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立夫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當總理仔細端詳著一枚鐫刻得嚴肅莊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鑒時，十分高興地連聲說道：“刻得好，刻得好！不知這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這是一位苦力鐫刻而成的！”陳老笑道。“苦力？”周總理詫異了。“是的，苦力，一名黃包車夫。”

原來在政協籌備期間，周恩來委託陳叔通請治印名家製作一枚國印。陳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說明意圖，王福庵向陳叔通推薦了自己的學生：原來是王福庵家的車夫兼雜役——頓立夫。王福庵介紹說，頓立夫為人忠厚、勤奮，一天從頓立夫從字簍里撿起一張印稿，對王福庵說，“先生，這樣的印稿丟了，多可惜！”王福庵一看，原來是自己整理寫字檯時誤丟的一張印稿，他很驚奇，“立夫，你也精於此道？”“還不是先生您教的！”頓立夫靦腆地回答，王福庵一時想不起來何時教過車夫制印，原來頓立夫在拉黃包車之餘，一有空就潛心鑽研王福庵的印稿，悄悄學著篆刻，進步很快。王福庵對車夫特別厚愛，並破例收他為徒，王福庵把頓立夫推薦給陳叔通后，陳老就把周恩來要求的規格、字體和具體事項等告訴了頓立夫。一晃一個月過去了，當頓立夫將刻好的國印帶給陳叔通時，陳老一看，果然鐫刻技藝十分精湛。

“是呀！一個苦力，竟成了一名制印名家，真是不容易啊！”陳叔通向周恩來介紹這枚國印製作由來之後感嘆到。“好呵，好！”周恩來握著這枚出自一位普通勞動者之手的國印，意味深長地說：“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正是由千千萬萬個勞苦大眾拓鑿而成的嗎？”

頓立夫先生（1906~1988），名群，字立夫，又字歷夫， 70后自號愜叟；別署范陽野老。所居曰三不庵，蓋取不恐獨后、不因人熱、不藉秋風之義。祖籍山東，早年喪父，隨母流寓北京，自稱涿州（今河北涿縣）人。生前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

立夫先生早年喪父，隨母到京，因家境貧寒，讀書3年即輟學打工。篆刻名家王福庵旅居京華時，雇請頓為其拉包月車兼供雜役。立夫先生為人篤實，做事勤謹，甚得王氏夫婦所喜，餘暇之時則暗自研習王氏書法篆刻。灑掃之餘，見廢紙笥中福庵印稿，悉數珍藏，剪貼作一大冊，閑時檢讀，推敲點畫，如是數年，福庵不察。某日，福庵刻一印，不甚符意，擬磨去重鐫，立夫在旁作語：“老師此作甚佳，或可存之。”福庵驚問：“汝亦解治印？”立夫遂出所集福庵廢稿並平日臨習之作請益。福庵感其勤奮，遂收歸門下，不數年，藝業張大千與立夫早有交往，1939年作《松蔭高士圖》為贈，題款云：“立夫為予治印十數方，直追元人，明秀當令文、何失色也。”其推許如此。新中國成立，中央政府及所屬各級機構印監製作需人，陳叔通先生受周恩來總理囑託，至滬物色，叔通先生擬請福老駕輕就熟北行作指導，福老轉薦立夫，謂已得衣缽之傳，足以當之。立夫追隨福庵先生20餘年，雖不忍遽別，然落葉歸根，並展其所長，乃重返京華，承恩師之舊業，至1968年始退休於541（印鈔）廠。

立夫晚年，刻印於福老藩籬之外，吸收漢印，及趙之謙、黃士陵等諸家韻趣，所作工穩精嚴，深於法度——白文用刀鈷銳雄峻，布白不使其滿，善於留紅；朱文結體疏朗，意態生動，秀而不媚。周汝昌先生序其譜，有“肯以秀麗工整為晚世頹風之砥柱者，不亦偉歟!”之語，甚具隻眼。立夫先生嘗言：“刻印之道，在於能學敢變。不師古人不足以言刻；泥守古人成法，亦步亦趨，亦不足以言印；能人能出，有常有變，方為大家。丁敬身、鄧完白、趙之謙、吳讓之、黃牧甫、吳昌碩、齊白石諸先輩，能別出新意，自成—家，蓋皆善於運用此法理也。”所論極是。1977年夏輯自刻印稿成，曾題句云：“廿歲學篆刻，倏忽五十春。略識許鄭書，赧然成印人。金石長不朽，創新宜承先。退休多歲月，身小不應閑。偶然揮鐵筆，積稿匯斯篇。聊以自怡悅，無意為流傳。”1985年，榮寶齋為刊《頓立夫治印初集》一冊，瞬即售罄，翌年復有《頓立夫治印續集》印行。其書以玉□篆見長，亦出福老，略擬漢金文，圓轉中有長短參差之趣，榮寶齋有《頓立夫篆書唐詩六十首》出版。晚歲藝名益著，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曾攝紀錄片，作品亦多次送日本國展出。為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書協北京分會理事、日本深邃印社特別會員。立夫於其艱苦力學，至老謙抑自持，不改勞動人民本色。先生有“志在溫飽”、“守身為大”、“廖先鋒”、“人到無求品自高”、“野性平生唯愛月”等印，可覘其性情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