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

1937年12月參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轉 正。

1937年12月，任新四軍一支隊戰地服務團團員。

1938年4月，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幹事。

1939年6月，任新四軍四支隊政治部宣教科幹事、科長。

1941年2月，任新四軍二師四旅十一團政治處主任。

1945年6月，任新四軍二師政治部宣教部部長。

1945年11月，任山東野戰軍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部長。

1947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二縱隊十二團政委。

1949年2月，任三野二十一軍六十一師政治部主任。

1949年9月，任三野二十一軍六十一師副政委。

1950年7月，任駐捷克大使館政務參贊；

1956年1月，任中央調查部二局副局長。

1959年7月，任駐瑞士大使。

1966年6月，在北京市委幫助工作。

1967年5月，任中央調查部業務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9月，任中央調查部山東五七幹校黨委副書記。

1973年6月，任總參二部副部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衝擊。

1980年5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秘書長。

1981年2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1983年3月，任五屆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1991年2月離休。

2004年2月，享受省長級醫療待遇。

2014年1月25日23時10分，李清泉同志因病在中國北京逝世，享年95歲。

2014年1月29日上午，李清泉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市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民眾的抗日救亡活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興起。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李清泉的命運不可避免地和這一巨 大的歷史背景交織在一起。而第一個對李清泉人生軌跡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就是創辦江西陶業人員養成所的著名的愛國實業家、革命民主運動活動家杜重遠先生。

景德鎮以“瓷都”而聞名，而景德鎮從事制瓷業的卻主要是臨川人和都昌人，李清泉的父母也跟著許多臨川鄉親從事制瓷業，所以李清泉從小生長在景德鎮。1935年，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邀請曾在日本學習瓷業的杜重遠出任江西陶業管理局局長，試圖以振興瓷業挽救本省經濟不景氣的局面。杜重遠很清楚，要恢復景德鎮瓷業的繁榮，必須培養一批掌握先進科學知識、具有愛國思想的專業人才。“將近代的思想和陶業的初步技術灌輸於諸同學，一年後共負此改良陶業的使命”正是杜重遠先生創辦江西陶業人員養成所的宗旨。

學校免除學雜和食宿費，學生畢業后即可進入陶業管理局任職員。很快便有不少年輕學子前來投考，當然，其中許多人並非為生計而來，吸引他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杜重遠先生的愛國思想和情操，希望自己能夠在杜先生領導下成就一番事業。很幸運，時年16歲的李清泉如願成了養成所的一名學員。“學校一共72名學生，正好是‘七十二賢人’。”回憶起那段歲月，李老眼神明亮起來。養成所內大部分教員都是“九一八事變”后，不甘做侵略者“順民”而隨杜重遠南下的東北流亡人士，他們理解、同情、熱心於抗日救亡的進步活動；學生中則有許多視野開闊、知識面寬、思想進步，並具有文娛、體育方面的特長。通過舉辦工人培訓所、開展露天演講等各類活動，以愛國主義為思想基礎的養成所進步師生不僅令學校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所，更在景德鎮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也正是在這裡，李清泉的思想歷程實現了由愛國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

如火如荼的進步活動很快被國民黨政府所察覺，多名學生或被抓、或被勒令離開景德鎮，進步活動由半公開轉到了地下，僅有包括李清泉在內的少部分學生畢業后留在了陶業管理局。不久，中共皖贛特委便與這批養成所留下來的同學取得了聯繫。

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一個神秘的人物出現在江西陶業管理局二層辦公樓的會議室內，他就是陳毅。“七七事變”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國共雙方達成協議，將分佈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我黨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陳毅為軍分會副書記，他此行目的則是將附近幾支游擊隊聯合組建為新四軍的一支隊。

陳毅的到來在具有進步思想的陶業管理局職員間引發了極大的震動。操著濃厚四川口音的陳毅向李清泉等人講述了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我國形勢的深刻變化，闡釋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對於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無數共產黨人，共產黨為什麼還要同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及國共合作前景，陳毅都做了令人信服的解說。

