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榆瑞

1939年參加工作，歷任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助教，清華大學外文系教員，桂林英國新聞處編譯主任，重慶美國新聞處編譯，《大公報》駐南京記者，香港《大公報》編輯。

195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他曾因同情中共事業而受到國民黨當局排斥

周榆瑞，字予邃,1917年生，福建閩侯人。幼時隨父親啟蒙。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系。他博聞強記，通曉英語，也能說些日語。他是堅決主張抗日的。在北平時期接觸過以民主、進步人士面目出現的中共地下黨員張友漁等，他傾向進步，同情中共的事業。為此，他曾被北平的中統特務排入黑名單。

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期，他曾遭到駐北平的臭名昭著的憲兵三團的秘密拘押，關進關帝廟拘留所，受到刑訊逼供。危難之際，幸得賞識其才幹的燕大美籍校長司徒雷登出面疏通才營救出來。北平的中共地下黨員負責人之一黃敬(俞啟威)注意到周的政治表現，曾指派崔月田、劉莉兩位新聞界中共地下黨員與他接觸、交談，有意發展他加入黨組織，但被他婉拒。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戰全面爆發。周榆瑞歷經艱險曲折，輾轉來到重慶，他雖博學有才，卻因在北平時期有過一段“左傾過激”經歷而受到國民黨文化新聞界的排斥。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負責人曾虛白在早年執教南京金陵大學時結識了周榆瑞的姑表兄蔣義芝，交情不錯。他賞識周榆瑞的中英文水平，有意錄取其為文員，但遭到張道藩與程天放兩位上司的阻撓，指出周榆瑞“思想偏激，似不宜錄用”。這樣，周榆瑞失去了一次好機會，令他對國民黨當局更加不滿。其後，他高不成，低難就，一度失業，寄居於抗戰紀念堂附近中國電影製片廠一宿舍，託庇於在該廠擔任上校銜科長的表兄。為謀生計，他協助翻譯一些用以宣傳中國抗戰的新聞解說詞，漢譯英，再由國際宣傳處轉至駐重慶的美、英大使館，發回國內。曾虛白同情周榆瑞的困難處境，付酬從高，且托電影廠廠長鄭用之給予適當關照。周榆瑞也因此而積攢了一點錢。

周榆瑞對重慶國民黨上層官場的腐敗昏庸一向厭惡，曾化名發表過一些詩文，痛加批判。他嚮往歐美國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一度主動與有英國背景的《國際評論》半月刊的負責人郝侃羅堅白接觸，多次一塊吃西餐、喝咖啡，縱論抗戰時局與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的戰局。殊不知這種交往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因為蔣介石與丘吉爾為首的英國政府一向有很深的矛盾。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攻香港又席捲東南亞，攻佔馬來亞、新加坡等英帝國殖民地，英國才被迫開放滇緬公路，與中國結盟，共抗強敵。戴笠的軍統一直暗中監視重慶的英國外交官與親英人士的活動。周榆瑞再一次上了黑名單。他得到表兄警告后，不免膽顫心驚，安分多了。

尋思再三，周榆瑞索性去了昆明，入西南聯大，任清華大學外語系助教，后升為講師。在西南聯大，周榆瑞有幸又見到朱自清、林宰平、聞一多等舊日師長。在這些師長中，周榆瑞平日最仰慕的是詩人聞一多教授，在生活上處處效仿聞一多：改穿中式長袍，手上不離英國產橡木煙斗，自謂“半中半洋，中西結合”。在待人接物方面，周榆瑞謙恭有禮，學了英國紳士的風度。他似乎成熟多了，變得胸有城府，勤于思考。1942年，經重慶英國大使館推薦，周榆瑞去廣西桂林英國新聞處任編輯主任，后改任新聞官。他憑藉其特殊的地位為《大公報》等大報采寫了不少生動的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鼓吹堅持抗日，反對與共產黨鬧摩擦、對日寇妥協。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

身為英國新聞官與美國情報局高級譯員卻成為八路軍辦事處座上常客

周榆瑞調回重慶后，曾應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處長周怡之邀赴曾家岩(紅岩)作客。在辦事處，周榆瑞見到了中共負責人董必武和副處長錢之光等人。他發覺這些共產黨幹部待人親切溫和而真誠，生活樸素。他們談得很投機，還一道共進午餐，無非是二素一葷和一大盆榨菜蛋湯，沒有酒水佐餐助興，茶葉也很一般，是低檔炒青。這令周榆瑞很感動，他在分手時提出想要拜會久已仰慕的周恩來先生，周怡告訴他周先生回延安去辦公務了，以後如果雙方方便，一定作出安排。

