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
莫言著長篇小說
《蛙》是中國作家莫言創作於21世紀初期的一部長篇小說,由四封長信和一部九幕話劇組成,是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這部小說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真實地反映了計劃生育國策在高密東北鄉艱難推行的過程;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萬心的人生經歷,在形象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而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複雜的歷史進程的同時,成功塑造了一個生動鮮明、感人至深的農村婦科醫生形象;並結合計劃生育過程中的複雜現象,剖析了以小說敘述人蝌蚪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精神世界。小說秉承了作者鄉土文學的一貫風格,結構新穎,節奏鮮明,筆觸細膩,文字樸實,富有張力。
《蛙》這部小說的敘事緣起是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到“我”(蝌蚪)的故鄉與當地文學愛好者暢談文學。在結識了“我”的姑姑之後,杉谷義人鼓勵當地文學愛好者以姑姑為素材寫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義人啟發,“我”決定向法國作家薩特看齊,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創作一部話劇。“我”遵照杉谷義人的囑咐,先以書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寫給杉谷義人。
蛙圖書
“我”的故鄉有一個古老的風氣,生下孩子,好以身體的某個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長大後有的會改換雅一點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萬心,她父親,即“我”的大爺爺是膠東軍區八路軍地下醫院的醫生、革命烈士。姑姑因為她父親的關係,曾和她的祖母、母親被駐紮在當地的日軍司令關押在大牢里。新中國成立后,姑姑繼承父業,經過新法接生培訓,成為鄉里的一名醫生。姑姑是天才的婦產科醫生,凡是見過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過的女人,都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的手在孕婦肚皮上一摸,就會讓孕婦感受到一種力量,並對她產生信心。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姑姑接生過上萬個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個孩子是陳鼻;“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先出來一條,被姑姑拽著腿,像拔蘿蔔一樣拔了出來。20世紀50年代,在國家經濟發展繁榮時期,姑姑騎著自行車,風雨無阻地跑遍了高密東北鄉十八個村莊的街道和衚衕,接生了1600多名嬰兒;並且在接生第1000個嬰兒的日子,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年輕時的姑姑談過一個對象,是一個空軍飛行員,一家人曾為此自豪無比。但後來這個空軍飛行員駕機叛逃到了台灣,曾經風光一時的姑姑深受打擊,並因此差點自殺。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剛剛經歷過三年大飢餓的農村出現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來,並成為高密東北鄉遠近聞名的婦嬰名醫。從1965年開始,急劇增長的人口導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高潮。當上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的姑姑堅決響應黨中央號召,在全公社掀起轟轟烈烈的“男扎”行動。一些村民對政策不理解,到處鬧事。一個叫王腳的被“男扎”后,說自己的神經被捅壞了;一個叫肖上唇的說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壞了。“文革”開始后,姑姑被當成“牛鬼蛇神”,受到批鬥。有一次批鬥大會在滯洪區的冰面上舉行。倔強的姑姑因為不馴服,被打趴在批鬥台上,一個糾察隊員還用一隻腳踩住她的背。在批鬥縣委書記的時候,姑姑被拖起來與縣委書記並排站著,脖子上還被女紅衛兵掛了一隻破鞋子。但姑姑昂著頭,不肯屈服。
