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遇春

1927年參加南昌“八一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楊遇春很能打仗，特別擅長游擊戰術，歷任紅12軍獨立第7師第1團代理團長，紅34師101團團長，1932年4月兼閩西軍區汀連清寧指揮部分部指揮，5月任紅12軍35師師長，10月任蘇區模範少年先鋒師師長，1933年任福建軍區建泰黎紅軍獨立師師長，6月任粵贛軍區第2軍分區獨立團團長，是中國工農紅軍早期重要將領之一。

他本身職位一降再降，深感自身難保，1933年槍殺政委高傳遴后叛投國民黨，任56師師部參議，1934年調任蔣介石南昌行營中將薪參議，1935年兼任軍事委員會招撫特派員公署參謀長，同年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1936年任重慶行營參議，1937年任軍委會中將薪參議。後任第19集團軍游擊副總指揮，在蘇浙皖邊區建立抗日基地。

1938年6月，國民政府划廬山為抗日游擊根據地，由江西省派地方部隊保安第3、第11兩個團防守。8月，成立“江西省游擊總指揮部”，任命楊遇春為副總指揮，負責指揮2個保安團堅持廬山抗日游擊戰。8月31日，楊遇春同蔣經國等人在廬山大月山主持莊嚴的升旗儀式，致訓說：“我們在廬山升旗，便是宣示我們的決心，我們決心以血肉保衛此廬山神聖地區，我們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也要繼續完成我們的任務。”

10月初，星子的日軍101師團完成戰地補充，開始猛攻隘口街。隘口街是廬山守軍下山的最後一條通道，一旦失守，廬山就會被完全包圍。扼守隘口街的葉超軍長一面死盯101師團，一面打電話給楊遇春，問：“有把握守沒有把握守？要撤退不要撤退？假使要撤退的話，就趕快撤退，否則便來不及了。”楊遇春答：“守是沒有把握，但也決盡我的能力。要犧牲，就犧牲算了。”葉超說：“既準備守，這便是我最後一次和你通話。”楊遇春說：“軍長請放心。”葉超說：“那麼再見了。”楊遇春說：“再見。”放下電話，楊遇春無語凝咽，心酸淚下。10月10日，101師團攻佔隘口街，廬山孤軍被徹底合圍。

1938年10月下旬，南潯線國軍已全部撤往南昌以南，贛北淪陷。廬山腳下，已是日本膏藥旗的海洋，唯有廬山之巔有青天白日大地紅旗迎風招展——廬山成了一座孤島。楊遇春一面阻擊日軍攻山，一面抽出部分兵力組成突擊隊，頻繁下山偷襲日軍，破壞交通。為了堅持長久抗戰，楊遇春把井岡山的鬥爭經驗運用到廬山來，組織幹部培訓班，發展廬山外圍力量，組訓密探刺探敵情、策反漢奸組織等。楊遇春還在九江城內建立了情報站和秘密電台，甚至薛岳要了解贛北日軍動向，都要依靠楊遇春這條渠道。

11月21日，廬山孤軍偷襲姑塘白石嘴一艘日軍運輸船，斃敵6人，繳獲大米26包，罐頭50聽；22日，偷襲南昌鋪，斃敵7人，俘敵1人，繳獲輕機槍1挺，步槍3支；28日，擊落日機1架；12月5日，偷襲東林頭，砍下日兵6顆人頭，生擒1人，繳獲小炮1門，步槍1支；1939年1月1日，偷襲羅家大屋，殲敵10餘人，繳獲手槍3支，步槍7支，子彈3000餘發；同日偷襲藍橋，斃敵1人，繳獲步槍1支，毀壞南潯公路10多米；同日偷襲李家河，斃敵3人，繳獲輕機槍1挺；1月15日，偷襲蔡家壠，斃敵數名，毀敵汽車1輛，獲子彈30箱；2月8日，伏擊攻山日軍，殲敵2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各1挺，步槍5支；3月4日，伏擊九（九江）星（星子）公路日軍運輸車隊，斃敵10餘人，擊毀汽車3輛，繳獲大米50餘包，步槍5支，子彈2箱，輕機槍3挺；……

