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事實

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這個命題確認了科學事實是事實性與解釋性的辨證統一：“事實性”表徵著科學事實的價值和地位，“解釋性”則蘊含著科學事實的可能性條件。它發展了科學事實的“理論滲透說”，並能對人們理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科學哲學與哲學解釋學的關係產生積極的意義。

從外延上說，它則主要分為觀察事實與實驗事實。科學認識中的經驗事實，即也就是科學事實。在以往的科學哲學中，人們的科學觀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科學事實的觀點與看法。邏輯實證主義將科學事實看作是價值中立的，在變動不居的科學圖景中唯一保持不變的“阿基米德點”；而科學歷史主義則強調觀察過程及觀察實驗事實的理論負載性，傾向於否定科學事實的客觀性和對於科學理論的基礎地位。科學事實的“中性說”由於其明顯的理論偏失已逐漸被人們拒絕，而“理論滲透說”，由於訴諸的主要是觀察過程，並由於科學歷史主義的相對主義傾向，沒有能夠揭示科學事實的深刻底蘊。從生存論的哲學視角，即人的有限性或歷史性的哲學前提看，科學事實的產生必定基於某種前理解，因此科學事實不僅不可能是中性的，而且科學理論對於科學事實的關係，就不僅僅是概念的解釋框架和科學理論的滲透問題，而首先是前者構成了後者所以可能的條件。從這種視角出發，筆者認為，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或者更準確地說，科學事實是事實性與解釋性的辨證統一。

科學事實是以觀察記錄為基礎，在一定的科學概念框架中對觀察到的現象的一種解釋。這種科學事實觀，揭示了科學事實作為一種經驗事實，一方面它具有事實的屬性，是可以據之為根據的東西，另一方面則說明了科學事實不是對觀察到的事件的簡單複述，它本質上是一種不能脫離具體的概念框架的理論解釋。在這兩種含義中，科學事實作為事實的屬性是寓於它作為解釋的屬性之中的，正由於科學事實是一種基於特定概念框架或理論背景的解釋，它才可能成為一種不僅具有客觀意義，而且能被看作科學的經驗基礎的事實。“事實性”揭示了科學事實的價值和地位，“解釋性”則蘊含著科學事實的可能性條件。

因此，主張“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的科學事實觀，所關注的不是科學事實的客觀性或者主觀性問題，而是科學事實生成的可能性條件，它力圖回答科學事實是“如何可能的”這個關於科學事實的前提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說，對科學事實的解釋性屬性的揭示，不僅深化了對科學事實的認識，而且可以幫助人們深入理解諸如“觀察滲透理論”這樣的與科學事實有關的科學哲學命題。

值得指出的是，“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並不是一個新命題。法國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皮埃爾？迪昂曾說：“物理學中的一項實驗不純粹是對一種現象的觀察，而且還是對這一現象的理論解釋”[1]。他的這一觀點比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理論早了大約50多年。但不論是皮埃爾？迪昂，還是科學歷史主義者漢森，關注的僅僅是科學觀問題，他們都沒有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將它們作為包含了科學事實所以可能的積極條件的命題來闡述。這一方面使他們揭露了邏輯實證主義科學觀特別是科學事實觀的局限性和理論偏失，另一方面阻礙他們進一步觸及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觀。他們對邏輯實證主義科學觀和科學事實觀的批判是不徹底的。

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對科學事實的這種認識，本質上是對日常生活中經驗事實就已具有的而只有在科學的觀察、實驗中才明確顯現出來的語言性的領會和把握。感性知覺“是屬於同一世界的人與其他的存在之間的一種現實關係”[3]。人通過這種關係來認識世界，觀察和實驗設備的操作也是通過知覺的世界來實現的。在適當條件下人們感知到各種各樣的顏色、聲音、味道等感覺的性質，並將其看作是某種客體、情況、關係或事態，是某一種類的某種事物。經驗事實所固有的這種將知覺到的當作是“某物”的結構，就是海德格爾生存論中理解性解釋的“作為結構”。日常經驗的普遍性和感性知覺的公共性，傾向於使人忽視它本質具有的這種源初的解釋性特徵。這裡的關鍵是語言。美國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瓦托夫斯基說：“我們的知覺和語言的框架是如此密切聯繫，以致我們用該語言確認各種事物和事物的屬性事實上影響著我們看到什麼和未能看到什麼。語言因而可以說是教我們做出知覺的辨別（否則我們也許做不出這種辨別），也引導我們忽略其他的區別。”作為人的知覺和經驗事實條件的“語言框架”源於人的歷史性，它是經驗事實“解釋性”的本體論來源。我們平時也說，人的感性知覺受到人的認識、經驗、需要、興趣、情緒、願望、注意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但卻往往在主觀的意義上談論這種影響，而沒有將它看作是人的知覺所以能夠知覺的客觀的前提條件。人的知覺不僅是一種認識，一種事實判斷，而且也是一種評價。經驗事實本質地表現為人對與人發生關係的現實世界的解釋。

