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化

多指漢族人或者漢族政權由於長期受到異族的影響而在姓氏稱呼、思維方式、行為特徵、生產模式、風俗文化等諸多方面產生與異族趨同的現象。

歷史上漢族人曾經以屯兵、流亡等方式進入到胡人聚居區，比如古代的西域。當中原政權衰落後，留居當地的漢族人因為失去了中原在政治軍事上的支持，久而久之就融入到當地人中去，幾代人之後，其族屬也就自然成了異族。唐朝與阿拉伯爭奪中亞，高仙芝戰敗，部分漢族士兵被俘虜到阿拉伯，但他們卻把造紙術傳播到西亞，這批漢族士兵的後代也就成了阿拉伯人。而胡化漢人中功勛最著者，乃是東魏的建立者、北齊的奠基人——高歡，其祖高謐曾為北魏侍御史，后因犯法舉家徙於懷朔，此後三代遂世居於此。懷朔是鮮卑人居住和活動的地方，高歡就生長在這裡，史稱他“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遵同鮮卑”。隋朝、唐朝、明朝都曾做過除胡化的努力。漢朝外長城駐地的漢軍通過分析歸化漢朝的匈奴嚮導和通邊情地理曉匈奴語言的邊疆漢人帶來的情報，騎兵可以憑藉機動性快速施行精準的搗巢行動，當時胡人和胡化漢人占當時封侯者三分之一，漢朝社會中胡姬更是不少。但是胡化者在唐朝是被歧視的，唐朝夷將就曾說過陛下用到我時就說我是衛霍在世，不用時就說我是胡虜賤種。口音胡化的慧能也是例子，直接不被當做漢人學什麼佛啊。魯迅曾反對這一現象。

歷史上既有所謂的胡化漢人，從夏朝、春秋戰國至明朝皆有大量漢人逃到蒙古高原、新疆、東北、朝鮮。元朝是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政權。蒙元統治者為了保持蒙古貴族的特權，實行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級政策，使身為被征服者的漢人和南人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都處於弱勢地位。在此歷史背景下，中原漢地出現了一種頗為流行的社會風尚——漢人"蒙古化"。漢人蒙化表現在各個方面，取蒙古名就是其中之一。清代一部分漢人特別是八旗漢軍自編入旗籍始就不斷"滿化",他們摒棄漢姓，改從滿姓；習"國語騎射";改從滿俗。經過200多年的演變，這些漢人在民族心態和政治立場上已經心向滿人，並自稱滿族。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虓，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夏朝，少康中興，封少子無餘，號曰于越，（會稽山附近）祭祀大禹，建立越國，底層斷髮文身黑齒；商朝，夏后氏之子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匈奴是其苗裔；商朝，周太伯與弟仲雍讓位於季歷（文王之父），奔荊，稱吳太伯，建立勾吳政權，斷髮文身鑿齒；商末，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秦末漢初，燕國人衛滿推翻箕子朝鮮，建立衛氏朝鮮，疆域遠超箕子朝鮮；同時，箕淮南逃馬韓；

其中向蠻荒之地 開疆擴土 建立政權的 例子，1、有些是上層貴族 裹挾 被統治者前來，2、（而在宗族自保為主要特徵的古代漢族社會）也有不少是族長帶領宗族老少，你說這種情況算不算是平民？所以一旦中國中原地區處於戰亂、關中三輔屍橫遍野。

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國時期，諸如交州牟子、張魯治下人民（五斗米教眾）、遼東管寧（及公孫度治下人民）、幽州鮮卑烏丸/雍涼羌氐混居的漢人（閻柔/鮮於輔/公孫瓚白馬義從/董卓湟中義從/馬騰等都是胡漢雜居的產物）、率族隱居的田疇、劉焉倚重的東州兵、徐州被曹操屠殺的男女百姓、揚州吳越依附宗帥祖郎嚴白虎的山越漢族百姓、漢初雍齒之後代叛亂大族雍闓（而高定、孟獲皆疑似漢姓）等等，這些都可以看到不少平民的身影。

