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精神會議

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思想繼續得到豐富和發展，包括軍事思想、戰略戰術思想，特別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從國情出發，走中國式的建設道路，通過建設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都得到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

西柏坡精神，不僅是我們黨，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特別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發揚光大。

時值黨中央進駐西柏坡50周年，西柏坡——這個黨領導的“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自然成為人們瞻仰的必去之地，西柏坡精神也自然成為專門研究者的熱門話題。

本質上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石 家莊市社會科學院夏月娥主編的《建設一個新世界》一書指出，內涵是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質屬性的總和。我們認為可以這樣表述：西柏坡精神是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歷史轉折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既善於破壞舊世界、又善於建設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它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傳統和優良作風的概括和總結，又是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升華。

領袖集團集體智慧的結晶

中共河北省委黨校常瑞平撰文指出，什麼是西柏坡精神呢？其基本內涵十分豐富，包括萬眾一心的團結精神，自強不息的趕考精神；團結進取的大無畏精神等。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以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組成的領袖集團集體智慧的結晶。

精髓是實事求是

唯 物辯證法認為，革命精神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一定的客觀物質條件，只有建立在一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的革命精神，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影響力和促進力。西柏坡精神作為歷史的產物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後人不論從何種角度去概括總結，都不能超越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周恩來同志曾經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指揮三大戰役在此，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此。”三大戰役和七屆二中全會都是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件，在西柏坡這個農村指揮所里，黨中央，毛主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吹響了徹底埋葬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號角，這就是歷史事實；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壯大，革命形勢急劇高漲，群情振奮，勝利在望，這就是革命精神產生的客觀物質條件。

正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中，產生了兩個“敢於”（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兩個“善於”（善於破壞舊世界，善於建設新世界）的科學精神，兩個“堅持”（堅持依靠群眾，堅持團結統一）的民主 精神，兩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創業精神等多種革命精神，但這些革命精神的精髓只能是實事求是，是實事求是在不同方面的表現。正確地分析敵情、我情、友情，適時作出戰略決戰的決策，動員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以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光輝思想；正確分析中國國情和革命勝利后的形勢，提出奪取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務必要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光輝思想；深入調查研究，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建立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前方打老蔣，後方搞土改、建政權等無不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光輝思想。總之，實事求是是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指導思想，也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

本質特徵是兩個“敢於”、兩個“務必”

毛澤東 同志曾指出：“對於物質的每一個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①革命精神是在繼承和發揚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的，後者是包容了前者，因此，歷史愈向前發展，革命精神的內容愈豐富。不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就只能籠統的稱為革命精神，而不能區別為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了。

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本質特徵，就是具體分析西柏坡精神產生的歷史條件。西柏坡精神是在戰略決戰的殊死搏鬥中產生的，是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夜產生的，是黨中央在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的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因此，西柏坡精神有大決戰硝煙的洗禮，有迎接勝利喜悅的撞擊，有摧毀舊政權、建設新政權的各種困難的挑戰，有長期從事農村工作得心應手、爐火純青經驗的升華。這一歷史階段雖然短暫（不足一年，連同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的活動不到兩年），但由於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是中國歷史上最生動、最活躍、最威武雄壯的一幕，因而，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革命精神更具有創造力和表現力，應該有別於被逼上井岡山產生的井岡山精神，有別於被迫踏上長征路的長征精神，有別於極端困難條件下依靠自力更生髮展壯大產生的延安精神。

黨中央 進駐西柏坡期間，解放戰爭已進入第三年，敵我力量對比雖然在數量上仍然表現為敵優我劣，但如果加上人心向背和質量對比，我則已佔優勢。正是這種形勢下，我們黨發出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號召，用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鼓舞人民，藐視敵人，奪取勝利，毅然發動了三大戰役，展開了空前決戰；三大戰役勝利后，奪取全國勝利己成定局，面對紛雜萬端的社會矛盾，我們黨一方面要求全黨、全軍再接再厲，將革命進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廢，另一方面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在奪取政權后，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兩個“敢於”體現了大無畏的英雄革命主義精神，兩個“務必”體現了積極進取不斷革命的精神。這兩種精神貫穿於黨中央在西柏坡期間革命鬥爭的全過程，成為最突出的特點，並且兩種革命精神互相輝映，相得益彰，成為奪取勝利，迎接解放，戰勝困難，實現轉變的強大精神支柱。這一時期還有許多鼓舞軍民奮鬥的革命精神，諸如，著眼大局服從大局，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堅持團結統一，善於破壞舊世界、善於建立新世界等革命精神，這些革命精神是以往革命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圍繞兩個“敢於”、兩個“務必”革命精神的展開，並為其服務的。總之，西柏坡精神儘管有多種概括，但其本質特徵，應該是兩個“敢於”、兩個“務必”。