楊遇春指揮的游擊戰神出鬼沒，打得日軍毫無招架之功。日軍無奈，甚至動請英、美海軍艦長上山勸降，許以高官厚祿，均被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集中1個支隊（旅團）的力量，配以飛機、大炮，於1939年4月15日開始圍山總攻。廬山畢竟不同於井岡山。井岡山位於羅霄山脈中段，連綿不斷的山巒為游擊戰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廬山則孤峰獨峙，襟湖帶江，沒有游擊的迴旋餘地，一旦被敵人重兵包圍，立刻陷入絕境。4月15日激戰一天，守軍殲敵300多人。16日，日軍在漢奸引導下成功登山，守軍退至小天池一線固守。16日晚11時，楊遇春接到九戰區長官部的電報命令，要他們撤出廬山向岷山轉進。楊遇春當即率部行動。退到仰天坪時天已大亮，全山槍聲大作，戰鬥異常激烈。17日上午10時，日軍佔領牯嶺街，守軍退到蘆林一線。楊遇春派5個連阻擊追敵，令他們務必堅守到黃昏。天黑后，楊遇春把2個團分成兩路，其中11團從黃土嶺下山，經馬回嶺赴岷山，自己率3團和指揮部非戰鬥人員、廬山管理局行政人員、警察局警員、軍官家屬及部分難民從廬山壠下山，經黃老門赴岷山。18日中午，兩路人馬在岷山會合，然後經瑞昌、武寧轉到修水山區，繼續堅持抗日鬥爭。

國軍因為非人民性，素來藐視游擊戰，也從不善於打游擊。楊遇春在長江中下游完全陷落的情況下，率2個地方保安團的兵力，在孤島廬山堅持敵後抗戰半年多，不僅有效殺傷了日軍，最後還能依靠縝密的情報網和隱蔽快捷的行動安然脫險，全軍而還，令人稱奇。

楊遇春雖然是國民黨內罕見的游擊天才，但因為他叛投國民黨並不是基於政治信仰，而是出於個人利益考慮，所以不被重用，鬱郁不得志。不久，楊遇春改任贛九區、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及區保安司令、第1集團軍第2挺進縱隊司令、第九戰區高參，1941年加入軍統，兼任財政部緝私署江西省緝私處處長，1943年任軍委會別動軍第4縱隊指揮，1945年調任軍委會別動軍第2縱隊指揮官、交警第2總隊總隊長。1946年春調任第二綏靖區第二處處長，1948年任交警第3旅旅長，率部於北寧路、塘沽一帶與解放軍作戰，后調防浙贛路，兼任浙贛護路司令，1949年兼任福建泉州戒嚴司令。

1949年10月去台灣，任“國防部”少將參議，1951年8月任“國防部總政戰部”第六組少將組長，1955年調任台灣省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總隊長，1964年9月年升任台灣省政府警務處副處長，1977年升任台灣地區內部事務主管部門副署長。先後獲頌雲麾四等勳章，干城、光華甲等獎章，忠勤勳章，勝利勳章等，獲一、二、三級警察獎章多座，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於台北。

妻余夢鳴、謝曼平，子六人，女三人。

1938年7月的楊遇春原本是要去第三戰區任職的。

那時的中國抗日鋒火四起，而第三戰區做為“失陷的前線”，正是戰事如火如荼。可是途經漢口時，他被薛岳留了下來。

彼時的薛岳，剛任第九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負責鄱陽湖西岸及南潯線的防禦。而接下來的九江失守，張發奎去職，使得整個長江南岸的防務實際上都落在了薛岳的身上。

保安3團和11團上廬山後，深知敵我雙方力量懸殊的薛岳一直在謀求加強對兩支非正規軍的領導。可是游擊戰法對於大多數國民黨將領來說都是個新的課題。

正在這時，途經漢口的楊遇春因為“擅長游擊戰術”而進入了薛岳的視線。

薛岳讓楊遇春擔任廬山守軍的總指揮。而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也正在響應蔣委員長打游擊的號召成立“江西省游擊總指揮部”，他要給“總指揮”熊濱配個真正能打仗的副手———這位總指揮是他的侄子。正好薛岳送來了楊遇春，於是他又錦上添花地給楊遇春安了個“江西省游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的頭銜。