秦末漢初時就有不少戰敗的軍閥投靠匈奴的，所以漢初劉邦要示弱，戰國末年燕將衛滿逃到朝鮮建立了衛滿朝鮮。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

自耕農或窮人活不下去會首先選擇給豪強當佃戶，他們也很難逃亡到匈奴等地。能夠順利逃亡到匈奴等地的人，基本上只有具備物質基礎的豪強地主才能做到。而豪強逃亡到匈奴等地的原因，自然是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比如袁紹入主河北后，很多豪強投奔到鮮卑，教會鮮卑人如何製造武器鎧甲，以及學習文字。

五代時，因為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劉守光統治殘暴，有不少漢民投靠契丹。紅巾軍、白蓮教徒教蒙古兵法製造兵器，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事件，但是不明白為什麼土木堡之變以後，蒙古軍隊那麼長時間都沒能再次圍困明朝京師，而俺答汗為什麼能輕易做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奔俺答汗的白蓮教徒的幫助，這些白蓮教徒不僅熟悉明朝北邊的防線，且對用兵布陣也很有研究。此外，俺答汗讓一些白蓮教徒幫他製造攻城器械，這樣便使得明朝北部的防禦能力大大下降，所以蒙古軍隊能夠從容地進攻明朝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搶掠完畢之後再從容地回到蒙古。

對於這些白蓮教徒，朝廷是極為憎恨的，且不說他們能夠幫助俺答汗打仗；這些人也會在蒙古土地肥沃的地方耕地種糧，為蒙古軍隊提供糧食。為了抓捕這些白蓮教徒，朝廷沒少費心思，甚至冒險派士兵深入蒙古抓捕，但趙全、李自馨等白蓮教頭目都逃脫了。見到派兵捕殺不成，朝廷又懸重賞抓捕白蓮教教首趙全等人的首級，賞格已達千兩，另授予官職。同時，朝廷軟硬兼施，希望這些白蓮教徒能夠主動投降，招降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畢竟當年一部分白蓮教徒投奔蒙古是迫於明軍的抓捕，既然寬恕了他們，那麼他們自然願意回來。然而一邊是一些白蓮教徒被招降歸來，另一邊卻是一部分白蓮教徒又投奔蒙古，這讓明朝官員大惑不解，當時有人分析：“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為夷狄用乎。”可見，很多白蓮教徒在明朝的管理下生存艱難，反而去蒙古能過得更好。明末也出現漢人逃亡女真的情況，漢人在東北耕種、當兵卒以及製作火槍、紅衣大炮對付明朝。

大概是前35年，陳湯擊殺郅支單於後——「雖遠必誅」后——親漢的前呼韓邪單於非常歡喜，他終於成為了匈奴唯一的單於。在上表賀功的同時，請求漢朝撤除長城的守軍，從此南北一家，和漢元帝一起，搞搞東亞歷史的終結。

漢廷也覺得這事很有意思，據說天子下朝議，群臣「皆以為便」。我們現在倒回去看，可能無法理解這種天真，但當時的東亞帝國大概真的是認為自己已經快把科技樹點滿了，值得追求的是應天受命的新王實現禪讓政治的太平世這個級別的。朝廷上只有郎中·侯應是邊疆人，出面反對。他舉了十條理由說明此案之不可行。讓現在人來想，大概重點應該在其心必異、戰略意義這些點上吧，當然，這些他也說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十條里有四條都在說：一旦放棄戍守，漢帝國的臣民會逃亡到匈奴方面：

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

這是說放棄戍守，邊疆羈縻屬漢的胡人部落（屬國）會逃亡匈奴，這個不消多說。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這是說邊疆軍屬良民貧困是普遍的現象，而他們沒入匈奴的親屬的經濟條件卻好得多，值得投奔。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