當聽說李清泉他們想去延安參加革命時，陳毅顯得十分高興，“我這次來就是介紹你們到革命隊伍中去的，但不是去延安。延安固然是個好地方，但是全國的抗日青年都到那裡去是不可能的。當前，最需要你們的，是投身到實際的抗日鬥爭中去，到殺敵的戰場上去。”陳毅告訴李清泉他們，在離景德鎮不遠的瑤里就有一支紅軍游擊隊，並簡要地介紹了游擊隊的情況。最後，陳毅風趣地說，“願意去瑤里紅軍游擊隊的，可以報名，我陳毅給你們當‘紅娘’。”

陳毅的動員更加堅定和激勵了進步青年投身革命的信念。1938年1月，李清泉與多名同學一道去瑤里參加了紅軍游擊隊，很快奉命開赴岩寺潛口集結，親眼目睹了八省健兒在岩寺匯聚為一道抗日鐵流的雄偉場面。令李清泉記憶猶新的還有，陳毅對青年的重視和愛護———由年輕戰士組成的戰地服務團是他的“寶貝疙瘩”，走到哪帶到哪。作為戰地服務團一員，在岩寺，李清泉見證了陳毅的謀略和鬥爭藝術。

當時，國民黨七戰區政治部青訓班也在岩寺，其中有不少師生是愛國和進步的，並且有我黨的秘密組織，負責人便是“一二九”運動的領袖人物，後任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的黃誠。陳毅積極貫徹黨的統戰政策，在青訓班結業前夕帶領戰地服務團與青訓班學員進行聯歡，並親自做青訓班負責人的工作。在那裡，陳毅發表了演說，雄辯地預言抗戰的最終勝利必定屬於中國。演說不僅贏得了陣陣掌聲，更吸引了很多進步愛國的學員加入了新四軍。

舟山登步島登陸與反登陸之戰發生在1949年11月3日一6日。黨和國家把這個任務交給21軍61師，而61師的負責人是師長兼政委胡煒、副政委李清泉。

61師在孤島作戰，一沒援軍，二沒後勤。敵軍有飛機大炮支援，有吃有喝，而他們只能餓著肚子死戰。幹部傷亡了，戰士自動代替指揮；子彈打光了，從陣前敵屍中搜尋，用石砸、刺刀拼。炮台山、流水岩、野豬塘山陣地幾度易手，戰況極為慘烈。打到最後，戰士們不惜抱著炸藥炸毀工事，與工事和衝上來的敵兵同歸於盡，61師“處於絕境之情況下，鮮有大批投誠分子”。舟山防衛司令官石覺得意忘形，於4日下午1時40分下達電令：

“在黃昏前將登陸之匪全部肅清，否則軍、師、團長均以軍律論處。”

石覺要全殲61師了。敵我兵力懸殊，整個勢態於61師不利，忍飢挨餓不說，更為關鍵的是，無法補充兵力與火器。在這危急時刻，年輕的胡煒師長卻比石司令更有決斷力，毅然決定撤退，電告桃花島後方指揮的師副政委李清泉：

“要求從速調度水手船舶，入夜後撤退登步島。”

這個要求報告上去，22軍和第7兵團迅即批准。

可是，面對優勢強敵，又背靠大海，即使是撤退又談何容易？如果稍有不慎，全師就可能覆滅。在兩天兩夜的血戰中，往往是白天蔣軍合力進攻，入夜61師反擊。胡師長根據這一態勢，命令183團團長杜紹三和182團參謀長劉正昌各組織一支有力小部隊入夜後佯攻牽制敵軍，輪番交替掩護主力撤退。杜紹三從183團挑選班排長及老兵30餘人，由9連連長夏少卿指揮，組成7個戰鬥組。天黑后，戰鬥小組用機槍、步槍、手榴彈、炸藥包猛攻敵兵，團迫擊炮也連連地“轟”。全團軍號手集中吹響嘹亮軍號，號炮齊鳴，只見火光閃耀，山谷震響。敵軍官兵縮在工事內亂放槍炮。戰鬥組隔半小時打一次。到第三次佯攻時，夏少卿聽已無我方炮聲，知道大部隊已陸續登船返往了桃花島，叮囑小分隊說：

