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地理志

包括三個部分：開頭引錄《禹貢》全文和《周禮·職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間以

西漢的行政建置為綱，將山川、物產、古迹等各項地理資料分條附記於其中，末尾輯錄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並記載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況。

這一結構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對於“地理”的理解。他在《漢書·敘傳下》中稱：“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說，他觀念中的“地理”雖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勢，但更關心的是對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對《禹貢》給予充分的尊重，在《漢書·地理志》開頭將其全文照錄，並不是象我們今天這樣意識到《禹貢》對於地理學所具有的意義，而只是將其當作行政制度之一種，恰好在傳說中它曾實行於夏禹時代。同理，他將傳為周代行政制度的《職方氏》九州也一併照錄，而不辨析其來歷及真實與否。正因為如此，當歷史行進到秦漢時代，五等之封已經革剗，傳說中的九州也已成為過去，此時的“剖判”是通過郡縣。班固順應時變，在正文中將“地理”的綱領由《禹貢》、《職方氏》的九州一變而至於漢代的郡國，這不能不說具有開創之功。這份功勞本應該屬於太史公司馬遷的。

由東漢學者班固撰寫，成書於公元54～92年間，為《漢書》十志之一。它對漢代郡縣封國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戶口、物產、風俗和文化等作了綜述，保存了漢代及其以前的許多珍貴的地理資料。是中國地理學史上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內容包括3不分:①轉錄《尚書·禹貢》和《周禮·職方》的全文，並略綴數語，簡述前代政治地理的演變和發展。②敘述西漢末疆域政區的設置情況，計有103郡（國）及所轄的1587縣（道、邑、侯國）。在郡（國）條中，其轄境以元延末與綏和初（公元前9～前8）為斷，名稱和戶口數以元始二年（公元2）為斷，部分郡（國）條還記述一些重要的自然和經濟情況；在縣（道、邑、侯國）條中，根據不同地區的特點，分別記錄有關山川、水利、特產、官營工礦，著名的關塞、祠廟、古迹等情況。據統計，載有鹽官共36處，鐵官共48處，反映了當時官營鹽、鐵產地的分佈；記有水道和陂、澤、湖、池等300多處；所記水道，大多在源頭所在的縣條中說明其發源和流向。較大河流還記有所納的支流和行徑里數。這為了解古今河道變遷的情況，提供了可靠依據。該部分是《漢書·地理志》的主要部分。③依據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記述了漢代的一些經濟、人文地理情況，對全國作了區域劃分和分區概述，還載有南海各國的簡況和通航的路線。它是中國最早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疆域地理志（以一個朝代一定時期的疆域政區為主體、分錄各區山川物產）和沿革地理的體例。漢以後的15種正史地理志和各種地理總志，都是以其為典範編纂的。其優點：①各郡、縣條中記述的內容很豐富。②第三部分具有全國區域地理總論性質，且較為全面扼要。③記述的對象不限於西漢當代地理，亦包括歷史地理。漢以前古籍上所載的地名，很多即因《漢書·地理志》用漢地予以註釋，才使後人知其正確位置。④記述的範圍廣，東至日本海，西至甘肅西部（西域地理載在《漢書·西域傳》中），南至越南中部，北至陰山，對邊區記載也較詳悉。所以也是研究古代邊疆地理的必讀書。其不足點是志文過於簡略，如不參證其他史料，難以理解其正確含義；體例前後不一；博採眾說而未加辨析，或實際情況已發生變化，卻仍照錄舊說，引起敘文前後矛盾等。參考書目　譚其驤：《〈漢書·地理志〉選擇》，《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科學出版社，北京，1959。

對“地理”的這種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重實用、重功利，而輕視學理上的探討。《漢書·李尋傳》載傳主之言云：“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

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製法度，考禍福”。很明顯，當時人將地理當作一種應用之學。無論自然要素（山川變動）還是人文狀況（人民謠俗），研究的目的都是為了經世濟民（法度、禍福）。班固在敘述完西漢的行政建置和相應的地理資料之後，還將當時“猶未宣究”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輯而論之，不能不說有其深意存焉。

這一觀念再滲透到地理學中，那便是形成一種很強烈的思維定勢，即輕自然而重人文。《漢書·地理志》而後，歷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個傳統，但內容不過照著《漢書·地理志》亦步亦趨，有些簡單的甚至只有光禿禿的政區綱目，其它內容如山川、物產、古迹、水利等一概沒有。沈約在《宋書·州郡志》序中稱：“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將“地理”當作“政區”的同義語，這可以說是古代對於“地理”一詞最為極端的理解。

也正因為如此，地理學在我國傳統中一直被當作歷史學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為標的的著作往往成為歷史著作中的專篇，如國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之學往往帶有歷史地理的性質。即便體例不受《地理志》影響，內容也往往不免帶有濃厚的歷史色彩。如《水經注》，它以水道為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學

班固：字孟堅，為後漢班彪的兒子。東漢名儒，著名的史學家。他年輕時就才華橫溢，但在他56歲之前 (明帝和章帝時期)職位很低，“位不過郎”。建初三年升為玄武司馬，也不過是

一個守衛玄武門的郎官中的小頭目。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雖因輔助竇憲遠征有 功，升為大將軍中護軍，但很快就下獄冤死。他一生仕途坎坷，很不順利。但長 期做掌管皇家圖籍的郎官，使他有機會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佔有大量文史資料，從而完成了《漢書》，不僅為後世同類史書奠定了規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國古 代地理學史中的獨特地位。班固除給後世留下巨著《漢書》以外，他還寫了大量 的典引、詩賦、銘、頌等文章，在范曄(劉宋)寫《後漢書》時尚存41篇，現在除 《後漢書》中保留的三篇外，其餘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學成就主要體現在《漢 書》中，尤其是《漢書·地理志》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班固生活的 時代是漢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際，王朝空前統一和強盛，經濟發達，版圖遼闊，陸海交通發達。地理知識的積累遠非《山經》和《禹貢》時代可比，社會生活和 管理對地理知識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則憑證實，遠則憑傳聞，而 是國家掌握的各地方當局的直接見聞，乃至相當準確的測繪和統計了。記錄大量 實際地理資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現雖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專列《地 理志》卻是班固對後世的重大貢獻。封建時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難流傳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後世王朝的保護下，較易流傳下來。班固在正史中專 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後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這樣就為我們

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封建時代的社會、文化 史提供了重要條件。班固對正史《地理志》的開創之功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