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學派

吳與弼（1391~1469）字子傅，號康齋，撫州崇仁小陂（今東來鄉）人，明代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清代黃宗羲在他的《明儒學案》一書中，把《崇仁學案》位列第一，又把吳與弼列為《崇仁學案》的第一人，顯示了吳與弼在明代學術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吳與弼的先祖吳兢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時為朝廷議大夫。曾祖吳審，“博學、詩藻清麗”。祖父吳涇，遷居崇仁。父親吳溥，官到國子監司業，著有《古崖集》。出生於這樣的家庭，對吳與弼的教育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

吳與弼六歲入學，七歲學對句，十六歲學詩賦，十八歲習以科舉之業。業永樂已丑年，他年方十九，親臨京師金陵，從學洗巴楊文定門下，一次偶讀朱熹撰著的《伊落淵源錄》，令其神往，慨然有志於道，說：“程泊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雲不可學而至哉！”於是，廢棄科舉學來，謝絕紀俗交往，獨處小樓，玩味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身心，不下樓者兩年。可見，他醉心於程朱學說，沉潛義理之中，這是對他理學思想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第一步。

吳與弼治學嚴謹，刻苦專攻，身體力驗，注重踐行，大增進益。辛卯年，吳與弼年二十一，父命其還鄉授室，從此，躬耕食力，居鄉講學。

吳與弼歸里躬耕食力，弟子眾多，著名者有婁諒、胡居仁、陳石齋、楊傑、周文、魏校、陳獻章等。

胡居仁，字叔心，饒州府余干（今江西省余干縣）人。少時拜吳與弼為師。決放棄科舉，築房舍於梅溪山中，除侍親和講學外，不問世率。後為擴展見聞，四方訪問學者，與同鄉婁諒、羅一峰、張東白論學於弋陽的龜峰和饒之餘乾的應天寺。曾主持白魔書院，又講學於貴溪澗源書院和淮王府。

婁諒，字克貞，號一齋，廣信府上饒（今江西省上饒縣）人。鄙夷科舉，為尋求身心學問，前往臨川拜吳與弼為師。堅守師說，並有所發展，其弟子王守仁。黃宗羲認為姚江學派實以婁諒為發端。其子婁子忱受家學頗有成績，弟子多至僧舍不能容，竟有架木為巢者。

崇仁學派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理”產生“氣”，“氣”產生萬物，說：“有理而後有氣”，“天地間無處不是氣”，“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崇仁學案》）“有氣則有象有數”，即由“氣”形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主張儒者須“靜時涵養，動時省察”。認為：靜時，“心”中也不是真空的，常有個“操持”、“持守”，即“敬”。有了“操持”，即有了“敬”，使中心有了主宰，防止墮入空元和昏聵。“敬”是存養“義”的途徑，“所謂涵養須用敬”。動時，“心”要發揮“思索省察”的作用，防止物慾泛濫，“逐物徇私”。並指出：認為“靜”中不可有個“操”字，有“操”字就不是“靜”，只有摒棄一切思想、念頭才是“靜”，其實這樣便陷入“老佛”的說教。

此派還主張：認識事物，必須堅持從個別到一般的途徑。認為：宇宙是“一本而萬殊”，無論世界如何千姿百態，氣象萬千，歸終是一個根本，即“萬殊而一本”。學者要致知格物，“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從‘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崇仁學派的著作有吳與弼《康齋文集》、《日錄》，胡居仁《居業錄》，魏校《體仁說》等。

吳與弼所開創的“崇仁之學”，對明代學術思潮的興起具有“啟明”的作用。清代學術史家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時，以吳與弼的“崇仁之學”為開篇第一卷，並稱：“微康齋，焉得後世之盛哉？”

發生在明代的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是由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思想家們推動並完成。而此前，吳與弼發儒學往工農商賈轉向之端，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發生了縱向的傳遞傳播，使儒學由上而下，走向社會下層民眾，走向工農商賈，意義重大。加之，王陽明的老師又是吳與弼的弟子，由此眾多專家學者均認為吳與弼創立的“崇仁之學”是第二次文化下移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