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縣丞廳壁記

作者首先敏銳、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縣令是正六品上，為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縣丞是正八品上，為一縣的副長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為縣丞的職位略低於縣令，所以說“位高”，但他假如認真盡責地辦事，又可能會被認為侵犯了縣令的職權。由此可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縣丞必然遭到縣令的顧忌。但作者對此並沒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縣丞和縣吏兩個形象所表現的縣丞簽署公文的細節，形象地再現了縣丞在任中的具體情形，同時或顯或隱地凸顯、隱示出縣丞、縣吏包括縣令各等人的心理。當公文發行，吏員要拿成案請縣丞簽署的時候，吏將公文“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而縣丞不僅“署惟謹”，並“目吏，問可不可”，在取得吏員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對所簽署的公文，卻“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縣丞面前，縣吏半卷公文，鵝行鴨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極具個性化的行為神情，無不顯示出他對前者的輕視、蔑視和小人仗勢欺人的心態；縣丞的謹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將其備受挾持的情狀表現得歷歷在目。文中雖一字未及縣令，但在這兩人不同於常情的神態對比中，縣令的驕橫、個人權力範圍的不容侵犯也就在無形的襯托中儼然而出。作者細緻傳神的筆觸，使文字的摹形達意如同繪畫中工筆與寫意相結合，活繪出了一幅官場諷刺圖。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過刻畫人物言行狀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質，叩擊讀者心弦，取得了鮮明而強烈的效果。

文章在後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藍田縣丞的事迹經歷對題旨加以具體佐證。被黜官降至縣丞職位的崔斯立，從最初的認為官職無尊卑，“顧材不足塞職”的躊躇滿志，到後來“余不負丞，而丞負余”的痛心長嘆，給讀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一個有才能、有抱負的人是怎樣在官場傾軋中被磨去稜角、萎靡心志的心路歷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現了出來。最後崔斯立雖重修壁記，但人卻如賦閑般日日吟哦於松林間，並冠冕堂皇地躲避過問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對唐朝這類政治現狀的深刻嘲諷，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廳壁記本是一種記敘前後任為政履歷的官樣文章，但作者寫來，卻一點也不板滯。它一反舊例，具體描繪縣丞在文書上簽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數語，就把縣吏仗勢欺人、縣丞逆來順受的神態刻畫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筆洗鍊而生動的微型小說，而縣丞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尷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這樣充滿著辛辣的諷刺意味的文章，在廳壁記中真可謂別具一格。

《藍田縣丞廳壁記》作於元和十年（815年），當時作者四十歲，正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誥。而作者之友崔斯立為藍田縣丞，頗不得意，所以作者為他寫下這篇文章。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韓文公”。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