誡子書

吾兒知悉：汝出門去國，已半月余矣。為父未嘗一日忘汝。父母愛子，無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離汝，然必令汝出門者，蓋欲汝用功上進，為後日國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

方今國事擾攘，外寇紛來，邊境屢失，腹地亦危。振興之道，第一即在治國。治國之道不一，而練兵實為首端。汝自幼即好弄，在書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擲嬉笑，無所不為，今幸科舉早廢，否則汝亦終以一秀才老其身，決不能折桂探杏，為金馬玉堂中人物也。故學校肇開，即送汝入校。當時諸前輩猶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決非科甲中人，故排萬難送汝入校，果也除體操外，絕無寸進。

余少年登科，自負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憤愧欲死。然世事多艱，飛武亦佳，因送汝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肄業，不與汝之性情相違。汝今既入此，應努力上進，盡得其奧。勿憚勞，勿恃貴，勇猛剛毅，務必養成一軍人資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國家正在用武之秋，汝縱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志之志之，勿忘勿忘。

抑余又有誡汝者，汝隨余在兩湖，固總督大人之貴介子也，無人不恭待汝。今則去國萬里矣，汝平日所挾以傲人者，將不復可挾，萬一不幸肇禍，反足貽堂上以憂。汝此後當自視為貧民，為賤卒，苦身戮力，以從事於所學。不特得學問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練身心，即後日得余之庇，畢業而後，得一官一職，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自智自雄。餘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滿天下，然猶兢兢也，常自恐懼，不敢放恣。

汝隨余久，當必親炙之，勿自以為貴介子弟，而漫不經心，此則非余所望於爾也，汝其慎之。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狹邪賭博等行為，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費精神，拋荒學業。萬一被人發覺，甚或為日本官吏拘捕，則余之面目，將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則何如？更宜力除，至囑！

余身體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繫念。汝盡心求學，勿妄外騖。汝苟竿頭日上，余亦心廣體胖矣。父濤示。五月十九日。

吾兒知悉（書信開頭用語）：你出門離國，已經有半個多月了。我每天都記掛著你。父母愛子，無微不至，真恨不得一天都不離開你，但又一定要讓你出門離家，因為希望你能用功上進，將來能成為國家的棟樑、有用的人才啊。

現在國家紛亂，外寇紛紛入侵，邊疆國土接連失陷，國家腹地亦已危殆。興國之道，最重要的是治理好國家。治理好國家的辦法不止一個，訓練軍隊實在是首要的辦法。你從小就貪玩好動，在書房中，老師一旦離開，你就跳擲嬉笑，什麼事情都干。如今碰上科舉已廢除，要不你最多也就只能以一個秀才的身份終老。所以學校開始設立，我就送你入學。那時還有很多前輩不認可這樣的做法，但我十分了解你的性情，知你一定不是科舉之人，所以排除各種困難送你入學讀書，果然除體操外，其他的沒一點兒長進。

現在世事多艱險，習武很好，因此送你東渡，你現在已經入學，應該努力上進，要把軍事上的奧秘全部學會。不要畏懼辛勞，不要自恃高貴，要勇猛剛強堅毅，務必要養成軍人的稟賦。你的前程，正可謂不可限量，國家正是在用兵的時候，你只需擔心自己不能夠成才，不需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記住記住，別忘別忘。

我還有要告誡你，你和我一起在湖南湖北，自然是總督大人的尊貴公子，沒有人不恭敬地對待你。而如今卻已離國萬里，你平時那些可以依仗來輕視他人的條件，將不再能依仗，萬一不小心生出禍端，反而讓我們十分擔憂。你今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貧苦的百姓，看成是地位低下的士兵，吃苦儘力，要用這些身份來處理求學時遇到的問題。這不只是得到學問上的好處，而且可以藉此來磨練身心，就算以後得到我的庇蔭，在畢業之後，謀得一官半職，也要深切了解底層百姓的艱苦，而不致於自認為聰明，自認為傑出。我已是五十歲開外的人了，官居一品，天下聞名，但還是要小心謹慎，常常擔心自己做錯事，不敢放縱。

