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儒

1909年2月15日生於浙江省新登縣松溪鄉官塘村（今杭州市富陽區新登鎮） 。

1927年畢業於嘉興秀州中學。

1929年至1933年，由浙江省官費保送，進入廣州台灣中山大學地理系。學習畢業，獲學士學位。並留校擔任地貌學助教。

1935年至1937年，在杭州高級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完成他的早期區域地理著作《揚子江下游及其區分》，立論極具特色。

1938年，抗戰爆發後轉至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大史地系，講授自然地理。1940年至1945年，調任前中央研究院在重慶北碚建立的地理研究所，應聘為助理研究員，後晉升為副研究員，並應復旦大學之聘在史地系任兼職副教授，主講地貌學。在北碚地理所任職6年，主要從事開發大西北，對四川、青海、甘肅一帶的國土、資源等方面作了實地考察與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1946年至1948年，獲中英庚款名額，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受“文化景觀”學派創始人美籍德國學者索爾教授的影響，以1942年西北考察所收集的資料為基礎，融匯自然地理條件與人文現象，撰寫論文“甘肅走廊和青海地區民族遷移的歷史和地理背景”，獲碩士學位。

1949年至1983年，應當時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主任黃國璋的聘請，於1950年回國，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地理系教授。1952年秋，開始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主任。主要從事地貌學、古地理學、中國自然地理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任職長達30年之久。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院士）。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職期間歷任：中國地理學會第三屆常務理事、第四屆副理事長、中國地理學報副主編、國家教委教材編審委員會地理組委員、北京市第五、六屆政協委員。

1989年7月18日卒於北京。

青少年時期的周廷儒，生活在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苦難歲月中。他的出世，給一個不算富庶的小商家庭帶來了歡樂和苦惱。父親的過早去世，使小學剛畢業的周廷儒，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不得不遠離家鄉到三四百里以外的一個教會中學去讀書，由於他的勤奮努力，學業一直非常優良。為了貼補伙食費用，他利用課餘時間，靠幫助教師批改低年級的英語作業和試捲來賺點錢，中學畢業后他就開始了工作。可以看到，在青少年時代的周廷儒，就具有較強的獨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又激起他繼續求學的心愿，他覺得只有學好本領，才能報效祖國。這時正值廣州中山大學地理系在浙江招生，他以優異的成績獨佔鰲頭(在50名考生中，只錄取5名)，從此周廷儒走進了這所名牌高等學府。在外國專家(德國區域地理學家)克雷德納和地貌學家潘塞、國內著名的地質學家朱庭祜教授的親自指導下，經常進行野外實習，在大學的四年學習中，先後考察了廣東、廣西很多地方，特別是南嶺和華南沿海海岸一帶。他以“廣州白雲山地形”的畢業論文，在1933年獲得了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后留校為德籍教授潘塞當助手。兩年後由於舊友的聘請，他又到浙江杭州高中擔任地理課教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到了大後方，在西南聯大地理系張席褆教授的指導下，研究雲南西部大理、賓川一帶的地貌、古地震，撰寫了“雲南大理地區的地震與地貌的關係”等研究論文。同時在西南聯大史地系講授“普通自然地理學”課程。1941年，中英庚子賠款辦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在四川重慶北碚成立。他應聘去擔任助理研究員，后又提升為副研究員。他先後參加了“嘉陵江考察隊”，並沿江步行了800里，把考察結果撰寫成論文和繪製了《嘉陵江曲流分布圖》，為以後嘉陵江的開發與利用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西北史地考察團”是由地理研究所與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聯合組織的，考察路線由蘭州沿湟水谷地過青海湖到柴達木盆地，再翻過祁連山，穿河西走廓到敦煌，沿途搜集資料，最後與李承三教授合作，編寫出《青海地理考察紀要》，以及他自己編寫的《環青海湖山牧季移》和《從自然現象證明西北歷史時期氣候之變遷》等論文，這些文章在今天開發大西北中仍有參考價值。

周廷儒先生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有一條最寶貴的經驗，那就是學無止境。1946年，他得到了中英庚子賠款補助留學的機會，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分校學習深造。這所學校集中了國際地理界很多著名的學者，包括有“文化景觀學派”的創始人，美籍德裔學者索爾、美籍瑞典學者萊利等。周先生一面攻讀有關的課程，一面在索爾的指導下撰寫學位論文。他以在西北史地考察中搜集來的，有關祁連山、青海地區的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資料為基礎，從地理學綜合觀點出發進行了深入分析。寫出“甘肅走廊和青海地區民族遷移的歷史和地理背景”的論文，受到了索爾教授的高度讚賞，獲得碩士學位。周先生正滿懷志趣繼續攀登博士學位時，聽到了偉大祖國解放的消息，他沉浸在幸福的時刻里，接著又收到好友、當時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主任黃國璋教授的聘請，毅然闖過重重難關，在1950年初，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他立下誓言，要把知識和才能，無私地奉獻給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周先生在學生時代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好學生，走上工作崗位以後，又是一個勤奮進取的好學者。他從事地理教育和科學研究已有50多個春秋，足跡踏遍了祖國的大部分土地，寫出了一批有價值的考察報告和文章、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在他的教學生涯中，時常強調要把書本知識學活，讓學生到大自然中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他除了講授地貌學、測量學、中國自然地理等課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帶學生從事野外實習和考察工作，從實踐中獲得真正的知識，鍛煉學生野外工作的能力。 ?

