則是傳統儒學的擁護者和繼承人，直接因襲從孟子到陸九淵的哲學思想，站在維護明朝統治的立場上，進行新的架構和闡釋。如此矛盾對立的兩位思想家，為何都能為馮夢龍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複雜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評價詩人歌德時有一段非常精闢的論述，他說：“在他的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這一論斷對我們理解馮夢龍是有啟發意義的。馮夢龍的思想也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貶斥六經；另一方面，他卻一直在兢兢業業治經，著有《麟經指月》《春秋衡庫》等經學著作。稱讚孔聖人“刪述六經、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開百千萬世之緒，此乃帝王以後第一代講學之祖。”（《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擇私奔；另一方面，卻在《壽寧待志》中為節婦立傳，認為其清白鬍可沒也。這種矛盾現象正是馮夢龍接受尖銳對立的李卓吾和王陽明的思想基礎。其次，馮夢龍接受李卓吾和王陽明是有階段性的。大體上來說，可以馮夢龍崇禎三年中副榜貢生為界。他青年和中年時期，受李卓吾的影響較大，思想比較進步。晚年則受王陽明影響較大，思想趨於保守。馮夢龍的主要小說、戲曲、民歌幾乎都是在公元1627以前編纂的，也就是說，馮夢龍作為一位通俗文學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確立。他的一些進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學主張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崇禎三年，他中了貢生，做了一任丹徒訓導，後來遷升壽寧知縣，因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為朝廷命官，他得為維護其統治服務，文武兼備的王陽明成為他崇拜、效法的對象，接受王陽明便在情理之中。再次，馮夢龍受李卓吾、王陽明的影響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學”的影響更大。馮夢龍是一位文學家，對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藝思想和文學創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對小說、戲曲的評點，直接影響馮夢龍的文學活動。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陽明的影響，李卓吾自己便說過：“余自幼倔強難化，不通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不幸年甫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王陽明先生道學鈔》）事實上，李贄的一些精闢見解便受到陽明心學的啟發，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傳習錄》中）這一觀點實際上是李卓吾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先聲。李卓吾的“童心說”和王陽明的“良知說”之間顯然有理論上的淵源關係，至少在先天賦予、人人具備的真實存在這一點上如此。既然反道學的李卓吾也能從真道學王陽明處得到啟發，那麼後學馮夢龍能兼采“李氏之學”和陽明心學也就不難理解了。（本文系部分節選自傅承洲《明清文人話本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

海外傳播

“三言二拍”的國外受傳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質的群體，他們一方面是“三言二拍”的受傳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傳播“三言二拍”的傳播者。傳教士大量譯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始於18世紀的法國耶穌會士。1735年，竺赫德(亦譯“迪哈爾德”)主編出版了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亦稱《中國詳志》或《中國通志》)，書中載有法國耶穌會士殷宏緒法譯明“話本”《三言》《二拍》中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懷私怨恨仆告主》《呂女郎還金完骨肉》，“三言”於明末清初傳到日本，對日本的通俗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十八世紀時，日本的岡田白駒、澤田一齋師徒二人從“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話》中選出部分作品譯成日文，編成日本“三言”，即《小說精言》《小說奇言》《小說粹言》。由抱瓮老人選編“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觀》是第一部被介紹到歐洲的中國小說集。1893年，法國巴維爾譯的《小說與故事》中，收了《灌園叟晚逢仙女》譯本。當時，中國小說流行在歐洲的文壇。德國的著名詩人席勒讀了《今古奇觀》后驚訝不已，寫信給歌德說：“對一個作家而言，……埋頭於風行一時的中國小說，可以說是一種恰當的消遣了。”這些權威人士對“三言二拍”的接受與認同對“三言二拍”在國外的傳播起著極大的作用。只有他們先認同“三言二拍”，他們才會將“三言二拍”向西方受眾傳播，而且受眾在接收傳播時都有自己的選擇，受眾一般選擇那些具有權威性的信息，他們在該國的權威性使西方受眾更容易接受他們所傳播的“三言二拍”。

楹聯家陳志歲：“古來多有仕途阻艱而旁發顯著於文學者，戰國的屈原，唐朝的杜甫，皆屬斯品；有明之李贄、馮夢龍輩，質不齒屈杜，阻艱宦進而溢臆文學一也。然李贄、夢龍又有區也，李贄僻言乖為，甘居‘異端’，夢龍深解‘理為情之范’、‘情為理之維’（馮夢龍《情史》卷一《總評》：‘世俗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總在情理上思慮，秉良心行政。”其《馮夢龍紀念館聯》：“理范情維，體己以臨民，到今井邑稱循吏；運乖志困，期身於愈國，稽古李馮是恨人。”（原註：愈國：猶療國。愈，治好病。李馮：李贄和馮夢龍。）

2015年4月4日我國發行《中國古代文學家（四）》郵票，其中第2枚就是馮夢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