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迎來了計劃生育的第二個高潮,發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驚心動魄的,也有讓人感慨萬千的。一次為了動員一個生過三個女兒、懷了第四胎的女人去衛生院做人工流產,她被那個女人的丈夫打得頭破血流;而那個女人則因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隊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歡上了長著兩條仙鶴般長腿的王仁美。舉行婚禮的那天大雨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現出讓人憐愛的性格。已經當上縣政協常委的姑姑來參加婚禮,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雙胞胎的靈丹妙藥,受到姑姑的嚴厲批評。姑姑不僅教育王仁美,告訴她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共產黨員,革命軍人,一定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兩年後,“我”的女兒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後來又懷上了。“我”從部隊趕回來,發現王仁美之所以又懷上了,是因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小學同學的袁腮把原來戴著的避孕環給取掉了。王仁美為了逃避做流產,藏在了自己的娘家。姑姑帶著陣容龐大的計劃生育工作隊開進村裡。“我”的岳母罵姑姑是妖魔,村裡不理解姑姑行為的人罵姑姑是土匪。但姑姑為了計劃生育,還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來。“我”所在部隊的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也來到“我”所在的村,和姑姑一起勸說王仁美理解國家政策。深明大義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產手術,卻不幸因為大出血死在了手術台上;姑姑也因此被“我”(蝌蚪)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
當時,隨著國家市場經濟搞活,“我”的小學同學陳鼻成了村裡有名的萬元戶;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膽懷了第二胎。王膽一直躲藏著,直到臨產的時候,乘著一張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兒。在經過一番驚心動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計劃生育隊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膽。王膽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給她接生了一個女嬰,但王膽卻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後,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獅子,但沒再生育。歲月匆匆,時光荏苒。經過二十多年的計劃生育,國家終於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獅子也退休回到了故鄉。這時的故鄉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巨變,高密東北鄉膠河兩岸正在進行著前所未有的大開發:花園、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場、農貿市場、中美合資婦嬰醫院,等等大城市有的東西,在這裡也都湧現出來。“我”的小學同學袁腮開辦了牛蛙養殖場;王膽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藝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給了另一老實巴交的泥塑藝人郝大手。王肝送給我一套《高密東北鄉奇人系列》DVD。通過這張DVD,“我”了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給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搖搖晃晃地往回走,結果走到了一片窪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著。姑姑想逃離那些蛙叫聲,但蛙聲追逐著她;她一邊嚎叫一邊奔跑,最後遇上了郝大手。退休之後,姑姑對生命,尤其是對嬰兒和胎兒生命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晚年的姑姑對生命生髮出了中國傳統母親式的大悲憫,並且表現出一個鄉村醫生對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過的嬰兒形象描述給丈夫——一個民間泥塑藝人,通過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願用這種方式來彌補她對那些沒能來到人世的嬰兒的歉疚。但與此同時,姑姑也用她那雙善於接生的手參與著各種各樣的接生。
