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雅堂叢書

晚清重臣、藏書大家張之洞曾說：“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其中將粵人伍崇曜與安徽歙縣以輯刻《知不足齋叢書》而聞名的鮑廷博、江蘇吳縣以輯刻《士禮居叢書》而著稱的黃丕烈以及江蘇金山縣以輯刻《守山閣叢書》而名世錢熙祚並稱，而伍氏以輯刻《粵雅堂叢書》為世人稱讚。

伍崇曜，原名元薇，字紫垣，生於嘉慶十五年（1810），卒於同治二年（1863）。其先世由閩遷粵，祖父國瑩創設廣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伍氏歷三代憑著十三行的壟斷經營，躋身世界級富豪，據說其家產總和，比當時朝廷的國庫收入還要多。鴉片戰爭前夕，伍家的勢力日愈膨脹，躍居各商行首位，是十三行商的總代表。在鴉片戰爭前的禁煙運動和戰爭期間，由於伍崇曜是中英交涉的主要中介者，曾代表兩廣總督與英國侵略者議和，被道光帝“著加恩以道員，不論雙單月歸部選用”並“賞給三品頂帶”，受清廷又賜布政使和榮祿大夫銜，是為嶺南名重一時的“紅頂商人”。

伍崇曜家富於財而喜結交文人，輕財好客，且致力於搜書、藏書、刻書。在同鄉文史家譚瑩的影響下，構“粵雅堂”為輯書校書之地，“遍收四部圖書，尤重此邦文獻。”；又築“遠愛樓”為藏書之所，“儲書萬簽，貯酒千斛”，現有《遠愛樓書目》存世。《廣州府志》本傳：“粵省號富饒而書板絕少，坊間所售，惟科場應用之書，此外無從購。崇曜思刊刻書籍以惠士林。”譚瑩，字兆仁，號玉生，《清史稿》記載他：“博考粵中文獻，友人伍崇曜富於貲，為匯刻之，曰嶺南遺書五十九種，曰粵十三家集，曰楚南耆舊遺詩，益擴之為粵雅堂叢書。”譚瑩之於《粵雅堂叢書》，不僅僅限於校書和代寫序文，而是參與了搜尋購訪、轉借傳抄、校練損並、參訂異同的一系列過程。伍崇曜輯刻各書，卷末均載有“譚瑩玉生覆校”字樣。譚瑩還於各書之後，代伍簡要介紹該書的作者、年代、生平事迹、該書內容及其評價、得書經過與版本流傳等。這些跋文在今天看來都是難得的珍貴資料。正因為有譚瑩這樣一位難得的學問家兼校勘家的全面負責和大力相助，所以伍崇曜輯刻各書，錯誤、舛訛、脫落極少，質量頗高。因此著有《書目答問》、尤精版本校勘學的張之洞對伍十分推崇。

伍崇曜雖為一商人起家，但譚瑩在多處推重伍崇曜“讀等身之書，勤淬掌之業”。其所刻之書多且精審，規模宏大、涉及面廣，使很多散見於各種著作的嶺南文獻得以搜集整理成書，對廣東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影響深遠。如果從道光十一年（1831）伍崇曜開始輯刻《嶺南遺書》第一集算起，到同治二年（1863）逝世為止，他刻書持續了30餘年，總計書260種，2266卷。以數量而言，在當時全國私家刻書者中也算佼佼者，躋身於清代廣東及全國著名的藏書家、出版家之列亦絲毫不愧。

今天粵雅堂已不復存，不過文德路廣州市文物總店卻借用了“粵雅堂”的名號，也許既是看重這塊牌匾的含金量，也懷有對鄉幫前賢的一種崇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