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鎬遺址

西周王朝都城豐鎬遺址，位於陝西省長安縣的灃河兩岸。豐京在西，鎬京在東，總面積約17平方千米。從公元前12世紀周文王建豐邑，武王作鎬京，到前770年犬戎攻破鎬京，西周滅亡，350年間，豐鎬一直是西周王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豐鎬地區的田野考古工作，肇始於20世紀30年代。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學會的徐旭生、蘇秉琦等人領導的考古調查隊第一次調查豐鎬遺址。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石璋如等人對豐鎬遺址進行了第二次調查。

1951年4月15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調查發掘團一行六人在蘇秉琦的帶領下從北京出發前往陝西，揭開了豐鎬遺址正式發掘的序幕。

從1977年到1984年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隊在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客省庄發掘了四處夯土建築基址，還在其周圍探出了十處夯土基址，其中一處夯土基址最大，比在周原發掘的鳳雛甲組基址和召陳三號建築基址面積還要大，總面積達18.2698萬平方米。此外，在四號基址附近還發現排水設施。

1983—1984年間，考古隊在鎬京遺址內的官莊村、斗門鎮、下泉村磚廠及花樓子發現西周建築基址10餘處，其中位於花樓子的五號宮室建築基址規模宏大，錯落有致。 1992年，在灃西馬王村發現了西周陶窯，手工業作坊是城市遺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對了解灃西遺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義。

1997年3—5月，為了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武王伐紂年代研究”課題，對豐鎬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本次共發掘遺址面積120平方米，西周墓葬17座，發現灰坑16座、窖穴1座、房子1座。其中有多組地層關係，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具有重要價值。

2012年2月至12月，受陝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承擔《豐鎬遺址範圍及地下遺存分佈狀況調查和勘探項目》。其中豐京遺址具體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陝西第三工作隊負責，鎬京遺址具體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負責。

2019到2020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鎬京遺址新發現一座高等級的大型建築，已揭露出夯土建築基址800多平方米。該建築原夯土基址總體略呈南北向的長方形，長約53米，寬約34米，總面積達1800多平方米，是一座高等級的大型建築。已經出土了祭祀坑、板瓦、筒瓦、排水管道等建築材料及大量相關遺存，考古人員分析，這座建築很有可能是一座西周天子使用的宗廟或者宮室建築。

西周的豐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的城市，位於西安西南灃河的兩岸，豐京在西，鎬京在東。具體來說，豐京在灃河西岸的馬王鎮一帶，鎬京在灃河東岸的斗門鎮一帶。儘管經過考古發掘，尚未發現豐鎬的城牆，但豐京和鎬京的具體範圍已經確定，證明豐、鎬二京相距甚近，實際上一橋相通，是一個城市的兩個不同功能的分區，完全可以以豐鎬相稱。

關於豐鎬的平面布局，雖然考古上尚未證實，但文獻記載的卻十分具體，是對中國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記載，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一直指導著中國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視作中國都城平面布局的經典。這就是《周禮·考工記》。

《考工記》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這裡的國也就是國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總體布局為城的每面有3個城門，即都城12門。有南北向的街道9條，東西向的街道9條，即九經九緯。也就是說，通向每個城門的有3條平行的街道，構成左出右入，車從中央的街道格局。經塗9軌，指經緯之途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凡八尺……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步也” 。一步按1.4米計，則每條街道的寬度為16米左右。左祖右社，指祖廟建在東邊，社稷壇建在西邊，左右對稱。面朝後市，指朝廷要建在王宮南面，或指宮殿大門向南，市場要建在王宮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場在後。市朝一夫，指市場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東西、南北各長140米左右。由此證明，周代對市場的設置已極為重視，劃出一定區域作為交易市場，面積達0.02平方千米左右。據說這種布局是最理想的制度，即“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於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於王宮之右；朝者義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於王宮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后而背之，故立市於王宮之北”。

除上述街道、祖廟、社稷壇、王宮、市場外，其餘的地區應該就是居民區。對居民區如何稱呼，怎樣劃分，《周禮》並未提及。按照方形城市的慣例和周原考古所挖掘的早周的房屋遺址看，應該是方形的小區，可能以“里”相稱，因為“閭里”是中國人居住區的最早稱謂。《說文解字》：“閭，里門也，從門，呂聲。《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就是指居住單元而言。秦末，二世盡發“閭左”，以戍漁陽，漢長安城的居住區以閭里相稱，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司馬貞《索隱》，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可見閭里是最早的居住區的名稱。