你跟隨我的時間很長了，一定會親自實踐並努力堅守，不要自認為是尊貴的公子，就隨隨便便，全不在意，這不是我對你的希望，你一定要謹慎啊。冷暖更應該要自己注意，尤其警戒姦邪之事賭博等行為，即使不被人知道，也耗費時間荒廢學業，萬一被人知道，甚至有可能被日本官吏拘捕，那麼我的臉面往哪裡放？你肯定不值得可惜，那我有怎麼辦呢？你更應該努力革除我所囑咐的這些事。

我的身體很好，家裡的老老少少也都平安，你不必挂念。你要全心求學，不要隨便在外亂跑。你如果能百尺竿頭，天天進步，我也就胸襟寬闊，身體舒泰了。

父濤示（父親書信結束用語）

張之洞是清末重要的政治家，清流派中堅，洋務運動後殿，也是晚清推行新政的重要角色，他兼容新舊，穩健明達，與時俱進。他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體西用”主張，對近現代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遺著輯為《張文襄公文集》。他的經歷大致是這樣的：1863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1880年授翰林院侍讀，次年擢內閣學士，又任山西巡撫。1889年8月，調署湖廣總督。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戰後，張之洞曾奏請派馬隊“馳赴天津，聽候調遣”，建議“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電李鴻章，提出“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三項主張。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遼瀋危急，建議“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11月2日，調署兩江總督。11月7日，致電李鴻章，指出“無論或戰或和，總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張之洞先後致電李鴻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順，均無效。1895年初，日軍進犯山東半島，張之洞給山東巡撫李秉衡發急電，建議“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開壕塹，於要路多埋火藥，作地雷”，抵禦日軍進犯，並致電朝廷，瀝陳利害，極力反對割台。《馬關條約》簽訂后，張之洞上奏獻策廢約，並激勵保台抗日。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張之洞參與“東南互保”。1906年晉協辦大學士，又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1908年11月，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謚文襄。從經歷上看，張之洞是那種會做官、會辦事、腦子靈活的人。

張之洞是洋務運動的“殿軍”人物。他在甲午戰爭失敗的慘淡歲月里，堅忍奮鬥，開時代風氣之先，在近代工業、商業、交通、文教、軍事等廣闊的領域都做出了傑出成績。他在武漢創辦了11家企業，是中國最早興辦現代工業的人之一；將漢陽槍炮廠、大冶鐵廠、萍鄉煤礦融為一體，集鑄造、冶鍊、燃料為一身，組建漢、冶、萍重工業聯合總公司，號稱東方的第一個托拉斯；主持修建了中國第一條幹線鐵路京漢鐵路；從美國引進棉花良種，建立“棉、布、麻、絲”四局，推動了內地農業的發展；大膽提出廢除科舉制，改書院式教學為學堂式教學，設立數、理、化、天文、地理、軍事、國語等近代科技學科，聘任“洋教師”，在湖北、四川、山西、江蘇等地主辦各類學院共計50多所，還在日本東京辦了一所湖北駐東京鐵路學堂。

《清史稿》上說：“政變作，之洞先作《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這也是歪打正著。1898年，政變前夕，張之洞寫了《勸學篇》，提出“舊（中）學為體，新（西）學為用，不可偏廢”，這話說得巧妙，光緒和慈禧都能接受，這也為他在政變后得以平安無事留下了後路。梁啟超曾經評價說，甲午戰敗之後，中體西用就是中國的流行語，而張之洞最樂道之。因為名氣大，地位高，這句話就和他掛上了鉤。“中體西用”雖然邏輯上有些問題，但還是很實用，起碼在維新黨人和晚清新政的時候還是管用的，當年嚴復說它是“牛體馬用”，也是一理，但具有可操作性，能起點作用也是一理，我們不必苛求踏實幹事的人。

張之洞有個性，李鴻章曾這樣說他：“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張之洞大怒道：“合肥謂鄙人書生習氣，誠然，但書生習氣似較勝於中堂習氣耳！”張之洞的所謂書生氣，主要在於愛說大話。《清史稿》稱張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為大言”。但張之洞有熱情，敢闖敢幹，這也許也是書生氣之一種吧。張之洞在國家危難之際，積極探索，與時俱進，革故鼎新、毅然擔當的膽魄心氣，可也不是說了幾句大話就能辦到的。

