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

內容簡介

將近一百年前，當傳統文化面臨嚴重挑戰的時候，王國維在其《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中，曾經大聲疾呼：“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往後的事實，越來越證明汲取域外智慧，開拓本土資源，確實是一條發明光大我國學術之路。姜伯勤先生是沿著此路不斷進取的現代學人，像他提出的“祆教藝術史”這樣的課題，倘不“兼通世界學術”，是根本無從問津的。

祆教是中古時代入華的三夷教之一。它與景教和摩尼教的不同之處，除沒有漢譯遺經傳世外，尤其顯著的特色是地區差異。從宗教文化的歷史形態來看，可以說祆教在傳播過程中出現過四大版本：原版是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印度版是巴斯教，中亞版是馬茲達教，中國版就是祆教。既然正宗與變種並存，涉足中國祆教研究的人，如果不放眼世界，知同察異，就難免淪為“一孔之陋儒”了。平心而論，個人走向世界，無非出國，較容易；商品走向世界，無非外銷，似也容易；至於學問走向世界，那可就難上加難了。因為，它不只應當“接軌”，而且要求“提速”，否則就跟不上世界學術日新月異的進展。

《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是一部從藝術遺存來研究中國祆教的專著，為伯勤先生多年潛研精神之獨結，具有很高的原創性。他廣泛參閱近百年來俄國、日本和歐美的相關論著，對文獻、文書和文物進行竭澤而漁式的搜羅，在缺乏漢譯祆教遺經可作文本分析的情況下，匠心獨運，博綜貫串，終於從中

古遺存的圖像和唐宋時代的民俗中辨認出祆教神祇若隱若現的身影，發現了“波斯式的天宮建制”在東亞的遺痕，包括瑣羅亞斯德教的大神和女神，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按照恩格斯卓越的比較宗教學見解，“為要成為宗教，一神論從遠古時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論作些讓步，《曾德－阿維斯陀》便已開其端。猶太人慢慢地轉向異教徒的諸具體神，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在流放以後有了波斯式的天宮建制從而使宗教更適應於人們的想像的時候”。(《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伯勤先生精心描述的敦煌“賽祆”盛況，正是一幅“使宗教更適應於人們的想像”的生動圖景，反映了波斯式與華夏式兩種異質文化在祆教禮儀中的融合。令人耳目一新。

藝術史學，是中國學術一片尚待開墾的處女地，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陳寅恪先生就感嘆過，“本國藝術史學若俟其發達，猶邈不可期”。(《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當年徐中舒先生的長篇論文《古代狩獵圖像考》，力求運用圖像學原理研究殷周銅器形制和紋樣之演化及所受外來影響，就曾送請陳寅恪先生“校讀一過”(《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經數十年風風雨雨之後，伯勤先生自覺地承續先哲之業，在更廣的規模和更大的程度上，致力於藝術史學的研究。他深入鑽研貢布里希的圖像學和藝術史論著，對中亞和中原出土的大量文物進行比較考釋，為祆教藝術求新證，創新解，立新說。他所取得的業績。集中到一點，可以說是運用新材料和新方法，使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的“中國

版”空前地明朗化了。

我與伯勤先生由同學而同事，論學談心，切磋釋疑，已曆數十寒暑了。在飽經滄桑的康樂園裡，我們對陳寅恪先生的詩文證史，岑仲勉先生的金石證史，都是無限嚮往的。現在，伯勤先生獨出心裁，用圖像證史來發明光大“二老”之學，我除讚賞之外，同時也深深受到激勵。記得別林斯基曾經在一封信中高度評價過屠格涅夫的創作：“找到自己的道路，認清自己的位置，――人的一切盡在於此，這就是說，他符合了自己的本性。”伯勤先生既有學術功力，又有藝術素養，他能在中國祆教藝術史中發前人所未發，正是因為找到一條符合自己本性的道路。

伯勤先生的精勤筆耕，並不是安樂椅上的甜蜜事業。若干年來，由於親人的病痛，曾幾度置他於困境。在治學、治生和治病的三股張力中，他奮然前行，為親人盡心，為學術竭慮，堅毅地回應了命運的挑戰。所幸親人已經康復，新著也將脫稿，真是可喜可賀了。偉大的藝術家羅丹，在他的名著《法國大教堂》中說過如下的話：“精神必得經受痛苦才能釋放思想。”我願將這句金玉良言奉獻給姜伯勤先生，以志多年友誼，並作為今後共同從事精神生產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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