豐鎬的平面布局是否如此整齊，還有待於考古發掘來證實。不過，從東周王城的平面布局和後來中國都城總體布局的特點看，《周禮》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豐鎬兩京的外延區域社會功能和經濟功能是由各自所獨具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廣義上的豐鎬地區範圍西至澇河，東至橘水，北至渭水，南及秦嶺北麓，是一片面積廣大，山川、原、限相依，河、湖、池、澤交錯的地區。在這片廣闊的地域內，根據各自社會功能，經濟功能的差異，又可劃分為都邑區、王陵區、農業種植區、遊樂漁獵區和牧放區。

都邑區

豐鎬兩京位於灃水東西兩岸，隔河相對，直線距離不過十里。從一定角度來看，鎬京實際上是豐京的延展與擴建。兩京處于山水環繞的密閉地形之中，以有利的自然地理環境作為天然屏障。鎬京外圍南有洨水，東界潏水，西至灃水，灃水在馬王村處折向東流，構成鎬京的北界。三水源於秦嶺終南，河水流量比較豐富，恆定，形成了護衛鎬京外圍的天然界河和塹溝。豐京外圍也是三面靠河，南面有聳峙的秦嶺作為屏障。

遊樂區

靈沼、海子、彪池、鎬池和灃水，是兩京區域內的魚獵區和天子貴族遊樂區。豐鎬遺址中發現有大量蛤殼、螺螄魚肉和用於捕魚的石質網墜，說明魚獵已成為當時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根據金文和文獻記載，豐鎬地區的幾處大池也是天子、貴族習禮、習射和舉行各種大禮、遊樂活動的重要場所。

農作區

都城所在人口、軍隊比較集中，糧草費用必多。都邑區內各居民點間已有農作區，而都邑以外的細柳原、高陽原、畢原、神禾原和渭水、澇水、新河階地也有可能被闢為農作區，供應都城用糧。

射獵區

豐鎬境內有天子苑囿，專供天子射獵，是為射獵區。孟子答齊宣王問，說到文王苑囿方七十里。《詩·大雅·靈台》也提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秦嶺終南北麓有茂密森林聲淺山丘陵地帶，野草灌木叢生，是最理想的射獵區。豐鎬地區遺址和墓葬中發現有大量的獸肉，以鹿、獐最多，墓葬中往往把整頭鹿生殉墓坑。狩獵活動，也是當時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

王陵區、牧放區

豐鎬地區的墓葬中，發現大量的車馬坑和馬坑。一些大型馬坑中生殉馬匹多達五六十匹，中小墓葬中也有整匹牛、馬生殉。西周時期對養馬業尤為重視，據《周禮》記載，當時設有專職官員管理馬政。由西周金文資料可知，關中地區就有好幾個直接隸屬王室的大型牧場，周天子每年要到這些地方視察，並舉行執駒典禮。馬是車行的動力，可用于軍事和役使，又是殺殉、生殉的主要對象。京都地區對馬的需求量極大，這些馬匹不可能全部依賴外運，應有相當數量的馬匹是在豐鎬鄰近地區牧放。豐鎬都邑以北為渭水、澇河、灃水、洨水河灘地帶，這裡面積開闊，因處諸河下流水道多有水患，不宜農作，但草豐水盛，則可成為理想的牧地。

灃西張家坡西周居址分為早晚兩期。出土的陶器有較大差異。早期以黑色和紅色磨光陶為主，紋飾多印紋，器類以錐足聯襠鬲、盆、折肩罐、簋、尊為主。晚期以灰色和紅褐色陶為主，基本不見磨光陶，紋飾多弦紋和篦紋，器類以足跟疙瘩狀袋足鬲、矮足仿銅鬲、深腹盂、圓肩弦紋罐、淺腹盆、圜底瓮為主，很少見簋、尊。早期相當於文王居豐至成康之際，晚期相當於穆王至西周末年。灃東洛水村、白家莊西周居址分為3期，早期大致和灃西早期相當或略晚，中期和晚期約當灃西晚期。