與周榆瑞打交道較多的是年青精幹又瀟灑才氣逼人的周怡(他已在全國解放前夕辭世)。周怡文化高，氣質俊朗、儒雅，由於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受到教誨與熏陶。周怡、錢之光等人待人接物都很親切平和，禮儀周正。周榆瑞有意無意間向周怡透露了很多頗有價值的有關國民黨上層的情報。他曾講到，據說蔣介石已秘密批准由軍統宣傳處出面搞一個“中共非常委員會”,具體負責人是黃逸公上校，對外界說是軍統調研員張國燾提議搞的，意在利用張氏在共產黨內殘存的一點影響，實際上這是由已被捕叛變的中共南方局委員郭乾輝建議搞的。該會目的在於攻擊誣衊八路軍新四軍抗日不力，熱衷於奪地盤，還對毛澤東等中共領袖進行攻擊。名單上的所謂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27人都是編造的。此外，周榆瑞還弄來葉青(即任卓宣，中共叛徒，著有《我為孫文學說而戰》等多種著作)不久前在重慶浮屠關中央訓練團作的反共報告“攻心戰”的有關材料等。周怡對這些情報相當重視，他將有關情況向周恩來作了詳細彙報，也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

周恩來考慮再三后，決定接見周榆瑞。這回接見仍是在曾家岩的辦事處進行的。周恩來平易近人，談鋒甚健，對周榆瑞的追求進步予以肯定，還稱讚他寫的採訪文章好，文筆生動感人，遠非《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國民黨報紙的記者所能相比。這令周榆瑞大為感動，同時也不免有些得意：原來這位傑出的共產黨領袖人物居然在百忙中讀過他寫的許多小文章！周恩來詳細詢問了桂林、柳州、貴陽等地的情況，對陳納德指揮的美國援華空軍14航空隊在廣西抗擊日本空軍，並協助張發奎第四戰區、余漢謀第七戰區作戰的情況問得很周詳，還對美國空軍的表現甚為讚賞。談話在親切的氣氛中結束。周恩來與周榆瑞兩次緊緊地握手，感謝他的來訪，同時話鋒一轉，語重心長地說道:“周先生，實不相瞞，我們這一兩年來在重慶也曾聽到一些有關你的負面反映，說你為英國軍情五處收集了大量的有關國共兩黨共同抗日作戰的資料，不知你是不是無心之下被英國盟友利用了?”周榆瑞聽了這些話，臉色頓變，連呼冤枉，辯解說:“周公，我雖為英國新聞處工作，但只是例行職責而已，我不可能背叛祖國為英國人效勞。對英國人，我保持著一定的戒心，批評過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認為英國情報人員潛往西康昌都和西藏地區煽動藏族同胞鬧獨立、抗交稅賦，是破壞中英友好的行徑。如實對你說吧，我倒是利用同英國方面的關係為貴黨弄到一些可能很有價值的情報……我敢說，我是個民族至上主義者，是個愛國者!”周恩來含笑聽完了他的表白，意味深長地點點頭:“周先生，請別介意，我正因把你當成我們的真誠朋友才坦誠相見。非常感謝你對我們的幫助，相信我們的友誼定能保持下去。”周榆瑞這才釋然。

1944年8月，周榆瑞受聘為美國戰時情報局高級翻譯員，待遇優厚。他時常與中美合作所副所長梅樂斯海軍准將、情報局重慶分站站長霍利福德等美國情報官打交道。美國戰時情報局長杜諾萬中將來華視察工作，周榆瑞擔任其譯員，見到蔣介石夫婦、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等要人，見了不少世面，閱歷大增。以後，周榆瑞仍常前往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與周怡、錢之光乃至董必武、周恩來飲茶交談，還常共進晚餐，談笑風生。由於他的身份較特殊，軍統、中統也都對他無可奈何，只是例行監視跟蹤而已。戴笠曾向梅樂斯進言，說擔心這個周榆瑞會向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泄露黨國軍政秘密情報。梅樂斯則付之一笑，認為這位軍統局長太多慮，他倒是認為可以通過周榆瑞的活動間接了解中共方面的一些真實想法，增進了解，讓反共成性的戴笠碰了一鼻子灰。

20世紀90年代初，筆者曾見到中南某省一張小報上刊登一文，將周怡與周榆瑞混為一人，稱周榆瑞乃是英國軍情五處高級特工，奉命打入重慶中共辦事處，化名周怡，企圖伺機加害周恩來云云，實與史實不符。

《侍衛官日記》出版后，離開香港，去了英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周榆瑞即脫離美國戰時情報局，謝絕美國有關方面的再三盛情赴美邀請，偕妻兒去了上海，在淮海中路霞飛坊三弄租房定居，打算定下心來翻譯幾本美英文化名著。

這一時期，國民黨接收大員到各地大搞“五子登科”,貪污腐敗成風，引致民怨沸騰。而且，蔣介石處心積慮想發動反共的全面內戰。周榆瑞對時局不滿，在滬上與喬冠華、金仲華、徐鑄成、宦鄉等革命進步文化界人士時有接觸，耳濡目染，頗受影響。其間，他舊日好友、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李荊孫痛感手下人才匱乏，報紙辦得沒生氣，再三邀請周榆瑞去南京共事，但被婉拒。