在發生了巨變的故鄉,“我”在一家名為“堂吉訶德”的餐館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陳鼻。當年英俊的陳鼻,此時頭頂光禿,衣著古怪,裝扮成了塞萬提斯筆下的愁容騎士堂吉訶德,拿著話劇演員的強調,在餐館里招徠客人;但是因為有酒癮和煙癮,還帶著一條寸步不離的癩皮狗,所以並不討人喜歡。陳鼻的兩個性情高潔的女兒——陳耳和陳眉——曾是高密東北鄉最美麗的姐妹花,她們到南方一家毛絨玩具廠打工,結果在一場震驚全國的大火中,陳耳被燒成焦炭,陳眉燒毀了面容。種種變故使陳鼻變得有些瘋瘋癲癲,甚至想帶著他的狗撲倒車輪下面尋死。
隨著人們生活條件的變化和商品經濟的突飛猛進,一些超生的方式也“與時俱進”,越來越令人驚嘆。在高密東北鄉,袁腮以牛蛙養殖公司為幌子,組織了一批“代孕女”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年逾五旬的小獅子耍花招把“我”的精液注入一個“代孕女”體內,並使其懷孕;而這個“代孕女”就是王膽在竹筏上給陳鼻生下了那個女兒,在南方那家毛絨玩具廠燒毀面容的陳眉。“我”一下子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糾結中:五十五歲的“我”,糊裡糊塗又要做父親了;“我”想找出辦法讓懷孕數月的陳眉做藥物引產,但“我”年輕時曾因此斷送了妻子王仁美的性命,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我”永難贖還的罪過;更何況,“我”和陳眉,這簡直是亂倫啊。但是,在跟一位老同學傾訴了這一切,並聽了那位老同學的一番勸解后,“我”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現實;“我”甚至把陳眉所懷的孩子想象成王仁美曾經懷的那個在手術台上夭折嬰兒的投胎轉世,並以老來得子的喜悅迎來了兒子的誕生。
在敘述從20世紀50年代到當下這些故事的過程中,作為小有名氣劇作家的“我”,也為自己以姑姑一生為素材創作的話劇找到了靈感。當下生活中的許多事件和“我”要創作的劇本中的故事糾纏在一起,使“我”已經分不清劇本中哪些是紀實,哪裡些虛構。而且在與杉谷義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內心中的贖罪心理也日漸加重,“我”甚至把寫作當成了一種贖罪的方式。在寄給杉谷義人的劇本中,“我”把前面的敘述延伸到了如夢如幻的話劇舞台上。這是一部具有荒誕色彩的,融合了詼諧、戲謔、調侃、反諷、嬉鬧、靈魂獨白、戲中戲等文體風格的話劇。在劇本中,生下孩子的陳眉因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處尋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闖進公安派出所去訴冤。“我”一家子給代孕生的孩子“金娃”辦滿月宴席時,陳眉闖進來搶走“金娃”,跑進一個以民國時期縣衙大堂為背景的電視戲劇片拍攝現場。經過“縣長”一番頗具諷刺意味的斷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獅子的懷抱。在話劇的最後一幕,姑姑展開了內心的剖白:她經常回想起那些因計劃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過的孩子。
編號 | 名稱 | 體裁 |
1 | 第一部分 | 長篇書信 |
2 | 第二部分 | 長篇書信 |
3 | 第三部分 | 長篇書信 |
4 | 第四部分 | 長篇書信 |
5 | 第五部分 | 九幕話劇 |
《蛙》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初版於2009年。莫言在2011年“莫言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蛙》研討會”上曾表示,《蛙》這部小說從2005年開始寫作,中途因沒有最終確定好結構問題而一度擱置,在完成《生死疲勞》之後,又重新開始創作該作品,歷時四年,三易其稿才得以完成。
《蛙》選擇的是鄉村醫生與計劃生育題材,這不是莫言特意要寫這個敏感的題材。莫言是被他姑姑接生到人間,所以他總想有一天把姑姑寫到小說里,而寫姑姑的從醫經歷必然涉及到在中國推行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
“姑姑”(萬心)
