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流派

清流派之所以出現並成為晚清政局中風雲一時的政治力量，是與當時政局的演變密切相關的。慈禧與恭親王奕訢的權力之爭為清流派的出現提供了契機。辛酉政變后，慈禧與恭親王奕訢同時成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親王以議政王的名義領袖外廷，依靠湘軍、淮軍剿滅了太平天國，使朝局穩定。慈禧經過幾年政治生涯的磨練，漸漸羽翼豐滿，想趁同治尚未親政時，獨攬大權。而恭親王主持外廷以來，威望頗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與慈禧向鑿柄。雙方之間的明爭暗鬥愈演愈烈。為了排擠奕訢，慈禧不僅利用醇親王奕譞來打擊奕訢，同時拉攏了清流派，借御史為耳目，以翰苑為喉舌，對清流彈劾權貴常加以鼓勵，以監視和牽制奕訢等人。

但是由於奕訢“一直主政中樞，為了擺脫慈禧的打擊，也是拉攏清流 派，力保自己的地位。所以奕訢對清流人物也千般籠絡，百般恩寵。如前清流領袖李鴻藻，奕訢就對其多有嘉譽，曾多次表擺‘李公愛我’”。而李鴻藻為了尋找靠山，更有靠攏之意。所以李鴻藻“執政最最，又與恭王友善，門生故友廣布中外”。再有伊犁事件中張之洞連上十九疏，洋洋洒洒，言所欲言。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彈劾軍機處的。作為軍機處領班大臣的奕訢卻一直心平氣和，“每逢會議之期”仍“頗為虛心諮訪”。所以當慈禧下旨“革去一切差事，不準干預公事”時，“舉朝大臣幾皆同情恭王，太后之主張，在外廷幾無人支持”。

慈禧決心已定，幾次讓內閣會議討論，勢必削弱奕訢的權力。於是御史、言官紛紛上疏彈劾。然而出於政治的需要，慈禧對奕訢採取先打后拉的辦法，仍令奕訢管理總理衙門，接著又恢復了他的領班軍機大臣的職務，但取消了議政王的稱號。奕訢遭打擊以後，雖是自是益謹，但遇事仍不大迎合太后之意，試圖以祖制殺太后之勢焰。同治八年（1869年），太后的親信安得海，私出都門，恭親王奕訢設法將其誅殺。慈禧又頻頻借故打擊奕訢，對其仍不放心，便鼓勵更多的御史彈劾權貴。所以一時“台諫生風，爭相彈擊。清流橫甚。”在慈禧太后的恣縱與恭親王奕訢的拉攏下，這樣清流派就在最高當權者劇斗的夾縫中應運而生了。

前清流形成於光緒初年，即19世紀70年代末。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恣意侵略中國邊疆，民族危機嚴重。清廷內部派系鬥爭愈演愈烈。一部分不掌實權的言官，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上書言事，評議時政，彈劾大臣，使朝廷內外出現“台諫生風，爭相搏擊”的局面。同治九年（1870年），張之洞從湖北掛職期滿回京后，就和潘祖蔭、李慈銘、王懿榮、陳寶琛等一幫詞界名流搞在一起吟詩踏青。這幫人都是憤青，張之洞明顯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光緒三年（1877年），張之洞從四川掛職期滿回京，又和這幫人搞在一起，特別是陳寶琛，他已成為李鴻藻手下的得力幹將。這次回京，清政府內部的領導結構和人事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沒人顧得上張之洞，他很失落，日子過得很苦。原來和他吟詩踏青的那些同僚都升了官，可他還是一個不入流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而然會對清政府內部領導層產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與陳寶琛等人不謀而合，在陳寶琛那幫人的影響下，他也漸漸產生了一顆憤世嫉俗的心。通過陳寶琛，張之洞又結識了張佩綸、黃體芳、寶廷、鄧承修等清流幹將。在這些人當中，張之洞和張佩綸的關係最要好，張佩綸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兩人都以學問淵博著稱，並結成了一派。他們與軍機大臣李鴻藻關係密切，李鴻藻為打擊政敵軍機大臣沈桂芬，並使自己在朝廷政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對他們極盡籠絡和操縱之能事，故時人多稱李鴻藻為前清流的魁首。