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升華

黨在領導革命鬥爭中產生的精神總是一脈相承的，這是由黨的事業是在連續不斷中開拓前進，后一時期總是包含前一時期鬥爭成果的客觀規律決定的。一種革命精神一旦形成，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精神財富，具有長久的影響力。因此在概括某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革命精神的涵義時，總會包含以往革命精神的成分。如井岡山精神包含著堅定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血肉相連的黨群關係，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長征精神包容著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堅韌不拔的英雄氣概，維護團結統一的高尚品德，聯繫群眾艱苦奮鬥的崇高思想；延安精神包含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愛國主義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其中各自包含的理想信念、艱苦奮鬥、聯繫群眾等革命精神都有其特定的內涵，但在其表述上卻很難分開，且這些革命精神都是用實事求是這根紅線，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目標聯在一起的，本質上是一致的。

革命精神一脈相承的特點，決定我們在概括西柏坡精神時，應著眼於繼承、發揚、發展、創新。所謂繼承和發揚，就是看黨中央在西柏坡這個歷史階段，有哪些老的、好的傳統和精神發揚光大了；所謂發展創新，就是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哪些是新產生出來並形成巨大影響力的思想作風。繼承和發揚了的革命精神，發展創新的革命精神，結合起來才能構成西柏坡精神的全部內涵。

總之，西柏坡精神是黨直接從事武裝鬥爭20餘年積累了豐富鬥爭經驗的產物，是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一次大檢驗、大總結、大發展，是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造的革命精神的一次大升華，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在注重研究它的本質特徵時，必須歷史地、全面地概括它的全部內容。

全黨精神風貌的集中反映

西柏坡精神是與西柏坡緊緊連接在一起的，這是因為黨中央在西柏坡，黨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在西柏坡，西柏坡同井岡山、延安一樣是革命聖地。但是，如果僅僅考查西柏坡的地理環境、戰略地位、風土人情，研究西柏坡軍民的精神風貌，並據此概括西柏坡精神，那是不完全的。因為，西柏坡和井岡山、長征路、延安的特定的時代條件和地理環境不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是敵強我弱對比懸殊的條件下，紅色政權被四面包圍或者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的特定環境下產生的。艱難困苦的環境要求黨領導下的軍民，以頑強的革命意志，堅毅的革命精神，頂住壓力，戰勝困難，求得生存和發展，因此，與之相適應的革命精神是被逼出來的，有自發產生，逐步發展的特點。而西柏坡精神則是黨已經取得了戰略決戰主動權的條件下產生的，它彙集了黨的傳統的革命精神，反映了黨進行戰略決戰的決心，體現了全黨和各解放區軍民的精神風貌，具有主動性、集中性的特點。

黨中央在西柏坡期間，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進入高潮，戰略決戰戰場上軍民浴血奮戰，第二條戰線的鬥爭持續不斷，解放區人民分田地、建政權全力支援前線，國統區人民抗稅反暴此起彼伏，這些匯成了時代的最強音，產生了偉大的時代精神。因此，西柏坡精神是偉大時代的產物，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精神的象徵。黨中央所在地的軍民固然在創造和實踐著黨的革命精神，並且成為全黨和各解放區軍民的典範，但如果僅從當地的環境和當地軍民的奮鬥中，概括西柏坡精神，會局限思路阻礙眼界，不能深刻揭示西柏坡精神的內涵。

具有指導現實、昭示未來的不朽意義

革命精神是一筆財富，具有凝聚黨心、軍心、民心的巨大作用。概括西柏坡精神，既要尊重歷史，總結出反映當時時代特徵的革命精神的內涵，又要遵循歷史為現實服務的方針，挖掘出在當時產生，但對現實和未來都有指導作用的革命精神的內涵，以使其成為中華民族永久的精神財富。