8月11日，楊遇春臨危受命上了廬山，與他同來的有原廬山管理局秘書甘豫立，警察署長劉漢東及全體廬山警察。

楊遇春在山上的作為在我看來非常地低調而成熟。

楊遇春上山之初就提出讓難民轉移。

平時只有四五千居民的廬山，此時卻聚集了三四萬難民。這不僅不利於打仗，而且會加劇糧食等各種物資供應的困難。於是楊遇春一上山就制訂了“疏散難民政策”，下令居民及難民疏散。

楊遇春的這“第一號令”卻遭到山上“老九會”的阻撓。

“老九會”由九個老年人組織，他們不但年事很高，而且有相當地位，山上居民大多看他們的行動。疏散受到抵制后，楊遇春毅然派人將九個老人一起拘捕，送往江西省政府發落。第二天，疏散令生效，不到一周，疏散了三萬多人。同時，楊遇春還呈請省政府撥款十萬元救濟，成立了“廬山難民疏散站”，總站設在牯嶺，並在沿途的廬山壠、隘口、德安等地設立分站，為難民提供食宿，並派政工人員把老弱難胞護送到南昌。

由於組織得力和辦法得當，難民們得以轉赴安全地帶。

廬山從此進入戰時狀態。

這是楊遇春上廬山後的第一個下馬威。雖然我沒有看到明確的記載，但能在“夏都”威鎮一方，“老九會”中肯定有些“皇親國戚”，此事的處理充分也體現了楊遇春“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

護送3萬多上山避難的難民突圍下山後，楊遇春將剩下的幾千山民組織起來，成立“衛廬社”。

“衛廬社”下設少兒組、婦女組、青壯組。少兒組協助站崗放哨、維持秩序、偵察漢奸；婦女組負責洗滌補綴，協助看護傷員；青壯組授以戰鬥常識，負責運送彈藥、糧食，協助戰地救護。

他還組織了守軍“俠士隊”，多次偷偷下山斬殺鐵桿漢奸，將漢奸的頭顱懸掛在通衢要道，並四處張貼懲奸告示，給漢奸以極大的震懾，為孤軍堅守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廬山孤軍能堅守近九個月，楊遇春在軍事上的貢獻肯定不小。

從當時中日雙方軍力對比來看，中國軍隊的戰術素養以及武器裝備要遠遠落後於鬼子兵，甚至於有人做過雙比———在抗戰初期，一個鬼子兵基本上可以抵得上十個國民黨軍隊士兵的戰鬥力。

由薛岳組織的“萬家嶺大捷”的雙方傷亡數量對比我們也可以大致看得出來。

薛岳調集大批軍隊圍殲日軍106師團，雙方兵力對比超過10：1。最後傷亡敵軍近8000人，而我軍在如此優勢之下依然傷亡3萬餘人。何況薛岳手上有國民黨的王牌部隊74軍，而106師團在日軍中則是出了名的戰鬥力差。

難怪岡村寧次曾經放出話來，小小廬山幾天就能攻下來。

起初的幾天，岡村寧次並沒有把廬山孤軍放在眼裡，再加上山下還有很多中國軍隊在跟他廝殺，於是廬山並沒有在幾天之內攻下，等到楊遇春上山，在山上建好各種守山工事之後，廬山就更難打了。