后清流大致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前後，清政府內部政爭出現新的變化，前清流對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義，因而宣告瓦解。從80年代末到中日戰爭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鮮為背景，一部分堅決主張抵抗日本侵略並反對當時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紛紛投靠戶部尚書翁同龢門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侍郎志銳和“南通才子”張謇為骨幹，國子監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編修王仁堪、黃紹箕、丁立鈞、李文田等均為其中健將。且翁同龢為光緒帝師傅，志銳為光緒帝愛妃珍妃兄長，文廷式為珍妃師傅，因此該派屬於帝黨的一部分。與前清流一樣，主張“厲以風節”，反對貪官污吏；敢於揭露弊政，甚至有時還直接指責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力主反擊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多次斥責李鴻章“避戰自保”；黃海海戰後，后黨趨向對日本妥協時，苦諫要求抗戰到底。

此外，對當時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活動表示同情和支持。光緒十四年（1888年），沈曾植、黃紹箕、盛昱曾積極贊助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帝，光緒二十年（1894年），康有為因刊刻《新學偽經考》獲罪時，清流諸人又多方搭救。甲午戰爭爆發后，清流們不切實際、對國際事務懵懂無知，此外還有一種更可怕的論調，那就是企圖借外戰樹威。禮部侍郎、帝黨志銳就說，“如清國一戰掃平日本，則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奮精神，以圖自強，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編修曾廣鈞也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藉以震懾西夷，豈不美哉。光緒帝畢竟年輕，經驗不足，被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堅定的主戰派。戰爭的一再失利，帝黨清流們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問題，而是一味地將攻訐對象指向李鴻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員。帝黨清流們為攻訐北洋集團而不惜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以此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中日甲午戰爭後期，隨著帝黨的失敗，清流派人物或遭革職，或離京南下，或因其他原因銷聲匿跡。甲午戰後，雖仍有人作為帝黨成員參加維新變法活動，但清流派已不復存在。

（代表人物資料來源）

政治腐敗，法紀不修是封建社會走向窮途末路時最突出的問題。道、咸以來，官場貪污風行，腐敗勢力盤根錯節，同治中興時，略為好轉，但僅接著便是外患頻繁，邊疆告急，國內形勢極為嚴峻，同時，自然災害嚴重，如黃河流域的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甘肅六省和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受災州縣總數，1865至1874年，平均每年為124.9州縣，1875—1884年增加到328.1州縣。廣大民眾深受其害，清政府卻仍然不停地搜刮百姓。其一，是為了應付邊疆危機，興辦洋務，抵抗外來侵略。其二，同治末年大興土木，慈禧為了修頤和園，耗資百萬，使得國庫空虛，竟動用北洋軍餉。翁同龢曾與陝甘總督譚鍾麟通信時抱怨道：“事有大難，京響、海軍、東內、洋息，一時並集，加以漸台，液池之興作，神皋蹕路之修治，其繁費實無紀極。內府不足，下之各府，取之各路，於是行省掘地盡矣！”統治者如此橫徵暴斂，地方官員亦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這種局面，清流派以封建統治的衛道士自居。他們縱使不能抨擊慈禧的縱慾享樂，對貪官污吏卻表現出一種不畏強御，不受權貴羈絆，敢於同邪惡勢力鬥爭的精神。如黃體方斥責尚書董恂“職長戶部，天下戶口財賦，是其專職”，然而對荒政“不聞進一言，畫一策”，甚至對“中外條陳荒政者，務從駁斥”。又如鄧承修彈劾廣東貪吏，“摧論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餘人。”清流派對此抨擊，不遺餘力，張佩綸奉命前往陝西查辦案件，除於原參劾罷巡撫馮展雲外，復論列多人，人稱“尋常查辦，無此認真”，張佩綸則自詡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罵十三家。”

清流派主張“道”不變，強調儒學的文化正宗地位，“維正道”論在其文化觀中起著核心作用。然而他們對“器”的認識卻遠不如守舊派或洋務派那麼直截了當。守舊派堅持“器”決不能變，洋務派主張“器”不可不變，清流派則表現出在對“器”可各有選擇的總體形態之中，包含著既傾向於洋務又恐懼被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的守舊派斥責為離經叛道的矛盾心理。可見對“器”各有選擇的特徵，當是由該群體內外兩方面因素所促成。

清流派多數成員承認“中國萬不能閉關獨治”，已指明了近代中國必須變“閉關”為開放，變“獨治”為講洋務學習西方。其文化觀具有傾向洋務特色的要因決定了，如果就“守舊”與“洋務”這對矛盾體範圍而言，那麼，清流派決非傾向保守的群體，應當說它基本上傾向於洋務。