凝結在西柏坡精神中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的是我國傳統美德的反映，如艱苦樸素、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等；有的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如愛國主義、維護國家統一等；更多的則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革命精神的彙集和發展，如堅定信念、敢打必勝、求真務實、艱苦奮鬥、服從大局、聯繫群眾等。這些精神對奪取三大戰役的勝利，對解放全國大陸，對順利實現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對建立和鞏固新生政權，對恢復國民經濟都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由於這些精神並非一時一地的產物，而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因而能夠產生廣泛影響，具有強大生命力，乃至對新時期推動四化建設，對在改革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中保持清醒頭腦，對在取得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時刻跨入二十一世紀，迎接更大的挑戰，都具有不朽的重要意義。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革命精神是十分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他還將我黨、我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概括為：“革命和拚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後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③應該說，在西柏坡革命精神中，“五種革命精神”都有體現，而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服從大局、嚴守紀律、自我犧牲的大公無私精神，密切聯繫群眾、堅持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則表現的更為突出。

西柏坡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歷史的長河中，它們作為不朽的豐碑，將成為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振興中華而拼搏奮鬥的精神支柱。

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開拓進取精神

西柏坡時期，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已轉入全國反攻，是否敢於不失時機地發起戰略決戰，將革命進行到底，是黨在西柏坡時期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中共中央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精神，不失時機地組織了偉大戰略決戰，殲滅了國民黨賴以維護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大大加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針對蔣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發動的“和平”攻勢和當時國際勢力提出的“划江而治”的主張，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不使革命半途而廢，顯示了中共中央在複雜的政治風雲和決定中國人民前途和命運的歷史關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徹底精神，這是一種抓住機遇，頂住壓力、挑戰，爭取最大勝利的革命進取精神。

依靠群眾和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

西柏坡時期，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發動農民群眾參加偉大的解放戰爭，為戰爭的勝利提供巨大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加強黨內的團結統一，克服存在於黨內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為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並順利實現兩個“轉變”提供了組織保證。這是中共中央面臨的又一重要課題。為此，共產黨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進行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參戰和生產的積極性，使解放戰爭“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同時黨中央把加強紀律性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來抓，先後作出了建立報告制度、健全黨委會議制度等決議、決定，要求克服依然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中，達到全黨、全軍在政策上、行動上的高度統一，並要求把加強紀律性與發展民主結合起來，充分體現了堅持依靠群眾、堅持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

戒驕戒躁的謙虛精神、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

在西柏坡時，中國革命即將全面勝利。執政問題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共產黨人會不會變成李自成？能否避免重蹈“其亡也忽”的歷史覆轍？能不能經受得住勝利與執政的考驗？這關係到革命成果能否鞏固，社會主義目標能否實現，中國式的建設道路能否走下去？在解決這個重要課題時，毛澤東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敲起警鐘：“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在他看來“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澤東堅信：“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在離開西柏坡前夕和進駐北平途中，毛澤東多次強調：我們是“進京趕考”，發誓“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所有這些，蘊含了對共產黨人理想、宗旨、奮鬥目標和作風風範等極為豐富的時代要求，科學地回答了共產黨人應怎樣經受革命勝利和執政考驗的歷史性課題，為共產黨在執政條件下如何防止腐化變質，永葆革命者本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徹底革命性

1．軍事上將革命進行到底。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蔣介石憑藉軍事上的優勢，出動160多萬軍隊，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毛澤東洞察形勢，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不被國民黨洶洶氣勢所嚇倒，與國民黨反動派針鋒相對、堅決鬥爭，並且提出人民解放戰爭分為防禦階段、進攻階段、決戰階段等三個階段的理論。在解放戰爭的第一個年頭，以防禦為主，殲滅國民黨軍隊正規軍98個旅78萬餘人，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面和重點進攻。接著又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敢於鬥爭、敢於反攻，開始了戰略反攻階段。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戰略部署，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太岳兵團強渡黃河，挺進豫西地區；華東野戰軍挺進魯西南，三支大軍打到國民黨區域，轉入外線作戰，拉開了戰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5月26日，毛澤東從阜平縣城南庄移駐西柏坡后，運籌帷幄，在國民黨軍隊數量上佔優勢的形勢下，敢於戰略決戰，組織了震驚中外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表元旦獻辭“將革命進行到底”，旗幟鮮明地提出“敵人不會自動消滅”，告誡人們不要象寓言中的農夫可憐凍僵的毒蛇，而要“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當國民黨政府拒絕了和談協定，毛澤東、朱德於4月21日向全軍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保衛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中國人民解放軍奮勇追殲國民黨殘敵，至1949年12月，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把勝利推向全中國。縱觀整個解放戰爭的歷史，每個戰略階段、每次戰略決策，全部體現著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2．政治上的不斷革命。在我黨歷史上，西柏坡時期是中國革命形勢急劇變化的偉大時期，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最後勝利的關鍵時期。毛澤東總是站在歷史的潮頭，以跨越時空的目光洞察世界，不斷用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及時指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第一，全面否定封建專制，實行民主政治。