解放初期，周先生與廣大教師密切合作，結合工農業生產的中心任務，為祖國的建設事業出力。1951年，他參加了內蒙古地區的鐵路選線勘察工作，克服了種種困難，完成了考察任務。1952年，他又參加了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組織的華南地貌考察隊，這對周先生來講是舊地重遊，很快他就完成了華南地貌區劃的考察任務。

1956年至1959年，周先生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組織的“中蘇合作新疆綜合考察隊”，這次考察規模大，時間長，成果之多實屬少見。他們計劃第一年考察北疆，採取三條路線，登上阿爾泰山的南坡，兩次穿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又考察了天山北麓瑪納斯河山前等地區。第二年考察了天山山脈，到了哈密及山南山北很多地方，主要考察了地貌、冰川、凍土、草場資源、山前地帶的水系等情況，還重點考察了伊犁河谷地帶和大小尤爾多斯盆地。第三年考察了南天山、塔里木盆地和塔里木河等。對塔里木河的變化多端，以及在水資源的利用問題上，各有關單位發生了分歧意見，此時，周先生親自率隊考察了塔里木河中游的河道變遷，並與趙濟合作，寫出了“新疆塔里木河中游的變遷問題”的論文。以大量的事實闡述了在乾旱區，由於冰川補給水量及沉積特徵而形成的河道變遷的規律性，從而提出對河道整治開發利用的方針，協調了各用水單位的矛盾。此文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好評，當時由蘇聯科學院翻譯成俄文，收集到蘇聯科學院出版的《昆崙山與塔里木河》一書中。此外，對於博斯騰湖的考察，周先生認為不能只圖一時用水，就大量將湖裡的水調出去，必須保持湖內一定的水量，否則湖水就會變干，濃縮變咸，魚要死，蘆葦也要枯萎。因此應該從長遠的觀點來對待整個湖泊的命運。最後一年的野外工作，主要考察了昆崙山區，對地貌、冰川、火山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在不斷總結考察成果的基礎上，他與新疆考察隊地貌組的合作並由他主編的《新疆地貌》一書，已於197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受到同行們的好評。

開創中國新生代古地理的研究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身臨其境地觀察到大陸、平原、山脈和海洋的巨大變化是做不到的。地球發育史上，短暫的自然現象及其演變，雖不能親見，但可從歷史記載，地球本身的遺跡並藉助於儀器、分析試驗等手段，測出其全部過程。人們利用這些史料和實地考察所得的資料，推論出在以前的地質時期自然界的變化，重建過去的地理環境，這就是古地理。在了解古地理的基本概念。周廷儒說：“我在長期從事地貌、區域自然地理的考察和研究中發現，現代地表自然界的每一個特徵，都有一定的發展歷史，如果不去查明它的全部歷史過程，要想了解現代自然界規律的特點是不可能的。只有了解過去，才能更好地知道現在。而只有了解現代自然地理過程，才能為預報將來的發展方向提供依據。因此，研究古地理不僅是為了了解現代，更重要的是為了預報將來。這種預報對於正確從事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實際工作，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闡明了研究中國新生代古地理的現實意義和科學價值。例如，為解決中國東部土壤“南酸北鹼”的問題，合理地制訂出改造方案，就必須弄清楚過去的形成條件和發生強度，以便了解現代過程的性質和將來的發展方向。再如，研究古地理也有助於解決自然進化問題，以及地球生命起源等理論問題。第三，只有揭示地質時期沉積作用各種條件的演變，才能探明礦床帶的形成，這對尋找礦產提供了可靠依據。特別是應用全部古地理知識編製古地理圖，能夠清楚地闡明沉積礦，如煤、石油、天然氣、鹽、石膏、外生鈾礦等的分佈規律。因此，研究中國新生代古地理更具有實際意義，它將為中國尋找經濟建設所需的大量資源財富作出貢獻。

“如何揭示中國新生代古地理的面貌？”周廷儒說：“在第三紀和第四紀時期，自然界給遺留下來許多和現代有關的痕迹，易於進行觀察和對比，再應用綜合的觀點和專門的方法(如岩性分析、生物化石的特徵、重力計算、重力測量、古地磁和孢粉分析等綜合鑒別的方法)重建地球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才能全面了解新生代古地理的面貌。”

周廷儒教授之所以能開創一條研究中國新生代古地理的道路，這是他幾十年來長期從事野外考察的結果。他撰寫的《中國第三紀第四紀以來地帶性與非地帶性的分化》、《新疆第四紀陸相沉積的主要類型及其和地貌氣候的發展關係》、《關於新疆最近地球歷史時期的古地理問題》、《論羅布泊的遷移問題》、《中國自然地理》叢書中的《新生代古地理部分》篇“近30年來中國第四紀古地理研究的進展”和“古地理學”等論著，都揭示了第三紀、第四紀時期地理環境的面貌，為研究和發展中國新生代古地理奠定了基礎，這正是周廷儒教授在中國地理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貢獻。

《中國地形區劃草案》，科學出版社，1956年。

《南疆塔里木河中游的變遷問題》，科學出版社《論文集》，1959年。

“中國第三紀與第四紀以來地帶性與非地帶性的分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0年，第2期。

“中國自然區域分異規律和區劃原則”，《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作用的探討》，科學出版社《論文集》，1982年。

“中國第四紀古地理環境分異”，《地理科學》，3期，1983年。

“新生代以來中國自然地帶性的變遷”，《中國第四紀研究》，1985年，6卷2期。

“環境古地理學的發展方向——開展地理環境學預測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版），1988年增刊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