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

暗修自守，布衣終身

胡居仁幼時聰敏異常，時人謂之“神童”。稍長，胡居仁從安仁干淮游先生學習《春秋》，日千言。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左傳公羊、諸子百家、楚辭漢賦、唐詩宋辭等，無不涉獵。成年後，師從崇仁碩儒吳與弼，飽讀儒家經典，尤致力於程朱理學。常與友人陳獻章、婁諒、謝復、鄭侃等人交遊，吟詩作賦。人謂之崇仁學派，名聞當時，影響後世。胡居仁學業上主張以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行為上持敬，認為“操存勿失，莫大乎敬”。他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作自考。鶉衣簞食，晏然自在。築室山中，讀書處取名“敬齋”，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同時，他還堅決放棄科舉，身居山野，除侍親和講學外，不問世事。後為擴展見聞，四處訪學，與同鄉婁諒、羅一峰、張東白論學於弋陽的龜峰和余干的應天寺。曾主持白鹿洞書院，又講學於貴溪澗源書院和淮王府，專講窮理盡性至命，是明代程朱理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明成化年間，胡居仁東遊錢塘、太湖等地，尋訪名賢；遍覽金陵、浙江、福建等地的風景名勝，與人交流探討學術。

胡居仁在世時曾經歷了“土木之變”，英宗被俘，代宗朱祁鈺繼位，後來英宗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並殺害愛國大臣于謙等重大事件，故而看淡政治，遠離官場，淡泊自處，以布衣終身。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唯以著述講學為念。他致力於教育，從教二十餘年，治學嚴謹，制訂學規並親自講學，務求學生學以致用。胡居仁認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不是為取功名求聞達。胡氏著述甚豐，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業錄》及《居業錄續編》等書行世。

總之，胡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身，一生致力於鑽研學術，栽培後生，其思想影響於後世非常的深遠。胡氏享年五十一歲，萬曆十三年（1585），被從祀孔廟，追謚，號“文敬”。

恪守新安，不逾尺寸

胡居仁與陳獻章皆出吳與弼之門。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明初撫州崇仁（今江西撫州市崇仁縣）人，少年時至京師金陵求學，后歸故里躬耕食力，弟子眾多，著名的有婁諒、胡居仁、陳石齋、楊傑、周文、魏校、陳獻章等。吳與弼的學問介乎朱、陸之間，獻章上繼金，下啟姚江。胡居仁則恪守新安，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齋。在吳與弼的眾多弟子當中，最能謹守師業的是胡居仁（人稱敬齋先生），當時最不能容忍陳獻章（號白沙）之異見新說的也是這位敬齋。

胡居仁認為，陳獻章對理學只是“窺見些道理本原，”在功夫踐履方面，只是籠統地講靜坐體驗，沒有循序漸進格物致知的細節規定，故其立說“遂成空見。”又指出，陳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的主張，乃是禪佛教的心性之說，有違儒門宗旨，陷入異教。胡氏之所以要對陳白沙提出批評，乃在於其學問宗旨的不同。敬齋主“敬”，左繩右矩，嚴毅自律，屬保守型的理學家，學問氣象與白沙迥然有別。敬齋的另一位同門婁諒（本書前面已作介紹）因“遺文散失”，學術面貌不明，而他的弟子夏尚朴（東岩）卻也是“傳主敬之學”的。《東岩集》中有不少批評白沙的話，謂“白沙之學近禪”，並明確將當時的學風大壞（實為學風轉變）歸罪於白沙。事實上，後世許多著名學者，如黃宗羲、紀昀等，也把陳獻章端坐澄心、靜中涵養心性的工夫學說況比於禪。胡居仁對白沙的攻擊，較之宋代朱朱熹批評陸九淵有過之而無不及。元代在考慮將宋代儒者奉祀孔廟時，陸九淵就是因其學說流於禪而被除名。白沙因明代士風頹敗，希望力挽狂瀾、為明代儒學開拓出一條嶄新的康庄大道，故而其說自有特定的時代價值，不容肆意貶低。但是胡居仁的攻擊卻並非完全空穴來風。白沙不但受禪宗思想影響，而且受惠良多，其學佛意濃厚是不爭的事實，是宋明儒家中最無門戶意識的思想家。