這是說邊疆的奴隸會投奔匈奴獲取自由。

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

所謂桀黠盜賊其實就是地方上與政權對抗的豪族勢力，這是說邊疆的有力豪強面對秦漢帝國的酷吏統治，也有深刻的動機北逃匈奴。

這是「曉習邊事」的侯應對皇帝的直接報告。他認為在帝國邊郡無論胡、漢，貧、富，自由、奴役，「亡出塞」都是具有吸引力的選擇，可以說「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是他們共同的心聲。漢帝國在長城的駐軍，不光是防止從外侵內，至少有一半是為了防止由內逃外的。

尾聲是漢元帝聞此奏后深以為然，命大臣拒絕了單於的請求。

漢書中就說，西域諸國的煉鐵、鑿井技術很多都是漢朝逃兵教的。從東漢末年開始到唐朝統一，中原戰亂不斷，漢人向塞外避亂流亡的一直很多。

根據日本的記載，西晉末年天下大亂，漢獻帝後代有人流亡日本，成為日本高橋氏之始祖。

到了明朝，因為明朝守邊軍待遇之惡劣低下，歷代所罕見，九邊重鎮多次兵變，很多士兵出塞投奔蒙古。

除了士兵，還有平民，和明朝的漢人狗官“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比起來，蒙古可汗“歲種地不過粟一束，草束，別無差役”，農民負擔要輕很多。俺答汗時候，還有大批白蓮教徒為俺答汗出謀劃策，攻打明朝邊境。

土木堡之變以後大明朝丟掉的河套地盤，漸漸地，到處都是投奔蒙古的漢族農民。到了大明滅亡的時候，張家口出塞，到后套，一路上到處都是漢族村莊。

其實古代農民生活條件很差，負擔沉重，有機會經常想逃亡。類似的情況很多國家都有，為了逃避勞役賦稅，朝鮮人逃亡女真，安南人逃亡真臘，俄羅斯人逃亡草原成了哥薩克。其他很多國家，那個是因為封建領主采邑制度成熟，鎮壓權力下放到村鎮，農民想逃都逃不了，或者周圍都是有主土地、沙漠、雨林，無處可逃。

古代平民所享有的物質文明，尤其是邊緣地帶的自耕民，未必就比未開墾地區優越多少。換句話說，逃入蠻夷地界，採用採集、游牧、或漁獵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不見得就惡化，甚至可能有所改善。

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甚至提出這樣的觀點：農業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騙局。

農業革命所帶來的非但不是輕鬆生活的新時代，反而讓農民過著比採集者更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狩獵採集者的生活其實更為豐富多變，也比較少會碰上飢餓和疾病的威脅。確實，農業革命讓人類的食物總量增加，但量的增加並不代表吃得更好、過得更悠閑，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產生一群養尊處優、嬌生慣養的精英分子。普遍來說，農民的工作要比採集者更辛苦，而且到頭來的飲食還要更糟。農業革命可說是史上最大的一樁騙局。

農村生活確實為第一代農民帶來了一些直接的利益，像是比較不需要擔心野獸襲擊、風吹雨淋，但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其實弊大於利。現代社會繁榮富庶，可能我們很難理解弊處何在，畢竟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農業革命之上，所以我們也就覺得農業革命真是個美妙的進步。然而，我們不能光用今天的觀點來看這幾千年的歷史。一個更具代表性的觀點，可能是1世紀漢代某個女孩因為家裡的農作物歉收而餓死。她會不會說：“雖然我餓死了，但我知道在兩千多年後，人類能夠吃喝不盡，住在有空調的豪宅里，所以我的犧牲也都值得了？”

作者當然是危言聳聽，但他詳細列舉了相對於採集或漁獵，從事農業帶來的一系列苦楚，比如身體的磨損、營養來源的單調、衝突的加劇等等。這些卻是真實存在的。更不必說還有土地兼并、馬爾薩期陷阱這些大殺器了。