第二，徹底消滅盤根錯節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

第三，高瞻遠矚，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

第四，敲響“警鐘”，告誡共產黨人時刻警惕“糖彈”的攻擊。

第五，不斷地調整政策，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著名論斷。

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西柏坡精神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它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為內在動力。目標明確，表現堅定、持久。

具有明顯的時代性

西柏坡精神只有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歷史轉折時期才能形成，而且只有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時期，才能集中地表現為善於破壞舊世界、善於建設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它是對長期以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概括和總結。

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人民，在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偉大實踐中表現出來的革命精神，它既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和革命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又是對未來的昭示，激勵人民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

本質特徵是兩個“敢於”、兩個“務必”

中共平山縣委宣傳部閻保印、宋樂恆撰文提出，西柏坡精神的本質特徵是兩個“敢於”、兩個“務必”。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對於物質的每一個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本質特徵，就是具體分析西柏坡精神產生的歷史條件。西柏坡精神是在戰略決戰的殊死搏鬥中產生的，是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夜產生的，是黨中央在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的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因此，西柏坡精神有大決戰硝煙的洗禮，有迎接勝利喜悅的撞擊，有摧毀舊政權、建設新政權的各種困難的挑戰，有長期從事農村工作得心應手、爐火純青經驗的升華。這一歷史階段雖然短暫（不足一年，連同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的活動不到兩年），但由於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是中國歷史上最生動、最活躍、最威武雄壯的一幕，因而，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革命精神更具有創造力和表現力。

黨中央移駐西柏坡期間，解放戰爭已進入第三年，敵我力量對比雖然在數量上仍然表現為敵優我劣，但如果加上人心向背和質量對比，我則已佔優勢。正是這種形勢下，我們黨發出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號召，用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鼓舞人民，藐視敵人，奪取勝利，毅然發動了三大戰役，展開了空前決戰；三大戰役勝利后，奪取全國勝利己成定局，面對紛雜萬端的社會矛盾，我們黨一方面要求全黨、全軍再接再厲，將革命進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廢，另一方面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在奪取政權后，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兩個“敢於”體現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兩個“務必”體現了積極進取不斷革命的精神。這兩種精神貫穿於黨中央在西柏坡期間革命鬥爭的全過程，成為最突出的特點，並且兩種革命精神互相輝映，相得益彰，成為奪取勝利，迎接解放，戰勝困難，實現轉變的強大精神支柱。這一時期還有許多鼓舞軍民奮鬥的革命精神，諸如，著眼大局服從大局，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堅持團結統一，善於破壞舊世界、善於建立新世界等革命精神，這些革命精神是以往革命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圍繞兩個“敢於”、兩個“務必”革命精神的展開，並為其服務的。總之，西柏坡精神儘管有多種概括，但其本質特徵，應該是兩個“敢於”、兩個“務必”。

夏月娥主編的《建設一個新世界》一書指出，西柏坡精神的內容十分豐富。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美德，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都彙集到了西柏坡精神之中。但我們認為，它的實質和核心是：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是因為：

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

當時一切工作的中心。當時我們國家處在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時期。大轉折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即將被推翻、人民自己的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歷史性轉折，是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轉折，是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偉大轉折。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時期，我們黨面臨的任務十分繁重、艱巨和複雜。既要同國內外敵對勢力作鬥爭，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決戰，解放全中國，又要為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建設國家制定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方針政策；既要加強黨和軍隊的自身建設，又要做好群眾工作、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新中國而共同奮鬥。這一切工作，都是圍繞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而進行的。

