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程處士

此詩題為贈人，實為敘志詠懷。借“贈程處士”而一吐胸中塊壘，兼引程處士為同調。

首二句，先寫“百年”，次寫“萬事”，以“百”、“萬”兩個約數接“擾擾”、“悠悠”，且以表示內在感情的“長”、“悉”相銜接，概括了時間、空間和人事的紛繁，顯示出詩人厭煩塵囂、追求解脫的心理。由於詩人在現實中到處碰壁，鬱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撰墓誌》）。因此，他不得不對自己原先以正統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為楷模，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進行深刻反思。反思的結果，使他覺悟到：正是“禮樂”囚禁了“姬旦”，“詩書”縛住了“孔丘”。囚禁、束縛二句，在前兩句的映襯對比下，顯得分外強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隨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東流，不必說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禮樂的束縛，又受人事的拘牽，在憂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聯，詩人以自然的景象與不自由的自我進行對比，至“禮樂”、“詩書”一聯發而為憤激語。詩人決心皈依自然，過清靜無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歸隱田廬，不僅永遠做不了聖人，還必須放棄一整套與正統儒家思想相關聯的處世準則。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確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來對抗社會，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這種新的價值取向就是睡與醉。

“不如高枕上，時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為念的生活；醉，意味著對社會的消極反抗。這也就是詩人在《田家三首》《醉后》《過酒家五首》中所說的：“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史載王績嗜酒，為六合縣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職。《全唐詩》今存王績詩一卷，多繞酒氣。不僅是里多次出現“酒”和“醉”等字眼，其詩題中亦多“酒”字。雖篇篇有酒，但無一醉語。就這首詩而論，表現出的，不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潛的蕭疏曠達之風，而且以自然的語言，遒健的氣概，滌凈初唐排偶板滯之習，與他著名的《野望》諸詩一起，透露出唐詩未來的新曙光。

清·黃周星《唐詩快》：囚縛姬、孔，大指本之蒙莊，亦曠達人恆談耳。此不足驚才士也，然已足驚小儒矣。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摩詰曰：“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君子。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識田中尚費此一番輾轉。無功曰：“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上，時取醉消愁。”個中纖影不留矣。

這首詩是贈給作者朋友之作，具體創作年代已不詳。在隋、唐兩代都曾出仕的王績，早年曾有襟懷抱負。自謂“弱齡有奇調，無事不兼修”，“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晚年敘志示翟處士》）。但在隋唐之際的亂世，他所期待的詔書始終沒有到來，“覓封侯”更談何容易。中年逢喪亂后，便絕意仕進，歸隱田廬，過他“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策杖尋隱士》）的生活去了。這首詩也是這一時期他的精神世界的寫照。

王績（約589—644），字無功，號東皋子，絳州龍門縣（山西萬榮縣通化鎮，通化鎮1972年由河津縣划入萬榮縣）人，初唐詩人。

隋末舉孝廉，除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丞。時天下大亂，棄官還鄉。唐武德中詔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貞觀初，以疾罷歸河渚間，躬耕東皋山（今宿州五柳風景區），自號“東皋子”。性簡傲，嗜酒，能飲五斗。《五斗先生傳》《酒經》《酒譜》。

貞觀十八年（644年）重病，預料到自己去世的日子，與陶潛創作《自祭文》一樣，給自己寫了墓誌銘，並囑咐家人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