在科學活動中，經驗事實的解釋性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表現。首先，科學事實以測量語言為意義框架。典型的實驗就是產生一個或一套測量，測量語言作為實驗的一種重要的控制因素，它一方面使人們的觀察測量及其結果處於一種有序化的結構中，使實驗者不假思索地測量諸如“長度”、“重量”、“時間”、“溫度”、“速率”、“力”等物理量，並就測量結果無歧義地進行交流，另一方面測量語言限定著實驗的相關性。任何具體實驗都是對可觀測物的某些而且也只是某些特徵的一種抽象，不同的學科選擇了不同類的“值”作為它的特徵參數，籌劃和組建它的實驗。

其次，科學事實的解釋性表現在它的抽象性特徵上。科學事實缺乏日常經驗中的事實的直接性、直觀性和現實性。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一個忠實的健康的正常人（即他能忠於自己的知覺，能熟練地使用自己的語言並能夠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想法等等），當他報告說他觀察到一個事實，比如某天某時在某大街上看見一匹飛奔的白馬，除非你有足夠的理由認為他是在說謊或者為幻覺所矇騙，否則你就得相信，他所說的這個事實是存在的。然而，科學實驗中的事實已喪失了日常事實的這種直接現實性。科學家從實驗中獲得的是一些由數據、照片、陰影、曲線等等表達的意義，在實驗報告或者論文中這些有意義的“量”和“形狀”往往又表現為抽象的命題。如果你不了解這些數據所依據的概念及概念框架，你就根本無法給它賦予任何意義。比如，在量子力學誕生前，康普頓效應是令人信服地證實了光的量子本性的實驗之一，它揭示了短波長電磁波射入物質而被散射后，在散射波中，除了原波長的波之外，還出現了波長增長的波這一事實。康普頓也因此而在1927年與威爾遜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在1923年5月發表在《物理學評論》（21卷）上的題為《x射線被輕元素散射的量子理論》中，康普頓建立了基於量子假設的x射線散射理論，通過數學推導，得到了散射所造成的x射線在波長上的相應增加量的數學式：λ-λ0=δ（1-cosθ）（其中，λ0為原初射線的波長，λ為沿與原初射線成θ角散射出去的射線的波長，δ=h/mc）。在《物理學評論》第23卷（1923年11月）發表的論文《散射x射線的光譜》中，康普頓系統“提出了比以往更為精確的有關x射線散射時波長變化的實驗數據”。在列舉和分析了散射角θ為450、900、1350時的“χ射線的散射光譜”（曲線）后，康普頓說：“實驗和理論上的符合是令人滿意的，這令人對散射波長改變的量子化公式產生信心。”[5]上面所引兩篇論文都是關於康普頓效應，即光子被電子散射這一事實的。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科學事實具有抽象性，它不象日常經驗事實那樣直接涉及具體事物之間的關係，科學事實的陳述是以抽象的符號化的語言進行的，只有經過一些複雜的中介理論，它才能和具體的實在事物相聯繫。在康普頓的實驗中，直接作為觀測結果的是x射線穿過物質（如石墨）后的光譜；認為x射線穿過石墨后，出射射線分為與原初射線有相同波長的“不變射線”和另一具有較大波長的“已變射線”（康普頓當年的用語），這已經是一種關於x射線波長變化的判斷，一種關於x射線穿過石墨后的光譜的解釋。至於進而將x射線穿過石墨后的光譜的變化描述為光子被電子散射，確認這一現象證實了光的粒子性，這就更是對原初事實的理論解釋了。但是，即就是x射線穿過物質后的光譜這個被看作是達到驗證的“飽和點”的“原始”的實驗結果，它也缺乏日常事實具有的直接性和直觀性：實驗結果表現為一些數據、照片、曲線（如康普頓的x射線光譜、波長曲線），實驗對象是只有藉助於儀器才能“感知”到其存在的客體，等等。如果沒有足夠的中介理論，如關於x射線、原子、量子假設、經典理論、光譜學、相對論、能量守恆與動量守恆定律等理論知識以及x射線管、檢測器等儀器的知識，不僅那些數據、曲線、光譜（陰影）沒有意義，而且研究對象的存在都難以感知到。因此，（2）科學事實本質上是一種解釋，只有有了一種解釋后，實驗記錄才能真正作為科學事實存在。在康普頓實驗中，只有將x射線的光譜的變化這種實驗記錄，抽象為光子散射，從而認為光具有粒子性這種解釋，康普頓效應才對光的本質的認識，即光的波粒二象性屬性的認識產生了意義。因此，我們說，科學事實“放大了”日常的經驗事實中的理論因素及其作用，從實驗的籌劃、實驗結果的記錄到科學事實的描述，都必須以先行的意義框架為基礎，解釋性是科學事實的一個基本的構成形式。

