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之都

中心城市

在中國，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早已經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學術之都”。

北京文化底蘊雄厚、學術傳統深遠、學術機構集中、學術資源齊全、名家雲集、人才薈萃，是全國學術思想的重要發源地和創新地，在我國學術發展過程中具有中心地位，起著引領作用。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的是，當前北京乃至中國學術在世界學術格局中仍處於“邊陲”地位，離“世界中心”還較遠，離“世界學術之都”還有較大差距。

當前學術界浮躁之風甚重、急功近利之風甚重，能夠沉下心來做學問的人越來越少。學術研究需要長期積澱，那些一心急於要拿獎牌的人往往一事無成，反而是那些“但問耕耘，莫問收穫”的人有機會攀登到學術的頂峰。由於學術研究成果大多是基礎型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夠變為專利、產品、智庫型社會對策，在全社會都“急於求成”的心態下，學術就越來越受到輕視。所以，目前全社會的浮躁風氣顯然制約了我國學術的發展。

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學術長期滯后，那就意味著，文化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長期滯後於發達國家，這必然影響到全民族整體的發展。學術長期滯后的結果是科技不可能真正創新，產業也只能跟著人家跑，產品只能拷貝別人的，最後，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必然會滯后。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建設北京學術之都”，就是要探索怎樣創造一種良性的社會環境、學術環境，讓有著深厚文化沉積、人才薈萃的北京，真正聚集出一大批學術人才，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為世界公認的學術成果，推進我國的學術發展，最終使中國學術從“世界學術邊陲”走向“世界學術中心”。這個目標如果實現了，它也必然成為中華民族振興的原動力之一。

北京建設“學術之都”，既是北京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的一件大事。

北京提出的建設目標之一，就是要成為“先進文化之都”。而先進文化之都與“學術之都”的含義是一致的。文化是一個極其龐大的體系，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理念文化等等，其中，學術文化是文化的制高點，是最成體系、最權威的高層次文化。無論是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還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無論是數理化還是文史哲，都積累著人類探索自然與社會，甚至包括探索人類自身的最為系統、最為規範、最為高端的文化。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城市，學術的發展特別能體現文化的精髓，能夠彰顯文化的魅力。

北京建設“先進文化之都”離不開學術的發展。學術具有基礎和原動力的特點，好比大樹的根莖部分，根深了才能葉茂。可以說，學術乃先進文化發展賡續不絕的重要源泉。

前文已述，中國學術目前還稱不上是世界的中心，或者用沃勒斯坦的術語，尚處於世界學術的“邊陲”位置。學術的諸多學科，主要還是依附於西方的學術體系或理論體系，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也是如此。從文化根源上看，全世界文化最概括的分類可以分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一條主脈。唐宋時期，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並不落後於西方。後來落後了，原因非常複雜。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我們引進了西方的學術體系，中華文明接受外來文化、融入外來文明，這是中華文明振興的非常重要的條件。

然而，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面對今天巨大變遷的中國社會，我們常常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問題，又感到很受局限。這就涉及到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問題。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實現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本土化。相比較而言，當年的社會科學前輩們，如陳岱孫、陳達、潘光旦、李景漢、費孝通、錢端升、張奚若、蕭公權、唐鉞、趙元任等等對於社會科學諸多學科，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的本土化探索還是卓有成效的。

建設學術之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要探索和完成諸多學科的本土化。社會科學學科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離不開本土。比如，美國人寫的社會學教材，實際上就是以美國社會為對象，用學術語言對該社會進行闡釋。那麼，中國人寫社會學教材當然應該是以中國社會為對象，用學術語言對中國社會進行闡釋。但是，由於我們的學術話語還是西學東漸以來引入的西方學術話語體系，所以，常常感到學術話語的掣肘。

從這個角度看，建設學術之都的意義在於強調中國學者的學術獨立和學術自信，對於百年來的中國社會變遷真正能夠作出學術的總結，實現學術理論與學術方法的升華，將研究巨變中的中國社會的理論與方法的優秀成果添加到國際學術大廈之中。本土化學術成果的不斷湧現，才能夠使得以東方文明為基礎的中國學術界真正能夠自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學術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學術之都”的建設自然也有自身的規律。

