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文學大系

河南新文學世紀回眸編委會編纂《河南新文學大系》。作為一項大型的文化工程，開始於“八五”期間，經過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歷經5個寒暑，交付廣大讀者。

這項工作緣起於這樣的考慮：河南省的新文學，是我國新文學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艱難曲折中發展壯大，取得了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成就，是河南乃至全國現代社會生活的生動見證，是現代河南人民精神風貌、文化性格、生命狀態和風俗習慣的藝術記錄和真實反映。它從一個新的時代高度，豐富和發展了本士文化傳統，推動了社會生活的變革和進步。但是，長期以來，由於戰爭、災荒和動亂的影響，河南省新文學有關史料散恢嚴重，系統的收集、整理、研究、總結工作迄未進行；加之，河南文壇的一批老作家年事日高，史料的挖掘更是刻不容緩。

1917年開始的中國新文學，地處中國中部的河南不是中心，甚至應當說離中心相當遠。在新文學的前3個10年裡，也即新中國開國前的30多年時間裡，河南向全國文壇奉獻了自己的文學英才。南陽，有馮氏兄妹(馮友蘭、馮沉君)和稍後的姚雪垠、任訪秋、張長弓、李季、豫西有曹靖華；豫中有徐玉諾、於賡虞和稍後的劉心皇、魏巍；信陽有尚鉞、趙清閣；豫東有師陀、蘇金傘；豫北則有豐村、尹雪曼和稍後的劉知俠，等等。

這些人分別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以至文學理論領域，放射出引人注目的甚至璀璨的光芒，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光彩。

新中國建國以後的文藝春天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河南的文學隊伍得到了組織。從外地歸來的，從外省來豫的，本土產生的，形成了一個有生命活力的創作隊伍。

特別應當提出的是李準和魏巍。前者以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一鳴驚人，然後有大量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問世，以敏銳的政治觸角、鮮活的人物形象、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嫻熟動人的中原話語，及時地反映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鄉村生活，塑造積極投入和創造新的生產關係的新的農民形象，表現還不情願地接受改造的各種農民的心理和行為；後者以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報道和表現了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人民軍隊的感人事迹。魏巍的作品，像李準一樣，由於和當時的社會心理、社會運動相應和，受到黨和政府的讚賞，引起文壇的高度重視和極高評價。他們在青年時期即成為全國文壇有重要影響的代表性作家。

但不幸的是，由於政治運動的錯誤打擊和文藝政策、創作思想的日益“左”傾與狹隘，剛剛組織起來的隊伍受到很大破壞，創作的多樣化和作家的個性沒有得到健康和諧的發展。

至於此後接著的10年動亂，更是對文學的浩劫，文學隊伍受到空前嚴重的摧殘，文學創作活動幾近停止。

只是到了歷史新時期，文學“豫軍”才真正形成並健康地發展起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各種文學樣式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幾代作家共同展示著新的輝煌。

先是老一代作家老當益壯。他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奉獻出的一批創作成果，堪稱中國文壇的扛鼎之作。

以長篇小說而論，姚雪堰的歷史小說巨著《李自成》，李准的《黃河東流去》，魏巍的《東方》以及《地球上的紅飄帶》等，以其深厚的生活功底、擱熟的藝術功力和對歷史與人生的思想穿透力，顯示了中國作家的當代水平，它們都獲得了作為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雖然姚雪垠和魏巍已經離開了河南。但有3位河南籍作家獲獎，仍然不能不讓河南感到光彩。

在河南本土，一批在歷史上受到錯誤打擊得到改正後“復出”的老作家，厚積薄發，重新煥發創作青春。特別是詩人蘇金平，不僅他在晚年創造了個人的詩歌高峰，而且以其冶鍊鄉土和現代於一爐的成熟思想和純凈的詩風，為中州詩壇樹一大纛，引起全國詩壇注目。

然後有張一弓異軍突起。他在“不惑之年”以後重操中斷了二十餘年的文學“舊業”，一鳴驚人，以中篇小說的形式連續不斷地向文壇發起“衝擊”，以其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直面歷史的勇氣，率先衝破一些題材禁區；以其強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蒼涼悲壯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趙钁頭的遺囑》、《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連續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更重要的是，他使大家樹立了信心，看到了河南文學隊伍的實力和潛力。

與此同時，與張一弓年齡不相上下的一批作家，如南丁、喬典運、段荃法、張有德、徐慎、張斌、鄭克西等的小說，王綬青、王懷讓等的詩歌，都不斷有佳作問世，引起全國文壇的注意。

也幾乎在張一弓前後，河南文壇出現了一個多年不遇的現象：一批中青年作家在鄉村和省城崛起。這些人於80年代在文壇會合起來，數量之多、之集中，過去是未曾有的。他們應和著時代的潮流，出現了空前良好的創作態勢。

他們大約來自兩個不同的方向：一是從鄉村底層走向城市(工廠、機關、軍隊、學校)，如小說家葉文玲、張宇、田中禾、鄭彥英、周大新、閻連科、劉震雲、張興元、侯鈺鑫、孫方友，以及專治散文的周同賓等；一是從城市走向鄉村底層(或部隊基層)又回到城市，如小說家楊東明、齊岸青、李佩甫、王鋼，以及專以歷史題材為對象實際是創作社會小說的二月河，等等。