20世紀40年代，豐京考察工作開始。新中國成立以後，連續不斷在灃西地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豐京位於灃水中游西岸，東界緊傍灃水，西至靈沼河，北極郿鄠嶺崗地北緣，即今客省庄至張村坡一帶，南到石榴村，方圓大約6—7平方千米。這一區域的客省庄、馬王村、曹寨、新旺村、馮村、苗駕、石榴村、大原村、張家坡等地都是西周遺址和墓葬比較密集的地方。

張家坡村東與馬王村接垠處，遺址逐漸密集。20世紀60年代，先後出土幾起西周窖藏青銅器，表明附近地區可能是西周時期一些貴族居住的地方。新旺村（又名西王村）位於豐京南界，先後三次發現西周窖藏青銅器，是西周貴族居住的采地。新旺村出土的銅器形體特大，紋飾華麗，使用這些貴重青銅器的主人應是西周王朝等級身份較高貴族。

豐京的中心區域在客省庄、馬王村一帶。1977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在這裡發現十餘處大型夯土基址，基址建築由許多座單體夯土建築按一定布局組成的夯土基址建築群。四號夯土基址是一座高台式的中心主體建築，也是最大的一座單體建築，整體平面呈丁字形，面南，東西長61.5米，南北最大進深35.5米，基址總面積1826.98平方米，基槽內夯土一般厚度在2~3米間，最厚處可達4米之上。四號夯土基址建築始建於西周穆王前後，毀棄於西周晚期厲、宣之際，使用的年代將近百年，在它的周圍還發現其它幾座大小不同的夯土建築，建築附近有用陶管鋪設的排水設施。

以三號、四號夯土基址為主體，在客省庄、馬王村一帶分佈了大大小小十幾座夯土建築，它們參差錯落，組成了有一定布局的西周建築群體。在建築群體內有較為完善的地下排水管道。與建築群體直接相連的則是一條寬達15米左右的大道，這組建築只有西周高級貴族才能夠享用。在馬王村以南和曹寨一帶，還發現了燒制陶器的作坊、冶鑄銅器的陶范、製造骨器的作坊。這些手工業作坊都和西周建築群密切相關，隸屬於西周王室或高級貴族。

鎬京地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鎬京遺址位於高陽原上，西邊瀕臨灃水，北界灃水和彪池，南部為漢、唐時期昆明池所毀，東至北豐鎬村，面積約4一5平方千米。鎬京位置範圍內的斗門、白家、花園村、花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等地都是西周遺址和墓葬密集的地區。

20世紀60年代曾在落水村、白家莊一帶發現過大量的西周建築用瓦和白灰面牆皮堆積，這些施瓦的建築遺跡是當時西周貴族居址的重要標誌。普渡村東南和花園村以東較高的崗地上則是比較密集的族葬墓地。《水經·渭水注》曾以為鎬京遺址全部淪沒於昆明池之中，這種說法有片面性。考古調查和發掘資料證實，漢代昆明池毀壞的僅是鎬京城區的南部。有計劃地開展灃東地區的調查、鑽探和發掘工作，對於進一步探索鎬京城區的布局、內含，具有重要意義。

在花園村和普渡以西，今斗門鎮窯廠附近，先後發現了多座西周夯土基地建築及建築用的板瓦、白灰面牆皮、紅燒土塊等。這裡西北臨灃水故道，東依高陽原，是灃水東岸的一、二級階地。一些大型夯土建築遺跡的發現，表明這裡可能是西周鎬京範圍內的重要地區。

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邊灃水故道河床中發現西周重器多友鼎，銘文記載歷宣之際，周人與獫狁之間戰爭的史實。下泉北村東依高陽原崗地，應是西周貴族的居址。