科學事實具有解釋性，“解釋性”揭示了科學事實的可能性條件。這是我們不是從“抽象的人”的哲學前提，而是從現實中的具體的人的科學哲學前提出發理解科學事實應該得到的結論。馬克思曾說：“人，作為人類歷史的經常的前提，也是人類歷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只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6]邏輯實證主義理解科學事實的“抽象的人”的哲學前提在馬克思的實踐觀念中失去了合法性，科學哲學中出現了從人的現實性、有限性以及隨人的歷史性而來的前理解領會和解釋科學事實的“生存論轉向”。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具體指出，“把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先行具有、先行視見與先行掌握來起作用的。解釋從來不是對先行給定的東西所作的無前提的把握”[7]。一切理解與解釋都開始於由解釋者的“先行具有”、“先行掌握”和“先行視見”構成的“前理解”。它不僅包含各種可用語言表達的由各種信念、規則和目標組成的理論預設，而且包括非語句的實驗技能和儀器要素等實踐背景。作為主體的本質精神力量，前理解與實驗儀器等物質工具一起，構成了科學活動的可能性條件。西方科學哲學中，邏輯主義的科學事實“中性說”，一個重要的哲學前提就是對現實的科學活動主體，即人的問題的忽視。與此相反，科學歷史主義卻過分強調了科學主體在科學活動中的建構作用，將科學事實的生成視為一個純粹的語言問題，一個純粹的語言遊戲。馬克思說：“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的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8]當我們從實踐的觀念出發來看待科學事實，“客觀實在”為科學事實的生成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空間，而主體的理論前見、價值取向、實踐背景則是形成現實的認識過程、生成科學事實的一個主體條件。從這種意義上說，科學事實作為感性層次上對客觀實在的認識，客觀對象是其事實性的根據，而人的認識的歷史性、語言性則是其解釋性的來源。

因此，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這是從科學的實際發展中浮現出來的科學事實觀，也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念合理解釋的科學事實觀。它對於深化人們對科學事實的理解，對於科學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科學事實的解釋性與事實性的辨證統一能夠合理解釋科學事實的發展變化

在“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的命題中，“解釋性”意味著科學事實的意義與指稱對於概念框架的依賴性，而“事實性”則決定和表徵了科學事實的客觀性和不變性。這種客觀性和不變性，表徵著客觀的因素、客體的因素，顯示著自然界的力量。我們不能同意當代建構主義者所堅持的“科學是弱決定的”綱領。在他們看來，經驗世界或自然界的作用在實驗室和事實證據方面實在太微弱了，科學家有足夠的自由以不同的方式構造科學知識；因此，“不是自然存在決定科學理論的內容，而是從事科學活動的科學家的行為決定了自然界是什麼”（[2]P48）。這種綱領在科學事實上就表現為對科學事實“事實性”的否定，將科學史中一再出現的科學事實意義與指稱的變化歸結為科學事實的消失。的確，科學史上常常出現某些導致發現和確定科學事實的理論和概念體系被否定，從而引起科學事實指稱與意義發生變化的情況。如“空氣助燃”的事實在燃素說向氧化學說的變化中，其指稱由“燃素”轉變為“氧”；地心說發展到日心說，“太陽東升西落”這一事實的指稱和意義，由“太陽圍繞地球轉”變為“地球圍繞太陽轉”；在當代物理學革命中，水星近日點的進動事實，指稱由“一顆新的行星”（火神星）變為一種廣義相對論效應；電磁波的指稱從“以太”向“光”的轉變；等等。但是，這些反映科學事實的意義與指稱隨解釋框架的變化而變化的事實，不僅不能說明科學事實的消失，恰恰相反，它們明確反映了科學事實的相對獨立性和不變性。恩格斯曾分析了有關電流的科學事實在“接觸說”向“化學說”轉變中的變化，他說：“事實終歸是事實，儘管我們對於它的觀念是錯誤的。如果說我們已經拋棄了陳舊的接觸說，那麼，這種理論要加以解釋的那些確定的事實仍然存在。”[9]科學事實就是這樣在解釋框架和解釋語言的變化中，從表面指稱深入到深層指稱，在新的解釋中達到事實性與解釋性的新的統一。這是科學事實進步的基本形式。