張之洞官做得大，企業辦得多，這正是撈錢的最好條件，但他卻實實在在的是個清官。他“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花錢如流水，但就是不往自己口袋裝，“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雲。”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八年再署兩江時，有道員私獻商人金二十萬為壽，請開礦海州，張之洞毫不留情，“立劾罷之”。張之洞心性高傲，講究排場，愛好玩賞古董字畫碑帖，經常請客宴會，詩酒流連，還喜歡送禮賞賜，所費不貲，大把花錢，常常入不敷出，手頭拮据，沒辦法，只有去當鋪，清末年間，武昌“維新”等大當鋪有一行情：凡是總督衙門拿皮箱來當，每口箱子當200兩銀子，並不開箱看內里是什麼東西，只照箱數付給銀兩。開春后銀根鬆動，督署再用銀兩贖回箱子。張之洞的弟子傅岳曾說：“張去世后，謚文襄，無遺產，家境不裕。他的門人僚屬都知道這種情況，所以致送賻儀都比較厚重，總計亦不過銀萬餘兩而不足二萬之數。張家所辦喪事也就全賴這筆錢，治喪下來所剩無幾。一生顯宦高官，位極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稱廉潔。”

張之洞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細節。《國聞備乘》說張之洞“自負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舊規，年愈邁而氣愈驕，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視一切，蓋以為天下莫己若矣。”如何的狂傲怪僻呢？“直隸人聞之洞內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張宴於湖廣會館，徵集名優，衣冠濟濟，極一時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屆時催者絡繹載道，卒託故不往。鹿傳霖、徐世昌忍飢待至二更，皆掃興而散。聞其性情怪僻：或終夕不寐；或累月不發；或夜半呼庖人具饌，稍不愜即呼行杖；或白晝坐內廳宣淫；或出門謝客，客肅衣冠出迎，僵卧輿中不起。其生平細行大節，鮮不乖謬者。”張之洞喜歡與文人名士交往，對僚屬一般不太尊重。有一次，一位頗有名氣的布政使去總督府拜見張之洞，告辭的時候，張之洞送到門廳就止步停下了。這時布政使回頭對張之洞說：“請大人多走幾步，下官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於是張之洞就又陪著他走了一段路，走到儀門，還不見布政使開口，張之洞不耐煩地問道：“你不是有話對我說嗎？”布政使這才開口：“其實我只想告訴大人，按照禮儀制度，總督應該將布政使送到儀門，現在大人既以按規定把我送到儀門，就請你留步吧。”說完長揖施禮而去。好好涮了張之洞一頓。

張之洞於1909年10月4日在北京前海的家裡病逝，走得挺安詳，臨終前對家人說：“吾無甚痛苦也。”享年72歲。

張之洞的兒子從小就是個頑主，不是個讀書材料，張之洞說他最多也就能秀才終老，得虧是科舉廢除了，否則一輩子不成人才。也正因如此，張之洞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學校習武，一方面“不與汝之性情相違”；一方面“國家正在用武之秋”，可以使兒子成為“有用之才”，這也算是因材施教。這個兒子還是個花錢能手，弄不好在東京還喜好嫖賭，所以張之洞告誡他不要“自以為貴介子弟”，要“自視為貧民，為賤卒，苦身戮力，以從事於所學”。“勿妄外鶩”。

“知子莫若父。”張之洞的提醒應該不可謂不一語中的，也不可謂不恰逢其時。

《誡子書》是修身立志的名篇，其文短意長，言簡意賅，主旨是勸勉兒子勤學立志，修身養性要從澹泊寧靜中下工夫，最忌荒唐險躁.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生於貴州興義府（治所在今貴州省安龍縣）。清同治二年（1863）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同治六年（1867），任湖北學政。同治十二年（1873），任四川鄉試副主考宮，旋任四川學政。在四川學政任上三年多，清除科場積弊，整頓士林風氣，創建尊經書院．培養人才。后歷任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等職。有《廣雅堂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