1986年在斗門鎮以南，西鄠鐵路和斗門至長安韋曲公路交叉處發現一起西周窖藏銅器，內有伯太師小子諸器20件，應是一處西周貴族的居邑。

鎬京遺址的西周遺存可分為3期。陶器中尊僅見於早期，圈足盤和三足罐見於中期，甑見於晚期。各期器物的器形和特徵與豐京遺址所出者相同。

已發現夯土建築基址近30處，往往數座建築連成群體。這些建築均有較深的夯土基槽。夯土台基、屋頂施瓦，牆面塗白灰，有完善的排水設施。客省庄1—5號夯土基址的年代都是從西周中期開始使用，至西周晚期夷、厲之際遭到毀棄。建築群體的周圍發現有西周時期道路、小面積池沼、用陶管鋪設的排水設施，周圍有大量周瓦殘片。小型房屋均是地穴或半地穴式，平面呈長方形、方形、圓形或橢圓形，面積一般10平方米左右，有一條坡形或階梯狀的通道將住室分成兩半，屋內有灶坑，早期的居住面比較平整且經火焙燒。房屋附近常有窖穴、灰坑、水井等。窖穴為圓形袋狀，底較平，灰坑多橢圓形，底不平。當時，不少窖穴和灰坑也被當作房屋使用。水井有圓形和長方形兩類，井壁有對稱的腳窩，深9米以上。

陶窯已發現20餘座，分為橫式窯和豎式窯兩類，窯室都呈圓拱形。洛水村的陶窯為豎式窯，火膛位於窯室的下面，窯箅上有數個圓孔形的火道。客省庄的陶窯為橫式窯，火膛位於窯室的前方，是一筒狀甬道，窯室周壁有環形火道和一條分火道。

出土遺物有石器、玉器、陶器、銅器、骨、角、蚌製品、原始瓷器及裝飾品。斧、錛（bēn）、鑿（záo）、錘、鏟、鐮、刀等生產工具，多為石制或蚌制；生活用具多為陶制，有鬲（lì）、甗（yǎn）、鼎（dǐng）、甑（zèng）、簋（guǐ）、豆、盂（yú）、罐等，出土的瓦長45厘米，寬30厘米，表面或背面有瓦釘或瓦環；銅禮器出於窖藏和墓葬，有200餘件，其中有銘文的50餘件。

新旺村出土的銅鼎重80餘千克，為王室或大貴族使用的重器。同一地方出土的“□盂”，有銘文49字，記載周王內宮后妃遴選宮人宮婢之事。馬王村出土有許國國君（鄦男）嫁女的媵器。灃東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銘文長達277字，記載西周厲、宣之際周人與獫狁（xiǎn yǔn）之間的戰爭。這些銅器大都發現於居住遺址或其附近，同一個窖內出土的銅器有的非一家所作，少數年代較早，大都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可以推測大概是由於西周末年犬戎之亂時埋入地下的，對於探索豐鎬兩京的布局和西周歷史的研究都是極為重要的材料。另外，還出土2片刻字卜骨，有人認為所刻的字是易卦中的卦象，也有人認為是已經失傳的文字。

已發掘的墓葬總數達千餘座。依形制可分為3類：第一類為帶墓道的大墓，包括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這類大墓的周圍多有數座車馬坑、馬坑陪葬，墓葬的主人應為畿內公卿或侯伯，張家坡墓地中幾代井叔的墓葬都屬此類。第二類為土坑豎穴墓，數量最多。早期墓坑狹長，有腰坑，晚期墓坑寬短，少見腰坑。第三類為偏洞洞室墓，有土坑豎穴墓道，一側挖出偏洞墓室。此類墓數量較少，其形制反映出西周文化與甘青地區青銅文化的密切關係。西周多為仰身直肢葬，頭向不固定，隨葬品一般放在頭前2層台上。早期大、中型墓中有殉人。

發現的墓葬及附葬的車馬坑、馬坑和牛坑約400座。其中除少數出自普渡村外，余均在張家坡及客省庄。墓葬多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數為俯身直肢葬，頭向不固定。隨葬品多放在頭前、棺內或棺槨之間，兵器放身旁，祭食放在頭前二層台上或容器內。早期墓有殉人，一般1人，多則殉3人。

車馬坑有方形、扇形、長方形3種。前兩種都埋1車2馬，長方形豎穴中埋2車4馬、2車6馬或3車8馬。車箱下常有殉人；馬坑多長方形豎穴，內埋馬2匹；牛坑為圓形或長方形，內埋牛1頭。