2、“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是對“觀察滲透理論”命題的深化

“觀察滲透理論”是科學歷史主義的一個基本命題，它從科學的現實過程動搖了邏輯實證主義科學觀的理論基礎。漢森提出這一命題，用於表達“對X的觀察是由關於X的先行知識構成的”的思想。但若像他論證這一命題時那樣將之僅適於“將同一幅畫看作少女或老嫗”或者“刻卜勒和第谷在黎明的東方是否看見了相同的事物”這樣的情況，則是一種簡單化。筆者認為，要完整地理解“觀察滲透理論”的命題，需要從哲學、科學和日常觀察三個層次入手。日常觀察即漢森考察的“看”，它重點表徵了“先行信息”在人的視角轉換中的意義；科學活動中的觀察滲透理論是一個關於科學的概念框架的變換問題，而哲學層面考察的則是主體的“先行具有”、“先行掌握”和“先行視見”等精神的本質力量對於現實的認識活動的條件性。很顯然，科學事實作為科學“觀察”的結果，我們在確認科學事實的“事實性”的同時強調其“解釋性”，提出“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訴諸的正是上面后兩方面的內容。它不僅從科學活動方面表徵了觀察及其結果滲透理論的事實，而且從哲學本體論上，從人的歷史性的哲學前提表達和論證了現實主體的先行狀態是科學觀察、科學事實的可能性條件的觀念；它不僅描述了科學事實的生成，而且在事實性與解釋性的統一中闡發了科學事實的辨證發展。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科學事實是一種解釋”深化了“觀察滲透理論”的命題。

3、可以幫助我們在更深的層次上理解科學哲學與哲學解釋學的關係

在當代，科學哲學與哲學解釋學的關係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波普爾在20世紀60年代末發表了《關於客觀精神的理論》的著名講演，他以自己的“三個世界”理論為本體論，提出了一種立足於“世界3”的批判重建的“理解”理論。庫恩在晚期對自己的科學哲學理論進行了解釋學的解讀，認為自己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本質上是一種解釋學。在歐洲大陸哲學與英美分析哲學的對話中，產生了一些專門從哲學解釋學的角度研究科學哲學、理解科學的哲學家，如P.A.希蘭(Heelan)、R.P.克里斯(Crease)、J.J.科克爾曼斯(J.J.Kokelmans)、伯恩斯坦等等。明確科學事實的解釋性，可以使我們將科學事實看作解釋學意義的“文本”，在理解和解釋科學事實的辨證運動中進而領會科學哲學與哲學解釋學的對話。

所謂“文本”，“就是任何由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利科在其文本解釋學中提出了文本的四個條件，即意義的固化，與作者意圖的分離，多次可讀的開放性以及多層指稱的可能性。我們認為，科學事實的事實性與解釋性的辨證統一，本質上已經蘊含著科學事實作為文本所具有的屬性與意義。（1）科學事實意義的固化。科學事實的描述，一般是以實驗報告或者論文的形式公開的，因而它具有書寫文本所具有的屬性。從形式上說，科學事實的言語，既有描述實驗儀器及由實驗儀器組成的實驗裝置的自然語言，也有記錄實驗結果的數學的和學科的符號語言，還有將實驗的記錄結果與實在事物聯繫起來以及獲得實驗結果所需的理論推導。這些言語組成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構統一體，共同蘊含著某個科學事實。（2）與作者主觀意圖的分離。在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事實觀中，科學事實與其陳述者主觀意圖的分離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也正是因為二者處於涇渭分明的狀態，科學事實才成其為科學事實。而在科學的歷史主義和建構主義看來，科學事實與其提出者的主觀意圖不可分離。正如我們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這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科學事實離不開理論闡述和解釋，科學事實的事實性就寓於理論解釋之中。這種理論解釋，儘管反映和暗含著提出者的意向和理論觀點，但在以書面形式固定后，它就脫離了作者的意向而成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實體（如論文）。作者描述的實驗結果（記錄）、數據分析、中介理論等等，都包含在其意欲闡述觀察事實的文本結構中。在意向性的閱讀中，人們從新的視域，以新的概念框架來理解蘊含觀察事實的文本，展開蘊含在文本結構中的事實世界。科學事實並不以提出者的解釋的錯誤而失去事實性，在閱讀中，在新概念框架的解釋中，科學事實被賦予新的含義和意謂而獲得新的生命。因而，（3）科學事實既是封閉的，又是開放的，而且就是在事實世界的封閉與開放的運動中展開其生命的。（4）科學事實的多重指稱。在科學事實的開放性閱讀中，閱讀者的理論視域影響和決定著科學事實的指謂。科學事實的辨證發展，就是要超越科學事實的表面指稱，涉獵深層指稱對象所投影的客觀世界。這正如利科說的：“文本不是沒有指稱的；閱讀的任務，作為解釋，將會準確地實現其指稱。”總之，科學事實可以看作解釋學意義的文本。它從科學的經驗基礎，反映了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並不是像狄爾泰等人認為的那樣直接對立。這一點，對於適用哲學解釋學理解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