“姑姑”的父親是當年八路軍跟隨白求恩的從軍軍醫,在當地小有名氣。“姑姑”繼承衣缽,衛校畢業后在高密東北鄉當起了婦產科醫生。她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在婦女們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個又一個嬰兒,被當地人奉為“送子娘娘”。但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姑姑”也從萬人敬仰的“送子娘娘”變成人人唾棄的“殺人妖魔”。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姑姑是有著一種為計劃生育事業奮鬥終身的決心和信心。她手段極其強硬,變得六親不認。步入晚年後,姑姑意識到自己罪孽深重,開始尋求自我救贖之路。她對青蛙的恐懼、對泥娃娃的弔唁直到最後上吊自殺,都是對過往的一種懺悔,對自身的一種救贖。
“姑姑”這樣一個角色在小說中的出現,不能用單純的善惡來評價她。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一個熱血的時期。每個人都更像是機器的一部分而並非活生生的人。作者莫言借“姑姑”這個人物,表現出了作為親歷者對當時社會狀態的分享和思考,對傳統和愚昧的抗拒、抵抗。對“姑姑”這個人物,我們不能一味的厭惡和鄙視。作為一個計劃生育的前線執行者和婦產科醫生,我相信她也並非冷血無情,她也是對自己有過拷問和無數次的糾結。她對生命的態度是認真負責的,就像她在文中的一句“我有什麼辦法呢。”一位受人敬愛的“送子娘娘”,在原則和時代的推搡下,逐步放下了自己善良的包袱,成為了王仁美口中“忠實的走狗”。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也變得相對扭曲。
“姑姑”同時也是一個可憐可愛的人。她一隻手托起生命,另一隻手沾滿了鮮血,為國家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她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她對家人的愛、對生命的尊重在她生命的末期得以宣洩。用她自己特殊的方式,書寫了那一代人的無奈和悲哀。
“我”(萬足)
“我”是小說敘述人,為小說第二重要人物,劇作家,原名萬足,隱喻終其一生極力滿足個人慾望。乳名小跑,筆名蝌蚪,是姑姑接生的第二個嬰兒。中學期間曾訓練跑步想成為運動員,大學畢業之後參軍立功被提拔成正排職軍官。當兵時忠於國家,忠於黨。和姑姑聯手殺死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之後退伍回家從事文學創作,遲遲沒有作品交出。之後在姑姑的介紹下與姑姑的助理,自己同學王肝愛慕多年的對象----太多的小獅子結婚。或許因為小獅子與姑姑在一起扼殺了太多的嬰兒,二人一直沒有孩子,等到二人回鄉已年近花甲時,竟然有了孩子。當然這是科技發達的妙處。小獅子由於太過於想要孩子,由於使用代孕的方式,讓萬足的同學陳鼻的女兒陳眉——這個當年從姑姑的魔手下逃離出來的孩子,但後來經歷一場大火被燒得面目全非的人代孕。在萬足知道這一消息后先感到恥辱,後來在兒時好友李手的勸說下,釋然接受並為之欣喜,年近花甲,竟老來得子。
從“我”的人生觀的變化,能反映出不同時代的人生價值觀。“我”的筆名“蝌蚪”,也就是青蛙發生變態反應之前的那個狀態。“我”雖然沒有參與那些變態的工作,但“我”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在面對那樣一個“殘酷無情”的社會環境時,卻沒有拿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做的去勸止與抗爭,而是默默地忍受,甚至消極地接受了那個沒有天理“制度”,並且間接地成為了那些變態的人們的“幫凶”。這也更體現出了在一個強權社會裡,知識分子的懦弱與卑微。“姑姑”強迫“我”的妻子王仁美引產,“我”為了自己的“前途”,不但沒有反抗,而且還多方勸說妻子配合“姑姑”,最後造成自己的妻子死亡。妻子死亡后,“我”不但對那些人格變態的人沒有產生仇恨的情緒,而且還在“姑姑”的勸說下,與崇拜“姑姑”的計生人員小獅子結婚,雖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白眼,但“我”還是無視“世俗的眼光”,把自己的人格隱藏了起來,去順應那個時代的潮流。
陳額:改革開放前是地主,村裡唯一合法擁有兩個老婆的人。
陳鼻:陳額之子,“我”的同學,后經商發財,後來因妻子王膽的死消極度日。改革開放后因女兒遭遇火災事故家庭破裂,打扮成堂吉訶德模樣在高密乞討,精神失常,后遭遇車禍雙腿殘疾。
陳耳:陳鼻長女,性格乖巧懂事,死於東麗玩具廠火災。
陳眉:陳鼻次女,外表美麗性格堅強,火災毀容毀容后拒絕蝌蚪等人的幫助,獨自承擔父親的車禍醫療費用,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給“我”代孕並生下男孩。
王腳:身材魁梧,性格豪邁的車夫。
王肝:王腳長子,“我”的同學,小獅子的瘋狂追求者,後來成為江湖術士,為討好小獅子舉報袁腮給人取環,改革開放后替成為泥塑藝人的秦河賣泥娃娃。
