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

銘曰:"唯王初壅，宅於成周。復稟(逢)王禮福，自(躬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勛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銘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后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何尊最高價值在於尊內122字銘文中是截止2011年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現了“中國”一詞。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繼承周武王的遺志，遷都被稱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陽這一重要史實，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同時，"中國"兩字作為片語，首次在何尊銘文中出現，這是我們做為中國人應該記住的一件大事。

何尊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成王在其親政五年時，於新建成的東都洛邑對其下屬"宗小子"的訓誥，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時決定營建洛邑(今洛陽)，即"宅茲中國"，與《尚書》中的《洛誥》、《召誥》等文獻記載可相互證，起到了證實補史的作用，為西周歷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2011年由葛兆光所著《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在華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於受天文地理知識的限制，總是把自己的居域視為“天下之中”，即“中國”，而稱它族的居域為東、南、西、北四方。公元前21世紀，第一個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標誌著中國統一國家政權形式的誕生。應當說，這時“中國”的概念便有了確切的政治涵義。據《左傳·哀公七年》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夏禹被視為“天下共主”，其統轄的區域被稱為“夏”。何以“夏”相稱？《爾雅·釋詁》曰：“夏，大也”。《尚書》注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商原是夏朝統治下的一個諸侯國，後來取代夏朝而成為“天下共主”。商朝之時，被稱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發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緣氏族部落成員雜居的古代都市。當時已出現“中商”、“大商邑”的稱謂，而對周圍各族則稱之為“方”。最遲從周初開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華夏地區開始被稱做“中國”。“中國”最初只是一個行政區劃上的概念，最早出現“中國”一詞就是在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銘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中為指事字。甲骨文、金文字形，中象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飄帶，旗杆正中豎立。本義中心、當中，指一定範圍內部適中的位置。據《新書·屬遠》載：“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或”是“國”的本字。周金文早期作“或”，從字面講，它由城池和干戈構成，表示“執干戈以衛社稷”，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一個國家，不僅要有屬於自己的城池，而且要有軍隊，時刻來保護自己的疆土和臣民，這才叫國。後來在此基礎上又外加“口”以為國界，屬於文字上自然演變。圍繞在“中國”周圍的是北狄、西戎、東夷、南蠻等。《尚書·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的記載。史書與銘文相互印證，說明周武王統治的地域為中國。

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國”稱謂，至少具有四種含義：一是地理意義上的所謂“中原”地區。《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陽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二是政治意義上的所謂“天子之國”。此義源於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對於東、南、西、北各族的稱謂。《詩·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經·大雅》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孟子·齊桓晉文之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這時的“中國”與“四方（夷）”、“京師”與“四國”對舉，表示中心與四鄰、天子與諸侯的相互關係。三是民族意義上的“華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漸融合為一個民族整體，即：“諸夏”或“華夏”。周代存在著五大民族集團。《禮記·王制》云：“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這裡的“中國”，主要指華夏民族。四是文化意義上的“華夏文明”。《禮記·玉制》又云：“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見，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層次上是文化的差異，即所謂“華夷之辨”，還包括文化意義上的“文明之國”。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一詞的內涵逐步跨出了中原，繼而指代華夏民族整個居住地和所建立的國家。

另外，據文獻記載，西周成王時，曾有遷宅洛邑一事。如《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室洛邑。”《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周公完成了武王的遺志，鑒於周的首都鎬京（今西安附近）遠在渭河流域，因此在洛陽這個當時中國的中心地區完成了成周的建設，將它作為周的東都、也是鎮撫全國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從此，鎬京至成周一線成為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區。不過司馬遷在《周本紀贊》中則認為當時成王仍都豐、鎬，未遷洛邑。但《呂氏春秋》等書也說成王營居於成周。成王時銅器何尊銘文開篇便有“唯王初遷宅於成周”的記載，證實成王確實遷居到洛邑。儘管學界還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問世，畢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