任務提上了具體日程

只有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時期，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的任務才提上了具體日程。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把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她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都是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過程。然而，在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及抗日戰爭時期，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要是一種理想和信念。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探索革命道路，求得革命力量的生長。發展和壯大，主要是進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為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準備條件。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新中國、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任務，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只有在解放戰爭開始后，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反動派全面反攻時，“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才作為現實的問題擺在了黨和人民面前；只有在大決戰以後，徹底砸碎國民黨反動派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才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只有在這個時候，特別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才能把如何建設一個新世界、應當採取哪些基本政策作為會議的基本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三大改造，終於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轉變。

善於破壞舊世界與善於建設新世界

集中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無私無畏、徹底革命的浩然正氣和崇高風範。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偉大民族，中華民族也是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特別是在近代，中華民族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蹂躪和壓迫。中國共產黨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領導人民同三大敵人艱苦鬥爭二十多年，才奪取了中國革命在全國即將勝利的大好局面。為了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徹底砸碎舊世界，我們黨制定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鎮壓反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並對各方面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嚴守紀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克服了各種困難，終於解放了全中國，使國家政權回到了人民手中，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總結過去，展望未來，鏗鏘有力地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正是對西柏坡精神的充分詮釋，它說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私無畏、能夠戰勝一切敵人、克服一切困難、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戰鬥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破和立是不可分割的。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是為了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就是為了破壞壓迫、剝削人民的舊世界，建設人民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世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時，我們黨即將成為執政黨，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由戰爭轉移到和平建設新中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柏坡精神也可以概括為建設一個新世界。

西柏坡精神是黨和人民精神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西柏坡精神是部生動的教科書，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溫故知新，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啟示，獲得力量。雖然我們的物質技術條件比革命戰爭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艱苦奮鬥幹革命的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的精神是需要繼承和發揚的。我們要做到：一方面時刻關心群眾，始終把代表、維護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擺在工作的首位，始終堅持和發揚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真正為著群眾；二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做到以身作則，堅持和發揚不畏艱險，克己奉公，甘於奉獻；三方面經常深入實際，發揚民主作風，真抓實幹。只有這樣，才能保持黨和國家政權永不變質，才能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勝利，才能夠在奮力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中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揮的重大戰役

宛西戰役 1948年5月2日至5月17日，殲敵合計21700人。

冀熱察戰役 1948年5月2日至6月25日，殲敵合計24390人。

宛東戰役 1948年5月29日至6月3日，殲敵合計11300人。

萊蕪戰役 1948年5月29日至7月18日，殲敵合計63620人。

開封戰役 1948年6月17日至6月22日，殲滅敵人合計100000人。

窪水戰役 1948年6月20日至7月15日，殲敵合計10240人。

濟南戰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殲敵合計84290人。

荔北戰役 1948年10月5日至18日，殲敵合計25550人。

太原戰役 第一階段1948年10月5日至12月4日，第二階段1949年4月20日至24日，殲敵合計124790人。

睢杞戰役 1948年6月27日至7月6日，殲敵合計54290人。

襄樊戰役 1948年7月1日至7月16日，殲敵合計20500人。

遼瀋戰役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殲敵合計472000人。

保北戰役 1948年7月15日至20日，殲敵合計10770人。

察綏戰役 1948年9月14日至10月31日，殲敵合計21060人。

鄭州戰役 1948年10月20日至24日，殲敵合計11270人；

解放應城 1948年10月24日至25日殲敵合計3500人。

淮海戰役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殲敵合計555570人。

西北冬季戰役 1948年11月5日至28日，殲敵合計24660人。

平津戰役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殲敵合計521000人。

樊城戰役 1948年12月20日至22日，殲敵合計8620人。

荊門戰役 1949年2月2日至2月7日，殲敵合計8620人。

西北春季戰役 1949年2月20日至3月24日，殲敵合計7330人。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指揮的幾個戰役

（1947年5月—1948年5月）:

青滄戰役 1947年6月12日至15日，殲敵合計9530人。

保北戰役 1947年6月25日至28日，殲敵合計7270人。

清風店戰役 1947年10月11日至22日，殲敵合計17250人。

解放石家莊 1947年11月6日至12日，殲敵合計242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