今天我們看到廬山上殘留的守山工事依然堅固。

當時的明碉暗堡，縱橫遍布，火力配置齊備，防守十分嚴密。

經過軍事專家的研究發現，這些工事的設立非常高明，其射擊角度非常合理，隱蔽性也非常強。這裡面應該有很大一部分是楊遇春的功勞。

楊遇春一上山就劃分了兩個保安團的防務，一直分路堅守。守山雖然困難，但是原本再堅守一段時間還是有希望的。

當時鬼子之所以能攻破防線，第一是有漢奸引路。第二是因為下雨造成山體滑坡，形成了一條新的上山小路。

日本鬼子攻破守軍防線后，楊遇春去電第九戰區長官部，請示是固守還是撤退。得到長官部的命令后，方才領命撤退離山。

即便是撤，楊遇春依然很鎮定地兵分兩路，一路由實戰經驗稍遜的胡家位率領，走沒有發現敵蹤的黃土嶺一線，而自己則同鄧子超一起，率第3團從正面強突。

至於後來胡家位遇伏，部隊損失慘重，那隻能說明鬼子的確狡猾。

因為根據葉在增的回憶，當時楊遇春的妻子和姐姐、姐夫也在山上，而且在最後突圍時還跟楊遇春失散了。可見當時的楊遇春的確是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了。

親愛的妻兒女侄婿媳孫輩們：

我自十八歲起（民國十六年）已將生命交給了國家為國家社會效力，直至六十八歲退休，整整的五十年中歷盡艱險苦難，犧牲奉獻無我無私，捫心自問，除對家庭未善盡到照顧外，對國家社會對祖宗親友對長官部屬俯仰無愧。

退休之後得住公配宿舍安貧樂道，活得很自在且你們大家都能為國家社會服務，安分守己，心地善良，也很孝順，使我很欣慰，現在我的身體日漸老化，右腎發炎久治未好，如果我死了，請你們大家不要難過，我能活到這大把的年歲已經很滿足。且人的生死是自然的規律，關於我死後之事請你們大家要以平常的心，很冷靜地照我以下的規定切切實實地做到。

1：不要發訃文，不要登報

2：不要設祭堂，不要開弔

3：不要你們披麻帶孝，不要你們跪地哭淚

4：請在我死後三十六小時之內將遺體火化

5：骨灰安放台北市軍人公墓（位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胡應公園，中華二專之間由忠孝東路一直到南港研究院路）之忠靈堂，或忠烈祠內（可向台北市政府兵役處或戶藉地區公所兵役科也可直至公墓地之公墓服務處洽放）以退役將官之身份一定可以放入。

6：不要做七，不要念經，不要做百日，不要做周年

妻兒女侄婿媳孫輩們：我抱歉得很，沒有絲毫的產業留給你們，望你們自己努力，勤勞節儉，誠信守法，互助互歷，共同光大楊氏清白忠義之家訓。

妻謝曼平女士和我在抗日的戰地上結合，隨軍在槍林彈雨中共患難，照顧我已有四十多年，我退休后無一點積蓄，無任何產業，除每年半年領一次月退金之欽（平均每月約貳萬伍仟元台幣）之外，全靠謝曼平女士勤勞節儉，張羅籌措，設法維持，尤其追年未我生病住院，她日夜來往服侍，我在家調養時她除照顧飲食外每日還要為我擦洗換藥，辛苦勞累，毫無怨言，使我更加感動，我死後務請我的兒女媳孫輩們大家要尊敬她，愛護她，使我能瞑目安息。小小毛在大陸生活很苦，還有我的妹妹年秀，已七十多歲，你們大家在可能內每年寄點錢去濟助他們，盡到你們的愛心。

本遺言影印分給我的兒女侄婿（影印視同原本）

遇春親筆，八十歲於台北住宅

做為廬山守軍的最高指揮官，楊遇春上山之前和下山之後的經歷自然也在我的查尋範圍之內。

在最初的查尋中，我查到了一位“楊遇春”。他1949年9月17日在寧夏中衛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西北獨立第2軍參謀長，寧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職。在我看來，這大約算是國民黨將領的“正途”了，於是想當然地如此認為了很長時間。直到無意中發，此楊遇春是山西陽曲人，與彼楊遇春的原籍不符，才開始重新查尋。

可是，接下來查到的情況讓我大吃一驚。

楊遇春：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詳。黃埔軍校三期畢業，參加了南昌起義。

他很能打仗，擅長游擊戰術，曾任紅十二軍101團團長、江西獨立師師長、紅十二軍35師師長等職。在中央蘇區“查田”運動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產全被沒收，楊遇春回家奔喪后，因感自身難保而投靠國民黨。曾擔任國民革命軍江西抗日游擊總部副總指揮、第一集團軍直轄第2挺進縱隊司令等職。

