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忌變法

鄒忌，（約前385-前319）戰國時齊國大臣。《史記》作騶忌子，齊人。田齊桓公（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那個公子小白，是田氏代齊之後的齊國君主）時就任大臣，威王時為相，封於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號成侯。后又事齊宣王。齊威王立志改革，思賢若渴。鄒忌鼓琴自薦，被任為相國，封於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稱成侯。勸說威王獎勵群臣吏民進諫，主張修訂法律，監督官吏，嚴明賞罰，並選薦得力大臣堅守四境。曾獻計圍魏救趙，取得桂陵（今河南長垣西北）之戰的勝利。推行的改革，使齊國國力漸強。鄒忌還以相貌著稱，品德也十分的受人誇讚。

齊國任用鄒忌進行改革，和韓國任用申不害進行改革、秦國任用商鞅變法，幾乎是同時的。

公元前三五七年齊威王即位。不久，鄒忌就“以鼓琴見威王”，用“鼓琴”的節奏來說明“治國家而弭（安定）人民”的道理。他認為，君好比琴上的大弦，彈起來“濁以春溫”；相好比琴上的小弦，彈起來“廉折以清”；政令好比彈起來“攫之深而舍（釋）之愉（舒）”。彈得“大小相益”，“復而不亂”，琴音就協調好聽，“治國家而弭人民”是同樣的道理。齊威王很賞識他，三個月後就授給相印。

鄒忌推行法家政策

從齊威王的父親齊桓公開始，齊國在國都臨淄西邊稷門外的稷下地方，設立學宮，招徠各派學者前來著書立說，議論政治，稱為“稷下先生”，也稱為博士。稷下先生中有個叫淳于髡的，是家奴性質的贅婿出身，是個進步的思想家，曾經兩次當面指責儒家孟軻，認為魯繆公重用儒家而弄得國家削弱，說明儒家“無益於國”，像儒家那樣“為其事而無其功者”，就算不得“賢者”（《孟子·告子下篇》）。這時淳于髡用“微言”進說鄒忌，使得鄒忌決定了下列的策略：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對於人民，“請自附於萬民”；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記·田仲敬完世家》）。

這些主張順從國君行事，主張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主張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都是法家的政策。

鄒忌很重視推薦人才，齊威王也很重用這些人才，把他們都看“寶”。有一次齊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獵，魏惠王誇耀自己有“徑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車前後各十二乘”，所以是“寶”；而齊威王則認為他“寶”不同，幾個得力的大臣才是他的“寶”，例如守南城的檀子，守高唐（今山東高唐東）的盼子，守徐州（即平舒，今河北大城東）的黔夫，“使備盜賊”的種首，都是他的“寶”，“將以照千里”（《史記·田世家》）。

這時齊國的人才很多，孫臏也由於田忌的推薦而擔任軍師。這都是鄒忌推行法家“謹擇君子”政策的結果。針對齊國“百官荒亂”的局面，淳于髡曾以隱語（謎語）進說齊威王，他問齊威王：“國中有大鳥，止於王庭，三年不蜚（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威王回答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隨即召集全國地方官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史記·滑稽列傳》）。

因為即墨大夫治理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而並不事奉國君左右以求譽，齊威王賞給他萬家的食邑。又因為阿（今山東陽谷東北阿城）大夫治理阿，“田野不辟，民貧苦”，而用幣事奉國君左右以求譽，齊威王把阿大夫連同左右稱譽他的人都烹死了。據說，從此“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史記·田世家》）。這又是鄒忌推行法家“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體實施。

同時，由於鄒忌的進說，齊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據說，令剛下時，群臣前來進諫的門庭若市；幾個月之後，還有時有人進諫；一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戰國策。齊策一》）。這裡不免誇大其詞，但是，這樣提倡臣下進諫，對君主政權的政治改革確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