這裡說到的一些作家，基本上是小說家，只有周同賓是個例外。但新時期的河南文壇，卻不是只有周氏一人從事散文創作。閻豫昌、孫蓀、余非、卞卡、范強、周熠、廖華歌、曲令敏、鄧萬鵬，以及不少小說家、批評家、詩人、新聞工作者，他們在從事自己所擅長的“主業”的同時，紛紛以散文作“副業”，帶著相當睿智的現實思考、豐富的生活情趣、深沉的人生感悟，以及精純的語言特色的一大批散文，經常出現在省內以至國內的報紙副刊和刊物專欄，並且結集成專集和叢書。與此同時，文藝性的雜文的發展也很值得一提。以老作家王大海和劉思為代表的一批雜文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其內在風骨和犀利的筆鋒吸引了許多讀者，與散文隨筆一起，共同構成了一大文化景觀。

長期以來，文學理論特別是批評，是河南文學事業中一個薄弱的方面。新時期以來，這個狀況有了很大改變。一批在大學、研究院、文聯和新聞界工作的文藝批評家，如孫蘇、葉鵬、劉思謙、魯樞元、潘知常、陳繼會、王鴻生、耿占春等，在當代文學的批評和理論研究領域，作出了和創作界的朋友相映生輝的貢獻，和創作界形成互相切磋琢磨的健康友好的關係。公正地說，他們的工作對於河南文學創作的推動，是功不可沒的。

這樣，新時期成長的一批作家批評家，和前面提到的那批中老年作家，以及在此後出現的更年輕的作家批評家，組成了以小說、詩歌、散文、文學理論與批評，以及戲劇文學、電影文學、通俗文學等門類齊全的文學“豫軍”的基本隊伍。新時期以來，文學“豫軍”開始以整體的陣容發揮影響了。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拿出了文學的真貨色，甚至於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套路，成為文壇的“一個‘這個’”。

同時，一種屬於“豫軍”的文學精神正在逐步培育出來。從表面看來，這是一支不打旗幟的文學勁旅，但卻有其內在的精神風骨。其文學精神基本特徵是：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日漸宏大的文學氣度，自覺的選擇意識，以及追求藝術獨創性的探索精神。總之，作家們在使自己的作品獲得更豐富的生活容量、更深刻甚至於某種超前的思想發現，以及藝術上的新鮮和熟練，而作出了巨大努力。

這種文學精神，表現在題材和主題的選擇上，集中在這樣三個焦點：

一是對深厚的鄉土世界”清結”的依戀和析解。對於別的方面來說，這也許是個負擔；但對文學來說，這是個寶貴源泉，尤其在現代意識和藝術精神的燭照下，這是現實主義精神的基本源泉。河南的作家十分看重這份得天獨厚的財富。作為他們創作的中心和底色的是，對大地，對家庭，對民族，對黃河，對自然，對苦難，對苦鬥，亦即對本士歷史文化與情感的記憶，審視，回味，探察，感悟，以及評判；這實際上是關於作家自己及其群體的“根”的自我尋找和挖掘。他們已經逐步把藝術的觸角伸向了城鎮和都市，但是究竟還是無法完全擺脫鄉村的視角，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來表現城市，還是一個需要下大功夫的新課題。

二是對當代生活的藝術發言。緊跟時代，是河南作家的傳統。常常以此引起文壇關注並影響文壇潮流，是其一大特色。他們的作品錄下了永遠鳴響在人們心中的英雄主義，它的明媚和燦爛，也留下了它的不肯也不會自行消失的妖魔鬼怪，它在人的感覺記憶中留下了令人痛苦的巨大陰影。

至於對歷史的思考和解讀，我也把它歸入作家對當代生活的藝術發言。關於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需要具有學者式的充分的歷史知識，但是，從事這一題材領域創作的河南作家，卻不是以書生氣掉歷史書袋，而是站在當代人的高度重新敘述歷史。在把歷史激活的時候，就把當代人的精、氣、神給了歷史；當歷史被表現的時候，也就表現了活靈活現的當代人。

三是豐富無比的關於人的話題。藝術精靈與思想結晶是“附”在人物的精靈之“體”上騰飛的。就單個人來講，其慾望、情感、命運、性格本身已經是難解的無限多樣的方程式；而由人際關係組成的方程式就更是複雜得無法“計算”，而人類在整體上的普遍模式正是最有趣的代數學。我們河南作家正在鄉土世界和當代生活的基礎上，以人為中心組成自己日益豐富的文學畫廊，有越來越多的經由他們之手所創造的人物進入中國文學的人物序列。

我們正處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時代，與這個時代特點相適應的文化戰略也應當是改革和開放的。要使我們的文學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學必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衝出封閉和狹隘，走向現代和豐富；同時，文學又要在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以至獨立的民族氣節上有新的創造。這就必然要求作家更加深入生活，和生活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並且加強文學理論建設，使創作和理論批評有更加密切的關係，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特別引入注意的是，文學“豫軍”正在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為更新更高的文學目標而默默地但是相當迅速地調整自己的視角和方式。與新浪，省內網站合作推出網路文化品牌等不斷實踐著與時俱進的光輝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