清流派著重強調“恤民”，就是提醒統治者，當“民”遭遇不幸的時候，必須對“民”予以同情。這裡的所謂“不幸”，就清流派所存在的時期而言，主要是指自然災害。清流派認為，能否“恤民”恰恰就反映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否在施行“仁政”，是否使“民”擺脫災害威脅。他們的“發倉賑貸，皆賴皇仁”之論，完全體現出強調封建統治者應以“恤民”證明自己在對“為邦本”之“民”施之以“仁”。他們深刻指出：“民命則死不復聚”，這強調了“生民命”的終極目的是要“聚民心”，而“聚民心”無非是要防範因“民心散”而導致出現“覆舟”的慘局。這樣，大聲疾呼賑災以及對此提出各種措施，也就成為清流派恤民思想的重要內容。而“恤民者，荒政之本”口號的提出，正是清流派恤民思想的一個重要標誌。

晚清教育腐敗，“論者多患科舉之弊，請籌變通之法”。清流派揭露出的教育弊端有：（一）學非所用。專註於“攻舉業”之人，結業后卻“所學皆非所用”。（二）學校教育本身存在著嚴重問題。官學廢馳，生員雜濫，教官無德無才，山長有才無德，學政濫竿充數“玷辱使命”。（三）濫捐濫保嚴重阻礙著“學而優則仕”這一士人入仕的正常途徑。“開捐以來，進身太易”，“士之務進取者，必以保舉為捷徑”。（四）科場舞弊。頂替、換卷、鬧考、索費等現象“指不勝屈”。

清流派認為，要“整飭”就必須從學校、入仕、科場這三個方面入手。清流派呼籲“亟應嚴行整頓科場”，而他們提出的措施，卻主要是在試卷方面防止作弊。僅僅是提出了一些“補救”措施以期改善舊教育制度而已。

晚清社會，封建綱常倫理道德規範完全主宰著思想文化領域。傳統的倫理體系主要由“修身”和“恕道”所構成。“修身”的前提是對道德起源要有一個具體的認識。清流派的倫理思想即由其人性論鋪奠出基石。清流派認為，“小民皆有天良”。所謂“天良”，就是“良知”、“天德良知”，都是說封建倫理道德觀念是先天的。既然“天良”連“小民皆有”，那統治者則不會例外。因此清流派以主張“天良”為表現，贊同封建道德品質是先天的、人人具備的，但是現實中明顯存在著惡，而清流們上書言事的主要目標就是抨擊現實社會裡其對立面濁流以及任何“濁”之表現，於是解釋惡產生的根源，解決人何以有惡的問題，又在清流派的人性論中提了出來。他們指出，“民”之所以成為“惡者”，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所謂“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清流派對道德起源的認識亦即他們的人性論是唯心主義的。

“修身”以封建倫理道德為標準。清流派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便是其道德觀。從清流派提倡“盡公忘私”，抨擊“重私情而忘公義”、“瞻顧身家，營私便已”等內容看，他們所主張的道德基本原則是公利高於私利，應當做到為公舍私，不能有以私害公的行為。清流派認為，各級官吏在任職效力於封建王朝時，應當用以“克己”為前提的“公德”時刻約束自己的行為。

在道德評價上，清流派將善惡觀納入其倫理思想。道德的要義在於分清善惡，揚善懲惡。清流派有時將對善與惡的分辨訴諸於良心，如認為“廉潔”屬於善行，提出“激發天良，廉潔自持”。

“清流派”的大部分成員均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學士組 成。他們以“敢於彈劾大臣為貴”，“上自朝廷之闕，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閭閻之困，無不朝聞事目，夕達封章。”

這些以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主要針對興辦洋務的大臣，議論臧否，號稱“清議”。因時常對洋務放言高論，所以素有“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之說。但是他們與清朝的頑固守舊派存有根本區別，頑固派極力反對辦洋務，認為“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術，而奉夷人之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且夷人，吾仇也。”

他們由仇視洋人，而排斥洋務，自認為傳統禮儀文明足以立國安邦。儘管清流派與洋務派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所恃“清議”主要是針對辦洋務之人，而全非洋務之事。他們懷疑辦洋務的官僚收賂納賄，常與洋人接觸，有辱禮儀之邦。因洋務運動在中國已經興辦十餘年來，成效顯著，故清流派並不全面否定洋務事業。清流派因宗主與地域不同，有南北之；又以中法戰爭為界，有前後之分。北、南清流也分別被稱為前、后清流。北清流有陳寶琛、張之洞等人，南清流有文廷式、張謇等人。

