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
漢代文學家司馬相如的文章
《諭巴蜀檄》是漢代文學家司馬相如創作的一篇斥責巴蜀吏民的文章。西漢使臣唐蒙出使西南夜郎僰中時，曾徵發巴蜀吏卒擾民，引起當地百姓大驚恐，於是漢武帝派司馬相如前往責備唐蒙，並代表朝廷諭告巴蜀百姓唐蒙所為並非皇帝之意，以安定之。文章短捷，思維嚴密，縱橫辯說；策略周詳，全盤平衡，運用權術，有禮有節，人情人理，表現出大漢朝聲威有力地說明現在“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雖行文不免虛誇卻有很強的感染力、說服力語言曉暢文勢氣魄顯出賦家手筆。
檄是用於聲討的一種文體。這篇文章是斥責巴蜀吏民的“罪”“過”的。
文章為穩定人心，先用對外征討的聲威和雖被徵招而無隱患來震動和安撫人心，為皇帝本意辯解，並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責任；再樹邊民為榜樣，以當官享樂傳名來規範和開導百姓，並在對比中尋過責怪巴蜀吏民；最後說明作意，要求及時傳達。總之，維護皇帝，斥責官吏，開導百姓，揚威以懾之，示安以慰之，示範以規之，示利以導之，尋過以責之。縱橫辯說，思維產密；策略周祥，全盤平衡；運用權術，有利有節，入情入理，語言曉暢，說服力強。
文章開頭闡述朝廷在“邊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這就從根本上確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動的正義所在，為後文指責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個堅實的道義基礎。接著說明這次行動本“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略敘事實：“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摧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驚懼、憂患”，即將撫慰巴蜀人士之意帶出，卻又明白將唐蒙加以指責，但僅此一筆帶過，就轉到總結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務就完成了，但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務就難於繼續進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所以，唐蒙又無可厚非，指責”巴蜀民大驚恐“就勢所必然，並稱揚“夫邊郡之士”與之相對：“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他們是“賢人君子”，而這些“自賊殺，或亡逃抵誅”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鮮恥”，“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誨之過”，措辭極為嚴厲。然後再次重申“陛下”之德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闡明自己的任務為“遺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最後要求巴蜀各級官員務必傳達給“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為根本、為標準，在這個前提下闡述評論各方意見功過，這應當是司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徑，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結構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餘字，嚴正精悍、周詳曉暢，深得文體之要，“指摘”巴蜀愚民”的語氣極為嚴厲，命令太守傳檄，語氣也十分果決，都是為了檄文“故其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的目的。為了達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個典故，語詞和其它幾篇比較也不甚考究，如設問對答結構、聯邊字等皆未使用，應當是考慮“遠所溪谷山澤之民”“遍聞”的需要，即“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為了達到“氣盛而辭斷”的效果，司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駢偶、鋪陳、押韻的辭賦方法。作為古代流傳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點，又保持著司馬相如文章整飾華麗的一貫風格，在寫作技巧上對後世有多方面的借鑒作用。
《喻巴蜀檄》創作時間距離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馬邑（今山西朔州）之圍伏擊匈奴主力失敗僅僅兩年。馬邑之戰，拉開了漢匈大規模戰爭的序幕。漢朝為了打通西南夷與長沙、豫章（今南昌）的聯繫，使陸路、水運暢通無阻，必須保證蜀地的社會秩序不發生大的動蕩。而中郎將唐蒙大規模徵發巴蜀吏卒，各郡陸路、水路大興徭役，以嚴厲的法令名義誅殺當地教團組織頭領，因此漢武帝派司馬相如發布《喻巴蜀檄》，曉諭巴蜀父老。這是為了集中精力反擊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動亂分散精力，影響反擊匈奴的基本國策。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德華《事昭而理辨 氣盛而辭斷——司馬相如〈喻巴蜀檄〉〈難蜀父老〉解讀》：《喻巴蜀檄》不是對敵的檄文，主要是曉喻百姓的，類似於告示，故任昉根據篇名一“喻”字，歸為“喻”體。文章表達的主要觀點遠不止責備唐蒙。其最終目的是讓巴蜀官民知曉開發南夷的意義，能夠為國盡忠效力，懂得君臣禮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