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我是黃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處來的，

帕米爾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種族是一條大河，

我們流下了昆崙山坡，

我們流過了亞洲大陸，

我們流出了優美的風俗。

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五嶽一般的莊嚴正肅，

廣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雲的柔和，秋風的豪放。

我們的歷史可以歌唱，

他是堯時老人敲著木壤，

敲出來的太平的音樂，——

我們的歷史是一首民歌。

我們的歷史是一隻金礨

盛著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們敬人，我們又順天，

我們是樂天安命的神仙。

我們的歷史是一掬清淚，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淚；

我們的歷史是一陣狂笑，

莊周，淳于髡，東方朔的笑。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裡有堯舜的心，

我的血是荊軻聶政的血，

我是神農黃帝的遺孽。

我的智慧來得真離奇，

他是河馬獻來的饋禮

我這歌聲中的節奏，

原是九苞鳳凰的傳授。

我心頭充滿戈壁的沉默，

臉上有黃河波濤的顏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崢嶸的劍閣撐出我的胸懷。

我沒有睡覺！我沒有睡覺

我心中的靈火還在燃燒；

我的火焰他越燒越燃，

我為我的祖國燒得發顫。

我的記憶還是一根麻繩，

繩上束滿了無數的結梗；

一個結子是一樁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歷史。

我是過去五千年的歷史，

我是將來五千年的歷史。

我要修葺這歷史的舞台，

預備排演歷史的將來。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首歌：

還歌著海晏河清的音樂。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給皇天獻壽。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滴淚，

我的淚洗盡人類的悲哀。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聲笑，

我的笑驅盡宇宙的煩惱。

我們是一條河，一條天河，

一派渾渾噩噩的光波！——

我們是四萬萬不滅的明星；

我們的位置永遠註定。

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我是東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聞一多曾這樣剖析過他與郭沫若的不同：“我個人同《女神》的作者態度不同之處在：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女神》之作者愛中國，只因他是他的祖國，因為他是他的祖國，便有那種不能引他敬愛的文化，他還是愛他。”（《〈女神〉之地方色彩》）也就是說郭沫若的愛國主義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情感，而在聞一多這裡愛國不僅是一種道德情感，更是一種文化態度。這一時期的聞一多認為：“東方的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東方文化而且又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引文同上）面對“西風東漸”的現實，他呼籲建立東方的文化優越感，並把這作為振奮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我是中國人”的宣示不僅有其情感底蘊，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

詩一開頭即宣告：“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黃帝的神明血胤，”從而點出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淵源。在接下來的三節里，詩人以五嶽，太平洋，帕米爾高原，流下昆崙山、流過亞洲大陸的大河作譬，昭示了我們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然後詩人的目光轉向了我們的歷史文化，作為一個衰落的文明古國，燦爛的文明史是我們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誇耀的地方之一。詩人唱道：我們的歷史是韻雅的歷史，這裡有平靜、和諧、樸素的詩一般的生活歷程；我們的歷史是追求和諧、自然的歷史；我們與自然相安，不作過多的索取；我們人與人之間相敬相愛，沒有過份的奢望。我們的歷史是充滿情感，有眼淚，也有歡笑的歷史；這淚、這笑中都含著東方哲人的哲學憬悟，因而我們的歷史也是充滿玄思和東方智慧的歷史。在接下來的三節里，詩人歌詠了偉大的民族性格、不朽的民族精神。這精神中有堯舜的謙讓、仁愛，有荊軻聶政的不畏強暴，重義輕生，有一個偉大民族開闊的心胸、傑出的智慧。詩人在這裡以“戈壁”，“黃河波濤”，“泰山的石溜”、“崢嶸的劍閣”為筆墨顏料，勾畫出我們民族的肖像。一回想到現實，詩人的心靈立刻感到陣陣灼痛，他“心中的靈火”在燃燒，為他的祖國燒得發顫。他背負著歷史，要走向未來。詩人確信；他的民族的未來是美好的，這民族所創造的文化將“洗盡人類的悲衰”，“驅盡宇宙的煩惱”，給全人類帶來生機。最後，詩人心情激蕩，驕傲地宣稱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文化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我們是四萬萬不滅的明星；我們的位置永遠註定。”“我是東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這是一首對中華民族，對華夏文化的愛的頌歌。同時這首詩也反映出了當時聞一多思想中存在的國家主義傾向。聞一多當時自稱信奉國家主義，參加過國家主義組織“大江學會”，這首《我是中國人》即首先發表於大江學會宣傳國家主義的刊物《大江季刊》上。中國二十年代的國家主義思潮的背景較為複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在文化上國家主義鼓吹中國古代文明，張揚傳統文化，聞一多對這一點是贊同的。這種思想傾向的產生並非簡單的復古倒退，而是有著相當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聞一多後來曾分析過他當時的心情：“自從與外人接觸，在物質生活方面發現事事不如人，這種發現給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負擔，實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這些方面我們不弱於人，於是便有了安慰。說壞了，這是‘魚處於陸，相濡以濕，相噓以沫’的自慰的辦法。說好了，人就全靠這點不肯絕望的剛強性，才能夠活下去，活著奮鬥下去。這是緊急關頭的一帖定心劑。雖不徹底，卻也有些暫時的效用”。（《復古的空氣》）由此可見聞一多的“文化國家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推崇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種情感方式，一種道德信仰。它的真正的動因只在樹立一種對於民族，民族文化的信念，以拯救危亡的祖國，萎縮的文化，這與文化復古主義是不同的。

這首詩情緒是激昂的，大部分詩行都以“我”，“我們”開頭，抒情主體得到反覆強化，主觀色彩濃郁，充滿自信昂揚的情緒。而且多用判斷句式：“我是……”“我們是……”我們的歷史是……”，這樣主客體相融合，顯示出主客體之間的聯繫是緊密而且不容置疑的。

另外，適應於詩歌內容和情感表達的要求，詩人對來自於心靈深處的文化認識、感情信息進行了圖式化整合，運用了一些定型化的包含著歷史文化內涵的辭彙，興象，如“泰山”、“黃河”、“木壤”、“哀悼死麒麟”等，從而使這首詩從語言構造到圖式化觀相系列等多個層次都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李煒東）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字友三，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

1912年考入清華大學留美預備學校。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1925年3月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1932年聞一多離開青島，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