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寅恪於1941年間在香港完成的，序末署“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次年在桂林抄改后交商務印書館，於1943年出版。此書是陳寅恪的代表作，對唐史研究甚具啟發性，香港在動亂時代為陳寅恪提供了短暫的研究空間，使他得以完成此巨著，其事雖屬偶然，但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緣。

自幼受家學傳統的熏陶，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十幾歲即出洋求學，先後遊學於日、德、法、美及瑞士等國，鑽研梵文、巴利文等，並通曉希臘、拉丁、藏、蒙、滿等多種文字。1926年歸國后，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同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成績斐然，學人稱頌，被譽為“教授的教授”。抗戰期間，輾轉於香港、四川、雲南等地，生活窘迫。因長期營養不良等原因，最終造成雙目失明。1949年後，在嶺南大學（后中山大學）任教。1969年病逝於廣州。

陳先生學識淵博，除歷史外，於文學、宗教、語言、哲學等皆有相當的造詣。在史學上，尤其精於中國中古史（自魏晉直迄五代），在佛教典籍與唐代清初文學上也有很深的功力。陳先生在治學上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學阿世，每每於重大問題上有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其在治學方法上，既沿襲並創新了乾嘉樸學的考據傳統，又在著述中體現出“文化多元論”的包容思想，並借鑒了諸多新的方法與材料，堪為後世楷模。

本書開篇即引朱子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並為此加按語曰：“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

陳先生指出：“自鮮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國統治北部之後，即開始施行漢化政策……此漢化政策其子孫遞行不替，及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塞六鎮胡化民族對於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爾朱部落乘機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其後，他又進一步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唐代的“關中本位政策”或“關隴集團”是承襲宇文泰而來的。而“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財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藉，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別覓一新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化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始能內安反側，外御強敵。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此新途徑即就其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

“安史之亂”是唐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中國整個歷史發展中也佔有極其關鍵的地位。

雖則表面上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被平息了，但事實上大唐帝國的根基也遭受了重大的打擊。陳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國疆土之內，自安史亂后，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為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並且陳先生尤其強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陳先生在翻檢《新唐書》之《藩將傳》中發現兩點：“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人；一為其人之氏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前者屬於種族，後者屬於文化。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