胡居仁與陳獻章同為吳與弼的弟子，陳獻章被認為是明初以來重提陸九淵之學使心學異軍突起的發端人，王陽明之學即由此開顯出來；胡居仁則被認為是明初諸儒中堅守朱熹之學最醇者。胡居仁以“敬”為存養之道，強調“靜中有物”，靜中自有主宰，即“有主”。他認為，心性修持中，“有主”是關鍵，主宰是“操持”、“持守”的功夫，使“心存處理即在”，而這正是儒家與釋氏的區別所在。儒門工夫也可以有“靜”，但需藉助有意識的“敬”，才能“操”而存之，才能自有主宰，而不至於象禪者那樣流於空虛寂滅盡喪天理。他說：“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胡居仁據此批評陳獻章，認為陳氏雖然能見得一點道理，但缺少操持工夫，遂成空見。

徠胡居仁對陳獻章的批評，在《明儒學案》作者黃宗羲看來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他曾說，胡居仁以“有主”論靜中之涵養，這種觀點與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勒也”實際上是冥相契合的。他認為胡居仁議白沙為禪，只表明二人個性的不同，“蓋先生(胡)近於狷，而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黃氏的看法雖只是一家之言，卻有其深刻之處，從中我們亦可以體味到明初學術思想變化的趨勢以及各位思想家的共同特點。其實，儒家思想到了明代，因吸收佛道精華的結果，無論在形式上，方法上，概念上都已經相當接近，連對禪家懷有敵意進而反陳獻章的“純儒”胡居仁都要感嘆儒佛的“相似”已經達到幾乎可混淆亂真的地步，他說：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功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功夫，與儒家存心功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們“性周法界”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功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胡居仁的觀點雖然仍大有商榷的餘地，但正可以用來證明儒佛會通在當時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這說明白沙“學宗自然”確開了一代新風，雖不容於崇仁同門，痛遭貶斥與逐除，但卻正好說明他與正統朱子學已分道揚鑣，而重又走回到心學之路。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

胡居仁為學注重體驗，注重持守，曾說:“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這裡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他把“主敬存心”當作工夫本原，“天命之謂性”當作道理本原，是要在道德涵養中將“心”與“理”統一起來。所以他又說:“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敬兼內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提出“義理強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

論學，胡居仁則強調敬與誠二字，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時所續修之學規，便特意列入“主誠敬以存其心”一條，作為朱子《白鹿洞學規》的補充，由此可見二者之間的繼承關係。胡居仁有時甚至比宋儒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周敦頤、程顥尚倡言尋求孔顏樂處，講一些人生受用，而胡居仁連此一點也反對，論及“求樂”便皺眉頭，程顥的學生曾記載程論孔顏之樂曰：“既得后，須放開”，對此，胡居仁辯難道：“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后，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率至狂妄。”又說：“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孔顏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依胡氏之見，士人絕不應輕言求樂，而須終生在“所樂何事”上痛下工夫，否則即為儒家之異端。因而他甚至對黃庭堅讚許周敦頤的那段名言“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亦表示不滿，認為這樣形容雖有道之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

士人既不可求樂，連清高亦須避免，這就把“清慎”心態中的“清”之一項也抽而去之，所留下的惟“慎”而已。所謂“慎”，亦即時刻保持自我警覺，進行自我檢束，從而使自我始終保持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其實也就是朱子所言的“敬”的狀態。要保持此種狀態是相當艱難的，它不僅需要犧牲掉自我的人生享樂，極力抑制自我的人生慾望，收斂自我的個性，更要不斷地進行心靈的自我拷問，剔除一切可能影響道德純潔的因素。

胡居仁一生致力於“敬”，強調“敬為存養成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認為宇宙間惟有“實理”流行，說“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莫非實理所為”。認為天下萬理雖然各殊，但都存於心中，“凡道理具有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認為“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據此，他力斥佛道，指責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跡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也就是說，佛道之徒只求返觀內照，向內用功，而於外在人倫物事的道理卻屏棄不顧，“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不做切實的認識和推求，故而“勞而無功”。儒者則與之相反，“便即事物上窮究”。而窮理之法，不止一端：“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可見，胡居仁的學術思想不落窠臼，豐富和發展了程朱理學，自成一體，成為聞名全國的理學大家。

