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秀

劉文秀早年追隨張獻忠，大西國國建立后，受封為撫南將軍，與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合稱為四將軍。

崇禎十七年（1644）明朝四川巡撫馬乾收復重慶，西軍將領劉廷舉走，求救於張獻忠。獻忠命文秀攻重慶，水陸並進。明副將曾英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至，與部將於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夾擊，破大西兵數萬，文秀敗回降職。

隆武二年（1646年）西軍將領劉進忠投降了清朝。清軍以劉進忠為嚮導，進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清軍輕裝疾進，出其不意，對大西軍發起突然襲擊。二十七日晨，清軍隔太陽溪與大西軍相遇。張獻忠命令環營抵抗，清軍先攻破第一營步兵。後部分兵猛進，艾能奇殺清軍參領格布庫。文秀陣斬正白旗參領西特庫、隊長烏巴什，古朗阿、巴揚阿。清軍初戰不利，劉進忠引導清軍放箭射死了張獻忠，西軍大亂，清軍趁機大敗之。與孫可望等率余部數萬人潰逃至重慶卻苦於沒有船，然而文秀擅長游泳，水行如平地，故此躲得對岸的船隻，明總兵曾英率部阻擊，西軍出其不意敗李占春，曾英駕巨舟數十，繞圍孫可望江心，艾能奇放冷箭射殺曾英，明軍大潰，大西軍得以突圍突圍成功至貴州。

四將軍商議曰：明德入人心久矣，李闖入京稱帝而不終；今蜀事又不成，是天未厭明德也。我等何可踵敗轍！盍相與反正，扶明洗去賊名乎？乃築台而盟，複本姓；尊孫可望，受約束。

聽說黔國公被沙定洲所驅逐，於是詐稱沐天波之妻焦夫人的弟弟所請兵為黔國公復仇，破曲靖。至楚雄，敗楊畏知，釋放而禮待之。楊畏知說以禁淫掠、止屠戮，招沐天波歸，賓禮士大夫，聽朝廷命；孫可望皆許之。發兵擒沙定洲，略定雲南。楊畏知每當說起國難當頭，生靈塗炭就流涕，文秀於是漸漸的有所改變了。

孫可望派楊畏知赴明昭宗處請封，帝賜文秀名若綺，濟國公，胡執恭假稱聖旨封為撫南王，文秀都沒有接受。

永曆四年（1650）九月，楊展遇害，四川的各地軍閥開始互相兼并，孫可望遂命文秀和王自奇出兵四川，王祥死於烏江中，明軍收復遵義等地，指揮盧名臣攻取重慶，而文秀自率兵渡金沙江，攻建昌，大破袁韜、武大定，迫使兩人投降。奪取嘉定，祭奠楊展之墓，撫恤他的家人。與盧名臣會師涪州擊破於大海，李占春。留白文選守嘉定，回師雲南。

永曆六年（1652年），清將吳三桂及都統李國翰進犯，攻陷成都、重慶、嘉定、敘州、白文選敗回貴州，夏天時，孫可望命劉文秀率王復臣、賀九儀、袁韜、武大定、張先璧、張光萃、祁三升以步騎五萬由烏撒、雪山關瀘州等地展開全面反攻，出川南，七月攻敘州敗清將盧光祖、殺總兵南一魁，再攻重慶進圍成都，殺清朝知府周基昌，吳三桂引兵來戰，明軍陣斬都統白含貞、白廣生等，八月九日圍困吳三桂，清軍死戰突圍逃往綿州，此戰斬殺清軍萬人，迫使吳三桂敗走保寧。此時清朝在四川的地盤只有保寧一座孤城，於是商量準備棄城退往漢中，四川巡按郝浴堅持不肯，清軍遂守城。奏捷，文秀晉南康王。

十月二日，明軍開始攻城，最初的計劃是約白文選會師一同攻城，但文秀因屢勝輕敵，拒絕採納王復臣的正確意見，輕率攻城，結果被吳三桂窺出破綻。不久，吳三桂和李國翰聯兵出戰，一舉先擊破張先壁軍，潰兵沖亂了全軍陣腳，王復臣也被包圍犧牲，明軍大敗，清軍也不敢追，退回漢中修養。文秀收攏潰兵回成都，命曹勛、侯天錫守城，塔新策守重慶，總兵龍麟升為四川布政使，文秀回貴州，孫可望深為不滿，下旨曰：不納良謀，損大將，劉南康罪當死，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張先璧則被亂棍打死。

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他將文秀部下的將領和兵力都分散開來，以防文秀的勢力過大影響他篡位。然而正確的做法本應抽調兵將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文秀被撤職，他本人心灰意懶，連部分將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認為處分太過。

文秀回昆明之後在雞足山學習禪道。

永曆七年（1653）當時孫可望同李定國之間的嫌隙已經比較深，定國帶領兵馬向廣東另行開闢戰場。孫可望直接指揮的軍隊駐於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數州縣，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夢想取代明昭宗，需要坐鎮黔、滇，不願親自統兵東下。於是，孫可望決定起用文秀。