“加猛火力，把炸藥包全部炸光，以免船載過重。”

炸光所有的炸藥包后，他們登上最後一隻木船走了。

就在夏少卿率領戰鬥小組佯攻時，副政委李清泉指揮181團駕著船隻，有序地穿梭往返，運送從登步島撤下來的部隊。

這是胡煒最明智的一著。還在登步島危急時，他親自上陣卻留下了副政委李清泉與181團留守桃花島，準備登步島攻克後進擊朱家尖。若他當時魯莽地將181團拉上登步島，則不只促成“又一個金門”，且極有可能將已解放的桃花、蝦峙、六橫諸島“送還”蔣軍。

6日晨3時前，61師的登步島部隊全部撤回桃花島，還帶回來四五百俘虜。

登步島之戰，雙方傷亡都很慘重。國民黨軍被61師斃傷、俘虜3396人，其中“傷亡官長121員、士兵2704人”。61師傷亡損失1487人，內含陣亡394人。61師雖損失慘重，但殲敵後撤回，保存了有生力量。在此之前的金門一戰，28軍船隻全部為敵擊毀，既無法運渡援軍也無法撤回，最後導致在島上的官兵全部覆沒。因此登步之戰，雖然部隊撤回來了，但胡煒可以仍贏了石覺，戰後61師名聲大振。

中法建交是經過1963年10月的北京談判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的瑞士談判兩個階段而最後完成的。當時，李清泉作為中國駐瑞士大使參與了三輪談判，與法方達成具有歷史意義的中法建交協議。它的談判方式和建交模式是新穎獨特的。

40年前中國和法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大事，是毛澤東主席和戴高樂總統共同做出的重大決策，是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親自同戴高樂特使埃德加·富爾談判並最後在瑞士達成建交協議的。

中法建交是經過1963年10月的北京談判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的瑞士談判兩個階段而最後完成的。北京談判是在周總理與富爾之間進行的，解決了建交的原則問題、實質問題。瑞士談判是北京談判的繼續，著重解決建交的程序問題、方式問題。當時李清泉是中國駐瑞士大使，雙方在瑞士三輪談判的代表是李清泉與法國政府代表波馬歇。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在聯合國支持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及與台灣“斷交”等三項原則問題上，中法雙方以內部默契的辦法取得一致。而程序問題及爭取最後達成協議的努力，是周恩來總理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根據黨中央的談判方針做出的。

埃德加·富爾雖然是戴高樂指派的代表，但終究不是法國政府的正式代表，無權在協議上簽字。於是周總理和富爾商定，由兩國政府代表在瑞士繼續進行談判。

法國政府代表雅克·德·波馬歇1963年12月12日到伯爾尼我國使館和李清泉舉行了第一次會談。他說不久前富爾訪華，同中國領導人談了中法建交問題。法國認為，中法雙方都有建交的共同願望，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時機已成熟。法方是從下列原則出發，即雙方都不提任何先決條件，主要是研究公布建交決定的方式，並主張愈簡單愈好：或雙方發表建交聯合公報，或各自發表內容相同的建交公報，並口述了一個公報的內容大意。

從波馬歇所提方案看，法方顯然欲以聯合公報方式取代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方式（即法方先照會我國願意建交並互換大使，我國復照同意，然後相約同時發表來往照會），而且所提聯合公報的內容簡單得無法再簡單（此後達成協議並正式公布的公報內容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兩句話）。李清泉把與波馬歇會談的情況報回國內后，外交部給李清泉發來了黨中央批准的談判方針，主要是三句話：原則要堅定、方式可靈活、爭取儘早達成協議，並附來周總理和富爾就三項原則達成的內部默契內容。