胡居仁淡泊自處，自甘寂寞。他遠離官場，布衣終身。講學之餘，筆耕不輟，勤於著述，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易通解》、《敬齋集》、《居業錄》及《居業錄續編》等書行世。

《易象抄》

《易象抄》十八卷。胡居仁撰。此書前有胡居仁自序，稱讀《易》近二十年，稍有所得，隨讀隨鈔，積之既久，不忍棄去，手訂成恢，故名《易象鈔》。朱彝尊《經義考》著錄胡居仁《易通解》，而不載此書，《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此書已散佚，疑是後人搜其緒言，重為編次，非胡居仁手著。《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此書四卷，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此書前所冠提要著錄為18卷，書亦分為十八卷。第一至十五卷大抵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第十六卷、十七卷前半部分為書，皆與人論《易》之往複札記及自記所學，第十七卷後半部分為《古易質疑》六條、《古易題辭》一條。題於萬曆丙午秋季，即萬曆三十四年（1606）。胡居仁卒於成化二十年（1484），去此已逾百年，自不當有此題辭，或編者闌入。第十八卷為詩，包括《光後天圖雜詠》十六首、《先天八卦吟》六十四首、《先後天卦圖雜吟》等。《四庫全書總目》謂胡居仁之學雖出自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胡在明代與曹端俱號醇儒。

《居業錄》

《居業錄》被稱為道學正宗。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之談。有《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自勉聯》

苟有恆，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無益，莫過一日曝、十日寒。

胡氏之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強調誠敬、慎獨、力行。他認為。“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能如此，則“放心白能收。德性自能養”。胡氏對於“主敬”論述尤多，故黃宗羲稱其“一生得力於敬”。他認為，程、朱開聖學門庭，只是主敬窮理。敬為存養之道，須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識得此理，當以誠敬存之，而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故仍須敬。敬之方主要有三：一是“主一”，即心有專主。他指出，心精明足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如二三，則心必昏亂。不主一，便是心無主宰，則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於是大本不立。動而無主，不是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於是達道不行。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二是在容貌辭氣上做工夫，此為實學，慎獨為其要。他認為，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端莊整肅，嚴威儼格，是敬之人頭處。三是收斂警醒。能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胡氏之敬，兼內外動靜，他說：“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端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胡居仁反對並批判了“存心”、屏絕思慮的求道和修養方法。認為，釋氏見道，只想象這道理，非真見，故勞而無功；儒者則即事物上窮究。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私氣，故逆天背理。他認為，禪家所謂“存心”，不過是無其心、空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他還批評了周敦頤等人的主靜之說的流弊，謂“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胡居仁特彆強調義理，而反對“真空無物”之“虛”，提出：“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唯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慾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關於理、氣關係問題，胡氏所論不多，且似有矛盾之處。一方面，他沿襲了“有理而後有氣”的傳統說法，一方面，他又將理氣混而言之，強調理不離氣，說“陰陽氣也，理在其中”；“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

胡居仁故居位於社庚鄉古塘村，這個村絕大部分為胡姓。該房屋佔地面積262平方米，從結構與裝飾來看，屬徽派建築風格。在氣宇軒昂的門樓上刻有“淑心遺潤”四個石雕大字。故居有400—500年歷史，高牆外觀森嚴，牆線錯落有致，廊柱石雕，窗楹木雕，花紋清晰精緻，廳前廳中有兩處四水歸堂的“天井”。原宅面積較大，現存房屋僅為其中一部分，房前原有旗杆石一塊，現不存。

成化二十年（1484）,胡居仁病逝於家中，享年51歲，葬在梅港鄉大山底村獅子山南麓。明神宗為表哀悼，令人作18斤重黃金頭像陪葬棺內，並追謚“文敬”。墳墓方圓兩公里，墓穴數處，18副木棺分別葬于山嶺周圍，均從甬道推進。歷代盜墓賊欲掘未成，皆因墓穴真假難辯，無從下手。南依南昌——景德鎮公路，墓高1米，直徑5.22米。磚石結構，有碑“明從祀先儒胡文敬公之墓”，墓前灌木叢生。保存較為完好。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原有石碑坊、墓石、石坊、石階，解放后，興修水利時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