清流派是晚清特殊的政治環境所創造出來的，它又對晚清的政局帶來了重要的影響。清流的登場，使本來已經撲朔迷離的晚清政局變的更加複雜化了。

首先，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最開始是慈禧與奕訢的鬥爭，後來演變成為後黨與帝黨的鬥爭，在統治集團中，清流派屬於代表地主階級中下層利益的有自身特點的政治派別，當他們參與到統治集團內的鬥爭時，整個朝局益加複雜，特別是后清流與光緒結為一派同慈禧之間明爭暗鬥。慈禧素與光緒的兩妃珍妃、瑾妃不睦，此二人卻是光緒親政后的左臂右膀，翁同龢為光緒的帝師，光緒的思想受其影響頗重，而文廷式曾為兩妃的師傅，又深為德宗所親信，志銳乃為兩妃之兄，光緒頗寵。后清流主戰人士多倚靠光緒主持大計，而光緒亦有雄心抱負，立志重整國威，所以後清流自然形成了以光緒為首的“帝黨”，而樞臣孫毓汶、徐用儀向來為清流派所惡，卻受到慈禧偏重。“帝黨”與“后黨”之對立遂形成，於是宮廷矛盾不斷，是為後來戊戌政變的前奏。

其次，對晚清政局80、90年代的外交政策發生 了作用。中法、甲午戰爭的爆發與清流派的主戰思想是分不開的。作為一群具有憂患意識的士大夫，清流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能直面現實，力主反對侵略，表現出愛國熱忱，他們如洪流般的清議曾給了朝廷巨大的壓力，使清廷不得不謹慎行事。時人云：清流之勢，“實有左右朝野輿論之權，朝廷於和戰大計，往往為所劫持”。然而清流派多數成員系御史、言官，他們不曾具體參與中外交涉，大多不了解外部事務，又缺乏實戰經驗，因而其放言無忌的談論戰事，皆屬紙上談兵，許多主張空洞無物，對李鴻章北洋淮系肆無忌憚的抨擊。其實當時北洋內情，清流派卻不知。李鴻章在《復陳海陸兵數》折中，報曰：“伏查，戰艦以鐵甲為最，快船次之，北洋現有定遠，鎮遠鐵甲二艘，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快船五艘，均系購自外洋，平遠快船一艘，造自閩廠，前奏所云戰艦，即指此八艘而言。自光緒十四年後，並未添購一船，操演雖勤，戰艦過少。”海軍僅恃鐵、快艦八艘，陸師則淮、練軍三四萬人，自守有餘，作戰之不足，而日本此時則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緒十五年以後，正分年購造新艦，下至甲午，已達九艘之多，速度與快炮設備，皆遠勝中國，李鴻章熟知洋務，對日勢力估計充分，所以時時避戰，清流派對此不解，亦常常抨擊彈劾。清流派主張北調湘軍抵抗，其實湘軍在陸戰上也是一敗塗地。甲午戰爭期間，清流派清議甚濃，使朝廷欲戰欲和，欲和欲戰，戰和之意不定，終致巨大的損失。如若李鴻章，令海軍“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以防護北洋海口，牽制日軍行動，不貿然開戰之策得以施行，那麼，中日間戰爭局勢也不會發展到那樣糟糕的地步。

最後，清流派在甲午戰爭中對李鴻章的退避政策所表現的抨擊，與誓死保衛疆域的民族主義精神，鼓舞了一批知識分子。這些向來以“治平”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受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而覺醒，力圖改革。清流派便與之合流，產生了變法圖強思想。他們與康、梁維新人士頻繁接觸，協商變法救國問題，“會（強學會）既立，京城士大夫頗聞風影從，大臣中如翁同龢、孫家鼐等皆頗支持之”。加入者日多，聲勢一時頗起。清流派與維新人士以光緒為首，終於開展了百日維新，但是百日維新表面上如火如荼，實際上政令多未實行，戊戌政變后，朝中便出現了保皇、立憲派人士，政局更為複雜。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只是曇花一現，在其活動期間，始終以自己的立場議論社會問題，褒貶各派人物。作為特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清流派的登台及其源流演化離不開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同時。作為一種參與社會其中的政治派別，它所經歷的歷史時代也無法消弭其縮留下的痕迹，清流派與同光政局是密不可分的。

清流派在晚清政壇上十分活躍，他們品評人物、抨擊時政、彈劾權貴，其自身也多潔身自好，操守廉潔，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代表。他們注重品評吏治，認為政治清明是國家強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他們眼裡，朝廷的制度本身沒有問題，但國家的“良法美意”往往都被那些貪官污吏破壞，故“吏治尤貴有治人也”。

但是清流派身處高牆深院，缺少實踐經驗，政治心態比較守舊。部分清流成員仍然沉浸在天朝帝國無所不有的迷信當中，議論時政流於虛妄、不切實際與“放言高論”。虛驕、夜郎自大、閉目塞聽而顢頇無知是部分清流人士的特點。李鴻章於暮年曾憤激地說：“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國家利害，但信口開河，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天下事，為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吳汝綸在書信中感嘆：“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