王膽:王腳女兒,“我”的同學,陳鼻之妻,身材袖珍神格剛烈,后因躲避計生組的追捕在膠河上早產去世。
袁臉:和平村支書。
袁腮:袁臉之子,“我”的同學,心術不正、口才頗好,後來成為算命先生,替“我”的老婆王仁美取環,改革開放后與“我”的小表弟金修合開“牛蛙養殖場”。
杉谷:文質彬彬、知書達理,日本帝國主義受害者,解放前平度城裡的日軍司令,因想招徠神醫萬六府,綁架“我”的老奶奶、大奶奶以及姑姑要挾之,后因萬六府拒不歸順放走了她們。
王金山:老王,“我”的學校伙夫,曾在部隊抬擔架。
王仁美:“我”的妻子,小學體育老師,性格豪爽,后因懷第二胎胎做人流時死亡。
吳金榜:學校校長。
王小調:空軍飛行員,姑姑的未婚夫,后叛逃台灣。
於老師:“我”的老師。
李手:於老師之子,“我”的同學,改革開放后開了堂吉訶德主題餐廳。
萬六府:姑姑的爺爺,解放軍同志,師從白求恩,醫術高明心地善良的堅定共產黨人。
肖上唇:糧庫保管員,文革期間成立“風暴造反兵團”自任司令並迫害姑姑。
肖下唇:曾在農業中學代課教語文,後來考上大學,到國務院工作,改革開放後下海經商致富。心狠手辣,文革期間誣陷陳鼻並致陳鼻父母喪命。
杜脖子:河邊釣魚的閑人。
田桂花:老娘婆。
呂牙:大隊長。
薛老師:“我”的老師,編了計劃生育快板詩。
赫大手:爺爺、父親都是泥塑藝人,視泥娃娃為自己骨肉的人,泥塑大師,民間工藝美術大師。
黃秋雅:名牌醫學院畢業,千金小姐,右派,被貶到公社衛生院做婦產科醫生,醫術高明,與姑姑曾有過節但後來和好。
小獅子:姑姑助手,同時是姑姑的堅定忠實者,“我”的續弦之妻,不孕,改革開放后因極想要孩子,偷偷採集蝌蚪的精子到“牛蛙養殖場”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請陳眉代孕。
衛生院院長:蝌蚪的遠房親戚,心地善良,文革期間投井自殺。
秦山:公社黨委書記,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挂名組長,後來墮落成卑鄙小人,文革期間被打倒,后恢復職位。
秦河:公社黨委書記秦山的弟弟,半瘋半清醒、有文化、出口成章的乞討者,後來被秦山安排到公社衛生院工作,專職駕駛計劃生育工作船,改革開放后成了泥塑藝人,民間大師。
老寧:公社公安員,曾隨同計生組一起到村。
楊林:縣委書記,曾同姑姑一起被批鬥,姑姑的愛慕者,後來成了副省長。
陳老師:體育老師,原省田徑隊運動員,想引導“我”成為跑步運動員。
高門:乞討者,專門欺凌弱小的無賴。
魯花花:乞討者,欺凌弱小的無賴。
五官:“我”的堂弟。
金修:“我”的舅家小表弟,后與袁腮合夥開了實為代孕的牛蛙養殖場。
張拳:東風村村民,蠻橫無理,曾用棍子打破姑姑的頭。
耿秀蓮:張拳老婆,因懷了第四胎被公社抓走,做完人流之後死亡。
張金牙:東風村支部書記,協助姑姑捉拿耿秀蓮。
麻花兒:袁腮妻子,“我”的小學同學。
楊心: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姑姑小時候的摯友。
魯麻子:民政助理,兩次替“我”登記結婚。
小畢:牛蛙養殖場辦公室主任,齊東大學藝術生高材生,不清不白之人。
黃軍:衛生院院長,忘恩負義之人。
解小雀:飯店老闆,招待姑姑的退休宴時用了假酒,導致姑姑頭暈致其後來碰上赫大手與之結緣。
蝌蚪大哥:曾參選飛行員但以失敗告終,後來成為教育局局長,兒子象群被招飛。
蝌蚪二哥:“我”小時候的半個“航空專家”。
蝌蚪姐姐。
蝌蚪母親。
蝌蚪奶奶。
蝌蚪大奶奶。
蝌蚪大爺爺。
蝌蚪老奶奶。
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主要講述的是鄉村醫生“姑姑”萬心的一生。小說由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五封信構成。前四封信附有關於當了50多年婦科醫生的姑姑的長篇敘事,當中也加入了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則附有一部關於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話劇。
第五部分九幕話劇雖然在前四部分書信之後,但是話劇卻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言曾針對這部作品有過這樣的言說:最後的章節變成了一個話劇,徹底的虛構,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實性,是為了跟前面形成一個互相補充、互相完善的互文關係。這也是小說裡面蝌蚪和杉谷義人一直通信不斷討論的東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寫成一個話劇,他不斷地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訴這個杉谷義人,他姑姑的故事講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講完了,話劇也就完成了。這個話劇的出現是從小說的編排過程中產生的,話劇的語言描寫看似脫離軌跡,但卻道出了作者想要表達的思想,而與之相反的書信部分是作者虛構而成的。作家運用這種在往常作品中沒有嘗試過的結構形式來展現生命主體的內在精神,融合在作者心裡的經歷、記憶、情感等一些複雜的情緒。這是一種打破常規的創作結構。