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學術之都的構成要素，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地建設。能夠成為學術之都，一般需要具備四大基本要素，即自由的學術環境、豐富的學術資源、豐碩的學術成果、公眾的學術素養。

自由的學術環境是學術之都成長的土壤。學術貴在自由爭鳴。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對自由學術環境非常好的詮釋。沒有學術自由爭鳴，難有學術進步發展。當然，學術自由也是有邊界的。自由既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是一種責任。學術的這種責任是對公眾的責任，是對社會的責任。大學者蒙羅說：學術自由的存在，不是為了學者的利益，而是為了公眾和社會的福祉，最終是為了人類的福祉。早前，諾貝爾獎得主伊格納羅曾被問及：“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獎？”他回答說：“就我所知，那些為了獲得諾貝爾獎而從事研究的人，最後都是一無所獲。問題決不是為了獲獎我該做什麼，而是為了科學的進步和人類的利益我能做到什麼。”

所謂豐富的學術資源，包括了促進學術發展多方面的要素。北京聚集的學術資源確實很大，這裡既包括了人的資源也包括了物的資源。當然，人還是最為核心的。學術人才雲集，這是學術之都的主體。

在學術資源方面，我們尤應關注“資源共享”的問題。北京目前的特點是學術資源總量很大但共享不足。北京學術機構很多，學術資源往往被各個單位“獨享”而不能“共享”。比如，資料庫往往是單位壟斷，一方面不能夠成為公共資源，不利於學術和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各個小圈子都是互不通氣，很多數據都是重複建設，也是很大的浪費，有損於學術之都的建設。

不需贅言，豐碩的學術成果是學術之都的基本構成要素。現在更需關注的不是成果的數量，而是成果的質量。現在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在學術考評方面確實存在數量有餘、精品不足的現象。

公眾的學術素養，是學術之都成長的土壤。學術不應僅僅是學者的自演自看，它當然需要與廣大公眾的關注。北京一直堅持搞自然科學普及、社會科學普及，這是很有意義的。公眾的學術素養也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進步的程度。

我國學術管理體制的突出問題是“行政化”色彩過於突出。由於很多項目都是政府財政出錢，這樣常常是政府處於主導地位，呈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推進模式。政府制定規劃，設立項目，指導學術發展。這樣，雖有助於掌控大局，但確實不利於激發學術活力、不利於促進學術創新。政府的責任應該是創造一種更加寬鬆、更具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學術氛圍，學術管理體制機制也應從“以管理為主”向“以治理為主”“以服務為主”轉變，鼓勵多元社會力量、鼓勵學者主動參與學術事業。學者有積極性、有動力，學術才有活力。

如前所述，學術成果不在“多”而在“精”。能稱得上學術之都，一定積澱著眾多讓大家服氣的學術成果、學術精品。這當然就涉及到學術的評價和獎勵機制。世界上有很多有廣泛國際影響的獎項，獎勵學術精品，鼓勵學術發展。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我們也應建設類似的、綜合性的國際學術獎項，獎勵對象可以是國內的，也可以是國外的。

出學術精品的同時，又要嚴防學術不端行為。現在，我國為了防止學術不端，出了所謂《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然而這隻能治“標”不能治“本”，現在學生提交學位論文之前，都會花錢去網上先檢測一下，從而帶動了一個新的產業。其實，不考慮學科差異，“一刀切”的學術不端標準，也不科學。例如，人文社會科學專業，需要閱讀大量文獻，只要嚴格註明出處就是符合學術規範的，如果不允許引用，反而是違反學術原則的。

上面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學術資源可獲得性，乃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保證。首先要促進學術資源在學者之間共享。很多學者開展學術研究，往往苦於找不到學術資源（如數據、資料）支持。例如，當前我國每年都會花費大量經費開展各種社會調查，運用於各種資料庫的建設，然而基本上沒有建設共享的資料庫。統計部門每年也有大量的調研數據，也都是不開放的。這樣，一方面大量數據積壓，數據開發不足，資源浪費嚴重，另一方面，科研工作者得不到數據，研究滯后。我國應通過立法，規範數據的開發、共享和使用。

此外，也應促進學術資源向公眾更加開放，使得一般公眾可以參與學術講座、學術會議，要讓公眾有機會接觸學術、了解學術、感受學術，從而提高我國公眾的整體學術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