文秀清楚地意識到孫可望的驕橫跋扈已經嚴重地威脅到政局的穩定。自己本來立志抗清復明，卻不願意為孫可望打天下。遂“屢辭招討。

七月，不得已接收大招討大將軍之職。從容治裝者月余，乃上道。

永曆八年（1654）督諸軍東伐，沿常德攻岳州、武昌恢復中原，至貴陽時四月矣”。“行營諸文武郊迎，文秀下車揖謝。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公侯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某菲材，誠恐不勝。’諸人聽之皆悅。越數日，乃自於營中請宴文武諸人，優觴半，起謂諸人曰：‘皇上猶佛菩薩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輩大和尚事。’已啟言：‘營鎮諸將領征，歷經戰已久，不患不威勇，當通以忠義謀略，如《百將傳》請書宜各頒付，聽禮延文儒講論。’又言：‘軍士皆當推心愛惜如子，諸營鎮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當參治。顯然，這是對孫可望的批評。他奉勸孫可望應該滿足於當好廟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薩，自己爬上寶座，弄得不倫不類，信徒星散。同時針對諸將有勇有謀，卻只知“國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強忠貞教育。

文秀眼見孫可望作事乖張，內部既醞釀著一場重大的危機，自應以穩定政局為首務，“出師東伐”的計劃因此擱淺。五月初七日，文秀“以單騎出歷沅、靖諸營，遍觀諸險阻，勞恤軍吏，十日而畢。又訪求能知天文數術者，夏鴻臚言興隆山中有隱士李石說星數有驗，遣書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贈之衣金而歸；復以夏鴻臚薦賢謝之金”。這意味著文秀擔心內變，一面加強同清朝接境地區的防務，一面針對孫可望周圍那些諂媚之徒編造的“天命在秦”的“輿論”加以驗證。六月，孫可望回到貴陽；七月初六日“大招討劉文秀擇日出師，由平越道，屯於天柱縣。在以後的半年裡，文秀毫無揮軍入楚之意，原因是擔心孫可望發動政變。

永曆九年（1655年春），文秀率領盧名臣、馮雙禮等部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餘只，踏上了東攻湖廣的征途。四月，劉文秀部集結於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計劃先攻佔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後收復長沙、衡陽、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

按照文秀的部署，明軍進攻常德採取水陸並進的方針。派盧明臣率領一支軍隊乘船由沅江前進，自己率軍由陸路進發。當時，正值漲水季節，盧明臣的軍隊乘坐一百多艘船隻順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縣，活捉清朝知縣李瑢。文秀親自帶領的主力卻因為連日下雨，溪水猛漲，道路泥濘，行進非常困難，“馬步兵滯留數十日”，根本無法同盧明臣所統水路軍隊配合作戰。清朝五省經略洪承疇和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得到劉文秀大軍入湘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對策，除了從衡州等地抽調軍隊回守省會長沙外，五月初十日，調遣荊州滿洲八旗兵趕赴常德，加強防禦力量。五月二十三日夜，盧明臣部進至常德城下，遭到優勢清軍伏擊，由於得不到陸路明軍的支援，激戰到次日，盧明臣中箭落水犧牲，水路明軍幾乎全軍覆沒。清軍乘勝加強了面對辰州的防務。劉文秀水、陸兩路夾攻的計劃既告失敗，盧明臣的陣亡又嚴重影響了士氣，他隨即放棄了攻取常德的計劃，帶領軍隊退回貴州。孫可望對劉文秀的舉措深表不滿，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權，讓他返回昆明閑住。

文秀出師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討就很勉強，缺乏克敵致勝的信心，水師失利之後，他自己統率的主力並沒有同清方對陣即自行撤返。陳泰部清軍因道路被洪水淹沒受阻於湖北監利縣。不久病死。文秀在前鋒失利、主力完整的情況下本來還可以尋找戰機，他的不戰而返，說明無意於此。其次，在戰術上文秀沒有考慮到當時的天時、地利。水、陸並舉的方針固然正確，但是在夏汛到來之際應該率陸路兵馬提前行動，然後才出動水師，由於他安排不當，致使水師孤軍深入，陷於呼應不靈的絕境。

孫可望任命文秀為大招討，本意是讓他在1654年（永曆八年）率軍由湘出長江，同張名振等會師，奪取江南。當時屯齊部清軍北撤，陳泰部清軍尚未南下，正是一舉擊破清經略洪承疇拼湊的漢軍、進取江南的大好時機。由於孫可望的圖謀篡位，文秀只好按兵不動，導致東、西會師的計劃全盤擱淺。在幾經拖延之後，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進攻常德之役。這是明軍最後一次主動出擊的軍事行動。

永曆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國護衛昭宗到達曲靖，文秀說服王尚禮等人迎接昭宗，而自以數騎往會定國，曰：‘我輩為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將朝廷社稷傾覆，實我等有負於國家，國家無負於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復中原，那時封妻蔭子，榮歸故里，也得個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亂作為，雖稱王稱公，到底不得歸正。但我輩今日以秦王為董卓，恐董卓之後又換一個曹操。’定國指天自誓，在歸化寺拜見昭宗，大哭，共同迎駕入昆明。