以隨葬物區分，西周墓葬大致可分作4期。第一期陶器以高領袋足鬲和磨光圓肩罐或折肩罐為主，時代約當文王作邑於豐之時。第二期陶器有錐足聯襠鬲、折肩罐、深腹簋、盆等，一些墓葬還出土了成組青銅禮器，時代為西周早期，約從武王到昭王前後。一、二期墓葬常設腰坑，坑內殉狗架，墓葬中殉人，殉牲現象較多，用於陪葬的車馬坑也多屬這一時期。第三期墓葬陶器有聯襠鬲、仿銅陶鬲、深腹簋、折肩罐、粗把假腹豆等，有一些墓中還出土了成組成列青銅禮器和玉器。時代約當西周中期，即穆王至夷王時期。第四期墓葬陶器有足跟疙瘩狀袋足鬲（lì）、仿銅陶鬲、高柄豆、深腹盂、弦紋罐、圜（huán）底瓮等。時代約當西周晚期，即厲王、宣王、幽王時期。

西周豐、鎬兩京考察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探求西周天子陵寢區的位置。

商周京都內的族葬墓地和城邑、貴族居址緊密相連，西周豐京區域內居址和墓地的布局，恰是這種築城思想的最好體現。在豐京都邑範圍內的張家坡、新旺村、大原村一帶，先後都發現了比較密集的貴族和平民居址遺 跡。在同一都邑中，有許多小單位的居住點和墓葬地連體分佈，這正體現出商周社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的社會基層組織形態。

據先秦至漢一些史籍對西周天子陵區的位置記載，一般均謂文王、武王和周公都葬於畢，但關於畢的具體方位卻眾說紛紜。計有岐州說、鄂縣說、咸陽北原說 和豐鎬附近說。

考察鳳翔雍都秦先公陵區的設置、布局可知殷代至春秋，天子或列國諸陵寢區的設置或在都邑內，但與宮殿區有嚴格區劃，或在都邑附近，有自己特定的區域，陵區的位置，設施都必須體現出獨尊的地位和至高無上的權力。參照鳳翔秦雍都的情況，可以推定，西周天子陵區畢地應在豐、鎬都邑附近。陵寢區有自己特定的區域，與都邑居址保持一定距離。

西安南郊三爻村發現有唐崔紘墓，墓誌記載墓主葬於萬年縣之畢原。由墓誌銘文可以獲知，今西安市南郊三爻村一帶屬唐代萬年縣洪固鄉，鳳棲原與畢原相連，以今三爻村新安建材廠南部邊緣為界，北為鳳棲原，西南為畢原。畢原處在今西安西南，鎬京東南。實際上，西漢初年的史學家已經注意到畢地與鎬京的相對位置。司馬遷根據其所見先秦典籍記載並經實地考察，曾明確指出畢在鎬京東南杜中。漢唐至今，畢原方位並沒有變動。畢原西北連細柳原，距鎬京舊址約二三十里。這裡原面高平，土厚水深，適宜作早期葬地和陵區。

1933年，豐鎬遺址被文物部門發現。

1951年，豐鎬遺址正式開始發掘。

1956年，將設在張家坡遺址的磚廠拆除搬遷，嚴格限制在遺址範圍內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和平整土地活動。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布為豐鎬遺址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8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提出遺址保護的範圍，國家文物局同意並轉陝西省政府請予公布。遺址內亂建現象基本上得到制止。

1998年，西周都城豐鎬遺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對解決武王伐紂的年代和商、周兩代的分界這個長期困擾學術界的難題提供了依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從1997年3月至5月及10月至11月，在西安市區西南10多千米的遺址中心部位發掘了200多平方米。其中有一個相互疊壓的考古文化層，其時代從文王遷此建都到西周王朝建立前的先周晚期，再到西周建國后的早、中、晚各個時期，其時間跨度之長，文化序列之完整清晰，為西周都城考古50多年來所僅見。專家們認為，據《史記》記載，文王建都豐京至武王伐紂僅13年，而以第一探方中的18號灰坑為代表的文化堆積就在這個時期，其碳14測年結果可以排除幾十種不確切的說法，為解決武王伐紂和商周分界提供依據。由於考古隊在都城中心地帶發現了多組時代跨度很大的文化地層和成組的先周晚期標準器物群，推動了都城周圍以至廣大周文化地區的學術研究。並對周人的生產生活方式、葬俗和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由於第一號探方的文化層堆積被專家認為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標準文化層之一，國家已決定予以永久性保護，以供後人驗證，並成為斷代工程研究的一個紀念性遺址。