小說《蛙》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反映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而複雜的歷史過程。
這部小說的中心詞是“計劃生育”,但這只是淺層表象,在這一中心詞背後,隱藏著的是莫言對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頂禮膜拜。
這是一部寫實主義作品,它真實地反映了計劃生育國策當年在山東高密東北鄉的艱難推行過程。萬心矛盾地擁有著兩種身份:一種是鄉村醫生,一生接生嬰兒近萬名,人稱“送子娘娘”;另一種是堅決執行計劃生育國策的計生幹部,人又稱之“殺人妖魔”。對於萬心來說,卻必須做到統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無法逃脫的極度矛盾和痛苦之中。小說時不時會表現出殘酷:一是小說情節和人物命運的殘酷,另一是莫言客觀冷靜地書寫他人靈魂深處極致痛苦的殘酷。
高密東北鄉不僅僅是小說故事發生地,而且是一個泛指意義上的區域。在計劃生育國策推行之初,中國有無數個東北鄉,也有許多個萬心這樣的計劃生育幹部。莫言的書寫因而有著廣泛的代表意義和現實意義。
這部小說里的一切無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節,甚至刊物的名稱都在為生命鳴唱。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徵式的經營手法,把小說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也即關照生命、歌贊生命、敬畏生命。
《蛙》延續了《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等莫言其他重要長篇作品對小說結構、敘述語言、審美訴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詩般反映社會變遷等方面的執著探索,在整體上達到了極高藝術水準,也是中國當代原創長篇小說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
這部小說的特色,首先它是以書信的形式來敘述的,全書以劇作家“我”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通信的方式,講述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有關“姑姑”的故事。此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書中的人物的名字都是以人體的器官命名的,這個並不是莫言的獨創,其實早在溫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故事裡已經有這種命名法。
小說以“蛙”為名,寓意深刻。首先“蛙”音同“娃”,計劃生育本身就是要控制“娃”的出生率,所以說這也是一篇描寫有關“娃”的一部小說。其次,“蛙”跟“哇”同音,“哇”是娃娃的哭聲,計劃生育扼殺了那些娃娃的生命,到處回蕩著那凄慘的“哇哇”哭聲,也是對那種慘無人道的非法引產的一種有力的控訴。再就是“蛙”跟“媧”同音,女媧是造人的女神,然而計劃生育卻要扼殺那些所造的人,也是對當時那個時代的嚴肅拷問。
全書由四封長信和一個劇本構成,屬於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同時極富有薩特式樣的荒誕派色彩,融合了詼諧、戲謔、調侃、反諷、嬉鬧、靈魂獨白、戲中戲等文體風格。全書最大的一個亮點就是結尾以一個“九幕話劇”《蛙》結束故事,新穎奇特,並且這個話劇的內容也是對前面的故事情節的有力補充,通過幾個場景來對那個時代的控訴與批判,引人入勝。
這部小說一反莫言作品語言不加節制的特點,語言乾乾淨淨,很少旁枝逸出。小說寫作匠心獨運:寫信式的講述不僅方便了作者的寫作,也接近了時空的距離以及作者與讀者的距離;話劇則是對信件部分另一種角度的重新敘述和有效補充,它把莫言對生命的敬畏與膜拜情結向更縱深處推進,整部小說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張力。
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萬森:莫言並未局限在對社會問題的描述,也不是用自己的小說手段去寫去剖析社會問題,而是以現代性的反思去寫計劃生育的主題,並將對這一主題的思考放置在了與世界對話的層面上。作者在寫作時具有深刻的寫人性苦難的意識,採取了“以我入罪”的寫法,並不是孤立的自我反思,而是和主人公、和讀者、和歷史以及我們的民族文化一起感受罪感,體現的是一種現代型的、焦慮的反思。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譚好哲:這是一部關於生命的敘述和追論的作品,很多場景都值得去思考其文化寓意,怎樣看待生命,生命的成長、生命的孕育、生長的歡快和困頓,作品在特定的語境下都展現得暢汗淋漓。同時,這個作品有很強的多方面呈現的主體意識,比如反思意識和罪感意識,莫言是在替這段歷史當中某些不能夠讓人性和人生正常發展的因素懺悔。