晉封蜀王，賜：{藩宣親臣}金章，昭宗為定國與文秀割衣訂下二姓之盟。兩人共同輔政。

十月，封祖先為親王，命文秀經營四川。派部將高承恩統兵五千由雲南進入四川雅州，以心腹將領征虜左將軍祁三升任總理全川軍務，會同援剿后將軍狄三品、平虜營總兵楊威、懷遠營總兵賀天雲、監理重慶屯田總兵鄭守豹等統率兵馬進至嘉定府，文秀本人則率領大軍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漢源縣北）、雅州到達洪雅縣（屬嘉定府），在該縣境內的千秋坪建立了帥府，撰寫了《天生城碑記》，表示要以此為基礎，恢復四川。

文秀在千秋坪設立了文武官員，大建宮室，極力想把這裡構建成經營西南的大本營，為北攻保寧（閬中），東聯夔東十三家，與清軍爭奪湖北。但因為孫可望欲圖進犯雲南，文秀不得已回師，前後在千秋坪只駐守了五個月，經營四川的戰略未能實現。

永曆十一年（1657年）九月，孫可望起兵叛明，並派白文選等人率兵攻打雲南，文秀被任命為右招討大將軍，與定國大敗孫可望於交水（曲靖之戰）。文秀與白文選追擊孫可望，昭宗下旨想招降回孫可望，文秀遂寫血書交付孫可望，但是沒有聽從，逃往長沙投降了清朝。雖然未能擒獲孫可望，但文秀安撫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做得相當出色。

十月間，文秀見貴州形勢已經穩定，而同清軍相持的明軍仍據守著四川大部和湖廣武岡一線，就上疏奏請昭宗移駐貴陽，這樣不僅可以體現進取精神，也便於就近指揮，振作士氣。昭宗也同意了這一建議，命禮部擇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國在進討盤踞永昌的王自奇時，得知永曆帝同意劉文秀遷都貴陽的建議后，大為不滿，“駐兵永昌，上疏告病，請卸兵事”。昭宗拗不過李定國，“璽書慰勞，召回，遲延三月始赴闕”。

永曆十二年（1658）正月元旦，“李定國請盡撤川楚守邊各鎮將回雲南。遂罷幸黔之議”。這是李、劉之間裂痕的第一次明顯暴露。從當時形勢來說，文秀的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李定國反對移蹕貴陽如果是考慮到昭宗秉性怯弱，距敵越遠越好，加上移蹕之時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負擔，主張留駐昆明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挾昭宗撤回川楚守邊諸將顯然是針對文秀的。因為他的親信部隊主要集中在雲南，而文秀安撫了貴州、四川、湖廣的軍隊，定國不免有所顧忌，耽心移蹕貴陽之後，文秀的地位將凌駕於自己之上。

三月，李定國又建議昭宗召回劉文秀，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來降的時機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李定國卻心存芥蒂，把劉文秀和處於一線的將領調回大後方昆明，嚴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揮部署。這說明李定國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以後，對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慮，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鞏固自己在永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

大臣金簡上疏進諫道：“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刃，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於漏舟，熟睡於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於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這裡說的二王是指晉王李定國和蜀王劉文秀。劉文秀對局勢的危險有清醒的估計，他在追逐孫可望的過程中，注意收集孫可望部下兵將，多達三萬餘人，加以改編訓練，打算用於守衛同清軍接境地區。他的豁達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孫可望雖然叛變了，跟著投降清朝的不過幾百人，而且沒有一個重要將領。這說明原先尊奉“國主”的大批將士在關鍵時刻是識大體的，不應心存畛域，加以歧視和打擊。可是，李定國卻缺乏廣闊的胸懷，採取了一些歧視原屬孫可望部下將士的錯誤做法，比如“以收穫孫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舊兵名日晉兵”，“由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李定國和永曆帝把他和主要將領召回昆明，使文秀的善後工作未能有效進行已是重大失誤，對文秀的亂加指責更使他心灰意懶。

被召回意味著被解除兵權，朝廷在晉、蜀二王之間已明顯地倚重李定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舉措又讓文秀深為不滿。他內心非常苦悶，甚至私下對人說：“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把李定國比作孫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對定國大權獨攬和處事不當表示反感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以後他日趨消極，“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將一切兵馬事務悉交護衛陳建料理，亦不出府”。不久發病卧床不起，昭宗和李定國都曾去探望，再三寬慰，派醫調治。但心病無葯醫，

永曆十二年（1658年）四月二十五日文秀病逝。臨終前，上遺表云：“虜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弭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此臣區區之心，死而猶視者也。昭宗震悼輟朝，謚曰：忠，”葬於安寧曹溪寺右山。

查繼佐·《罪惟錄選輯》

徐鼒·《小腆紀年》

邵廷采·《西南紀事卷十》

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慎。擅長安撫士兵，訓誡諸將不得虐待百姓，深得將士之心。

邵廷采：以材猛稱。

徐鼒：文秀起家草澤，乃心王室；恂恂退讓，有名將風。情勢既迫，猜嫌頓起，豈天必欲訖明命歟？何兩賢不相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