2013年05月27日，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共同研究編製了《大遺址保護“十二五”專項規劃》，豐鎬遺址被納入“十二五”期間重要大遺址。

2013年06月05日，國家文物局批複《關於豐鎬遺址保護規劃大綱的請示》（陝文物字〔2013〕67號），同意豐鎬遺址保護規劃編製立項和意見。

2016年，鎬京考古發掘工作在花園村東地點進行，發掘面積1200平方米，出土各類器物249件。特別是鱷魚骨板、小麥碳化顆粒、銅器墓葬、陶窯的發現，為研究西周的歷史考古、手工業技術、動植物考古等提供了寶貴資料，對進一步研究西周都城鎬京的城市布局及地下遺存的分佈情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地區聯合開發國際旅遊線路，開通西安至烏魯木齊絲綢之路旅遊專列。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及省份合作，共同開展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工作。編製《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規劃》，將周原及豐鎬遺址、神木石峁遺址、黃帝陵、漢唐帝陵、漢傳佛教六大祖庭等具有申遺潛力的項目納入規劃。

作為國家級新區，建成歷史文化傳承保護示範區是西咸新區的戰略定位之一，區內歷史文化和人文資源豐富，其中，豐鎬遺址作為歷史積澱極為豐厚、歷史地位非常重要的寶貴遺產，將成為西咸新區探索大遺址保護、文化旅遊、生態環保融合發展新路的重要依託，豐鎬遺址正在預備申遺。

西周豐鎬兩京處於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初期階級，呈現出中國早期都市的一般特徵。

1.豐鎬兩京是沿河谷階地發展起來的城市，城市設計因地而宜比較樸素、自然而強調實用功能。

2.兩京都邑區以政治為主，城區的主要面積多為王室宮殿、宗廟和貴族居址采地所佔據，這裡是西周王室對全國施行政治權力的中心地點。

3.城市的商品經濟功能較為薄弱。已發現的各種手工作坊多分佈在重要居址附近，它們依附於西周王室和各級貴族，主要用以滿足上層貴族的奢侈生活和各種享樂要求。各居住點周圍多與農作區相連，呈現出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傾向。

4.城市布局較為鬆散。在都邑內宮殿區、貴族居址和若干居民點稀疏地分佈在一個較大的區域，不少居住地周圍是族墓葬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居邑由許多這樣的血緣胞體組成，如同史前社會一般村落遺址一樣表現出較為濃厚的原始特徵。

豐鎬作為西周主要都城，又被稱為“宗周”。特別是記載都城豐鎬規制、並成為後世都城設計圭臬的《周禮·考工記》中，明確記有“前朝後市”這一規劃與建築內容，結合《周禮·司市》篇中所記，當時“市”已有多種類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同時，還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從擔負“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職能情況看，豐鎬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再結合西周經成王、康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至中期工商業日益興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從事工商業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這一歷史發展狀況看，豐鎬城中不僅集中居住著一大批王族宗室與公侯貴族，還有人數不斷增加的百工、商賈。他們與各類“市”相結合，使豐鎬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經濟功能也愈益突顯出來，因而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

《史記·周本紀》：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後漢書·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

周禮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遠，後世諸子百家皆源流於周禮。禮樂之邦，禮儀之邦，既是中國自稱，也是世界對中國的評價。作為周禮創造者的故鄉，豐鎬見證了周禮的誕生和完善的發展進程，其豐富的出土器物也是周禮文化的實物佐證。

豐鎬遺址發現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車馬坑、馬坑和牛坑。遺址中還發現有多處埋藏青銅禮器的窖藏，出土青銅器近百件。這些青銅器造型精美，其上的銘文記載了西周王朝及方國的一些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為全面認識西周時期的社會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商代晚期，周族在關中平原崛起。至文王時，在今西安市西郊之灃水西岸建立豐邑。其子武王繼位后，在灃水東岸營建鎬京。武王以豐鎬作為政治中心，勵精圖治，歷12年，東向滅掉殷商王朝，使周王朝成為華夏一統的強盛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