鑒於中法建交的重要性，李清泉根據談判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及對策擬了一個報告請示外交部。外交部指示李清泉到阿爾及爾向正在那裡訪問的周總理當面請示彙報。12月26日，李清泉飛抵阿爾及爾，總理百忙中接見了李清泉。總理對情況很熟悉，很少提問，主要是幫助李清泉具體掌握中央的談判方針。李清泉將波馬歇所談情況彙報后說了李清泉的看法，並請總理指示。法方決心同我國建交，但將堅持他們不提先決條件的方式，同時做了達不成協議的準備。富爾訪華一事法方要求保密，這次瑞士談判又要求保密，一方面是怕過早泄密，引起美國干預的麻煩，另一方面也是防止萬一達不成協議而有失體面。對方顯然是想以聯合公報方式代替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我方是否仍堅持互換照會方式；另外，在公報內容上是否能接受法方措辭。總理聽完李清泉彙報后，做了重要指示：不論對方稱有多麼困難，總不至於否認北京會談有三項內部默契；只要對方不否認北京的內部默契，可以同意聯合公報的方式及其措辭，但首先仍應提出互換照會方式，如對方仍有困難，只要他們實際上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可以同意，但是中國政府將單獨發表聲明，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和法國政府談判建交並互換大使，同時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反對製造“兩個中國”。我國單獨發表聲明，他們無法反對，也無權干涉，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但出於禮貌，也出於實際需要，談判中預先提出來，以免今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後來我領會總理的指示精神是：堅持北京的內部默契，做到“原則上堅定”；只要法方不否認北京的默契，實質上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就可以“方式靈活”，同意他們“愈簡單愈好”的辦法，最後我方以單獨發表聲明這個對方無法反對的方法實現“儘早達成協議”。

1964年1月2日第二輪談判時，李清泉按照總理的指示，首先表示我國政府向我通報了富爾在北京會談的情況及達成的三項默契。李清泉奉命仍提出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的方式。對方說，法方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會談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越簡單越好。李清泉提出可以同意聯合公報方式，但公報措辭必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對方表示仍有困難，還是主張越簡單越好。鑒於談判中對方一再說明是遵守北京會談的精神，沒有出現違背三項默契的情況，李清泉按預定的步驟提出，如法方堅持不支持“兩個中國”的立場，為了照顧法方困難，我方同意法方所提方案，但是我國政府將單獨發表聲明，闡明我國同法國建交的立場。1月9日，波馬歇第三次到我使館，他首先複述了李清泉在1月2日會談中提出的方案，然後說，法方認為中法雙方已就建交公報內容達成協議，對我國將單獨發表聲明一事，未正面表態，而以複述我方案的方式予以確認。接著，雙方就公報發表的時間進行磋商，一致同意1月27日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建交聯合公報。至此在瑞士共進行三輪談判，達成了有歷史意義的中法建交協議。

中法建交是當時震動世界的大事，並對以後國際局勢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它的談判方式和建交模式也是獨特新穎的

李清泉同志早年參加革命，忠誠於黨，熱愛人民，熱愛祖國，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革命意志。 “九一八事變”后，學生時代的李清泉不甘做亡國奴，毅然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解放戰爭期間，李清泉同志堅決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新中國成立后，李清泉同志曾長期奮鬥在我國的外交戰線上，為中法建交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以後，李清泉同志調到安徽工作，歷任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緊密結合地方實際，堅定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盡職盡責、勤奮工作、開拓進取、積極奉獻，為安徽省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政協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清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奮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李清泉同志光明磊落、襟懷坦蕩，謙虛謹慎、公道正派，生活樸素、嚴以律己，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