而楊遇春，在撤離廬山之後就彷彿“消失”了，再也沒有看到有史料記載過他。關於他的結局有一種最“離譜”的說法：他加入了軍統，退歸台灣，終生與共產黨為敵。

曾與他並肩作戰的保安11團團長鬍家位，解放后當上了政協委員；而3團團長、畢業於黃埔一期的鄧子超則在“鎮反”中於1951年秋在贛州被處決。

遇春先生，別號柳青，民前二年三月一日，出生於江西省瑞金縣武陽鄉，其父碧秋公，在鄉創設螺石小學，螺峰書院，作育學子，嘉惠士林，望重桑梓，母賴太夫人，系出名門，相夫課子，里人稱頌，遇春先生幼承庭訓，稍長入雩水舊制中學，卒業后考入江西省立農專，肄業一年，慕軍旅生涯，投入陸軍第四軍隨營學校，畢業后，任獨立第七師排長，民二十二年春，在福建泰寧率部反委以閩粵贛三省總中將薪顧問，旋調南昌行營中將薪參議，足謀多中。二四年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結業後任軍委會中將待遇參議。

七七變起，首都江堰陷敵，奉派第十九集團軍游擊副總指揮，旋改為江南挺進軍總指揮部，並代總指揮職務，在蘇浙皖邊區建立基地，力抗強敵，二十七年秋，部隊改編，奉調為江西全省游擊副總指揮兼第九戰區廬山地區指揮，僅以贛保兩個團，固守廬山，血戰達十一月之久，達到使命，響世中外，稱廬山孤軍也，旋兼任贛九區行政專員及區保安司令，民國三十年春，奉召赴渝，指示相助戴笠參軍工作，兼任江西省緝私處處長，三十三年調任軍委會別動軍第二縱隊指揮官，迄后勝利複員，所部改編為交警第二總隊，仍任總隊長。三十六年春，調任第二綏靖區第二處處長，翌年華北危急，奉調交警第三旅旅長，率部轉戰於北寧路，塘沽一帶，后奉令轉進，調防浙贛路，兼任護路司令，三十八年夏轉戰福建泉州，兼任該地區戒嚴司令，十月奉令率部至金門改編，編後來台。任台灣地區防務事務主管部門少將參議，1951年8月，奉調總政戰部第六組少將組長，1955年調任台灣省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總隊長，1964年升任警務處副處長，后升任警政署副署長，以迄1977年5月屆齡退休。

總觀遇春先生一生，多在軍旅，提師奮戰，功在國家，及能獲頌雲麾四等勳章，干城，光華甲等獎章，忠勤勳章，勝利勳章多座，晚年轉警，襄助署長四任之久，籌謀羽贊，歷功至偉，乃能獲頌一等一，二，三，級警察，獎章多座，至其平居處事待人，自有口碑，勿須瑣述也。

遇春先生夫人余夢鳴女士系南昌貴族千金，賢良淑德，曾在戰爭年代救死扶傷，受之惠澤之人遍天下，后遷移至台思兒憂鬱而終。遇春先生後續夫人謝曼平女士，抗日時結離為一賢淑之內助，先生抱病時，百端侍奉，尤為難得，共有子六人，女三人，均已成家立業，積善之家，蘭之竟秀，理所固然耳，今先生驟歸道山，哲人日遠，典型在昔，惟未睹國家強盛統一，不無遺憾。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歷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歷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與持續歷史者，則總屬於少數。”廬山成為抗日孤島，其間最重要的人物當屬山上守軍的最高指揮官——楊遇春。

我幾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為廬山抗戰，楊遇春至少到今天為止根本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歷史”當中，他就像一枚巨大的煙火彈，在暗夜裡被發射到廬山之巔，光彩炫目，轉瞬間又沉入黑色無邊的巨史深處……

在那一刻，歷史在楊遇春身上糾纏反覆，在這位指揮官身上，充分體現出了歷史的發展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