山東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掖平:這部作品是莫言是想盡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職責和良心,以文學的話語來審視和直面一段繞不 過去的特定歷史和情境。他選取了巧妙的敘述視角,雖然描 寫的是非常宏大的歷史事件,採用的卻是個人的、民間倫理的小切口進入。
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趙奎英:《蛙》應該是心理型的作品,這和莫言選擇的題材有關係,題材的敏感性要求作家必須要有很好的掌控力,而莫言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日本翻譯家飯冢榮《描寫頑強生存的平民》:《蛙》關注的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功與過這一爭議性主題。
馬來西亞作家歐大旭(Tash Aw):在對小說人物的描寫上,莫言充分展現了作為一個長篇小說家的高超技藝。姑姑是一個怪誕卻又有著熱心腸的角色;小說中的敘事人“蝌蚪”對他所見的紛爭不表明自己的立場,這種“疏離”叫人感覺心酸……莫言對小說的框架的謀篇布局——書信和怪異短小的劇本——強化了人們的感知,去體會“蝌蚪”經歷過的恐怖和驚心動魄。(《金融時報》)
法國記者哈斯基:莫言的確只是在小說中談到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這一話題,他沒有直接表述過自己的觀點。文學是超越現實的。與莫言此前的作品風格相比,《蛙》的亮點要少一些,但人物對話很鮮活。作者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局外人的口吻更加明顯,敘述者同主人公的關係也拉開一定的距離。主人公的形象也較為抽象,作者沒有對她進行細緻的形體描寫。作品中有些描述奇異而荒誕,但恰如其分。
英國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很遺憾莫言的作品被以政治劃線。若讀者能夠帶著開放的思維去讀《蛙》,就會發現一個雖略顯臃腫卻不乏精彩微妙之處的文本,而這一文本的意義遠遠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政治話題。(《衛報》)
英國記者Max Liu:莫言小說里的一些女性角色可謂慘痛,比如一些場面叫人肝腸寸斷,像“蝌蚪”的妻子墮胎而死,還有表現出的僵化的“平庸之惡”,比如擁護獨生子女政策的姑姑堅信“中國為全人類作貢獻”。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卻執迷於現狀的社會,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女人的身體成為了社會的戰場。一旦妻子生下女兒,男人就如受重創,因此他們孤注一擲,藐視法律,迫使妻子要生兒子。(《獨立報》)
愛爾蘭作家Darragh McManus:在一定程度上,《蛙》寫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廣闊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誕的鬧劇和爭議的輿論、中國的國情和深刻的主題聯繫在一起。小說里存在著有趣的部分,也蘊含著哀傷和感動。讀者會直觀地體會到從毛主席時代到經濟騰飛的當下,高密以及整個中國的變遷。可是小說最後的部分有點“栽”了,裡面有個叫人難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橋段。虛構的編劇寫了一個自我寫照的劇本,象徵著後現代的繁榮,但卻沒有為故事“增色”。(《愛爾蘭獨立報》)
美國評論作者珍妮特·麥斯琳(Janet Maslin):這不是一本描寫黑客或思想家的小說,而是寓意豐富卻令人不安的史詩級作品,講述了一個與人類密切相關的故事:關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自認為了解這一政策的西方讀者恐怕要大錯特錯了。《蛙》是一本驚人地充滿戲劇性的小說,准父母們與計劃生育工作者之間存在激烈的衝突,這些受命於政府的工作者深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而不僅僅是聽從命令。(《紐約時報》)
《蛙》於2010年被《南方周末》評選為2009年“文化原創榜年度圖書虛構類致敬作品”,併入選多項年度好書排行榜。2011年,《蛙》獲得中國最高文學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