第二、採集、游牧或漁獵的生活方式，也有屬於自己的文明體系。

除了物質生產，文明還包括社會組織方面，比如平等、安全，以及由此產生的歸屬感。所謂的蠻夷也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價值觀念。即使當時的漢人智識階層，也是予以承認的。

再舉一個例子

明萬曆年間，謝肇淛在他的筆記《五雜俎》里，這樣記載

卷四·地部二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荊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謝肇淛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他還是一名資深官員，曾擔任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郎，以及廣西右布政使，對於民生，以及邊界兩旁“移民”的動向，應該有比較切身的觀察。

儘管有種種不足，但農業文明依舊對周邊的採集、游牧、漁獵文明有不可抗拒的優勢和吸引力，尤其是它的組織能力、物資儲蓄和文化傳承能力，這些對於跨入工業文明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東亞國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棄漢歸胡、“文明倒退”，其實可以看作正常的人口流動，畢竟人是逐利的動物，如民間俚語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一個強大的文明，當然有這樣的自信。

但凡能在軍事上征服古典帝國的游牧民族，至少也是游牧民族中的文明人，而且在組織、技術方面與定居帝國的差距並不大。美國學者拉鐵摩爾的“邊緣民族”論就提出了這種觀點，拉鐵摩爾通過分析中國歷史上能夠壯大的游牧民族，發現但凡能崛起的部落或者部落聯盟，都有一個特性，那就是要麼靠近古代中國能最快吸收中國政治文化和軍事技術，要麼直接為古代中國政府效力做雇傭兵。

匈奴能崛起，是因為其根據地陰山一帶位於戰國時代秦趙邊境，秦滅六國時佔據了趙國經營過的河套平原，同時吸收了在春秋戰國時期經受過中國軍事變革洗禮的戎狄人。於游牧民族中，匈奴已經是最先進了。

比如匈奴之前，游牧文化要看中亞的斯基泰、游牧冶金技術要看阿爾泰山北麓的堅昆，然而等匈奴吸收了中原文化技術，就對其他游牧民族造成碾壓優勢了。而那些真正的野蠻人（比如被匈奴征服過的丁零、渾庾、屈射、鬲昆、薪犁……這些中除了丁零或許為鐵勒祖先、鬲昆為堅昆外，其他的幾個都不見了），史書上都懶得記載，直接被匈奴給吞併了。五胡十六國不用說，建立者都是處於漢文化邊緣的雇傭軍。柔然，建立者是北魏逃奴，列任可汗還有年號。突厥，曾在弱小時期移居平涼，后遷徙阿爾泰山稱為柔然鍛奴。回鶻，為唐朝服役超過了半個世紀。契丹，與唐朝或戰或降數百年。蒙古，與金朝糾葛不清。滿清，直接就是明軍編外人員叛亂（明初女真首領的女兒是朱棣的后妃，亦失哈也有陪嫁入宮說）。

政權的胡化往往和族群的胡化密切相關，北齊政權即是此例。北齊奠基人高歡是胡化漢人，他娶鮮卑人婁昭君為妻，子孫也由此具有了鮮卑血統，其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后並未如隋文帝一般推行“去鮮卑化”，而是繼續以偏袒鮮卑族等軍事權貴作為鞏固政權的方式，因此屬於一個典型意義的胡化政權。胡化有深淺之分，一些政權雖然不屬典型意義上的胡化，但因為其統治方式帶有胡人的痕迹，或其統治者具有部分異族血統，因此有時也被認為存在著某種胡化的傾向，比如安史之亂以前的唐朝。但唐朝只是在文化上的影響而非政權上的胡化，在思想上認同上身份上統治者建立的還是漢人政權。歷代搗巢名將皆是胡化漢人或有歸化中原的胡人嚮導和通邊情地理曉匈奴語言的邊疆胡化漢人嚮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