1946年5月，周榆瑞擔任上海《大公報》駐南京外交記者，來到南京借住於新街口青石街《中央日報》員工宿舍。他交際廣，朋友多，為人又豪爽，弄到大量官場內幕秘聞資料和外交新聞。尤為重要的是他與駐南京的美國、英國大使館和新聞處都保持良好的關係，討了不少便宜，如能優先弄到外交新聞材料，令不少記者同行自嘆不如。

那期，內戰已呈一觸即發之勢，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上將奉命來華調停國共兩黨分歧，外交談判成為重要新聞焦點。周榆瑞曾隨同記者團去淮陰採訪過軍事調停小組的國共雙方代表及美國代表，他也曾去北平、宣化店等談判調停地點進行採訪。馬歇爾為了完成調停任務，曾七次上避暑勝地廬山見蔣介石，磋商問題。周榆瑞也幾次登上廬山進行採訪。在廬山因得到國民黨中宣部高官曾虛白、魏景蒙等人的關照，周榆瑞的採訪很成功，還認識了幾位侍衛官，遂觸動了寫一部以蔣介石身邊的侍衛官的角度敘述國民黨核心層生活內幕的小說的靈感。自此後，周榆瑞著重收集有關資料進行準備。

1949年，周榆瑞離開南京，赴香港，任職於香港《大公報》,工作有出色表現。當時《大公報》已被我國政府接管，投入資金進行了改版、擴版，成為在香港宣傳社會主義祖國的重要陣地。周榆瑞在香港完成了《侍衛官雜記》一書的初稿。

他作為“紅色報刊”的記者，卻受到港英當局的較高禮遇。英國駐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幾次召見他，邀他共飲咖啡共進西餐。還請他向北京中共高層傳遞一些不便於通過外交途徑傳遞的重要信息，如港英當局擬如何處置國民黨資委會儲存在香港油麻地倉庫的大量物資等。周榆瑞的真實面目曾引起香港不少人士的猜測。親台灣的《星島晚報》曾有文章影射周氏是英帝國的高級情報人員，月月領取不菲的英鎊津貼。實際上，周榆瑞生活上保持低調，行事交際從不張揚。但他又曾幾次出示他當年在重慶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樓下與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周怡等共產黨人合拍的照片，令人們大為吃驚，感到很難吃得准他究竟是何樣人物，於是，他的身份便成了謎。

1952年9月，周榆瑞被調回北京。初在外語學院執教，四年後，他擔任中央文化部顧問兼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協助廖承志、方方等領導同志起草制定若干僑務文件，為切實保護海外僑胞利益做過不少實際工作。他的夫人仍在北京外語學院擔任教授。夫婦倆翻譯過七本美、英文學名著，如《大衛高柏菲爾》、《喬叟故事集》、《英國文學史》等。周榆瑞還應邀加入中國作協。1957年1月，周榆瑞夫婦獲得去香港的簽證，去了香港，周應《大公報》負責人費彝民之邀兼該報專欄記者。數月後，他出人意料地發表聲明，宣布脫離《大公報》,並辭去在北京擔任的一應職務，表示他崇信“自由民主”的神聖理念，反對黨派鬥爭，立志做一個“精神上開放自由的作家”。他的“聲明”驚動港、澳，他又成為新聞人物。月余后，周榆瑞的《侍衛官雜記》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人們爭相購閱，七萬冊竟一銷而空，很快又再版，可謂一炮走紅，香港好幾家報紙競相連載。

但這部好評如潮的小說卻激怒了台灣國民黨方面，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尤為憤慨。蔣經國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稱:“這本書，很無聊庸俗，足見作者的人品很有問題，對我個人進行的人身攻擊、污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台灣宣布《侍衛官雜記》為甲種禁書，嚴加查禁。代表台灣“中華民國”立場的右翼報紙《信報》對周榆瑞發出警告，稱周是中共派駐香港的高級文化間諜，是個企圖搞亂香港文化界的危險人物……這種說法令不明就裡的港人將信將疑，社會上對周榆瑞的議論甚多，他有口難辯，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整日生活在驚恐之中。保密局特務谷正文還策劃了1957年8月香港羅便臣道上的撞車事件。

當日晚上，華燈璀璨，周榆瑞駕駛一輛用版稅新買的英國產小汽車駛上羅便臣道，發現被身份不明的人駕車跟蹤，很緊張。他故意放慢車速打算停到一電話間門口打電話向警署報警。這時，迎面又駛來一輛舊的小汽車撞向周的座車，撞擊力使周榆瑞受了點輕傷。對方車上下來二男子，欲襲擊他，將他的車窗砸破。他大聲呼救，千鈞一髮之際幸有一警車趕到，才逃過此劫。不久，為人身安全計，周榆瑞夫婦一家遷居英國，定居倫敦，以著譯為業，著有英文小說集《彷徨與抉擇》、《龍與鳳》、《陪都舊憶》等。他還常為香港幾家報刊寫稿。由於投稿出書關係，周榆瑞與主持《新聞天地》的卜少夫、主持《明報》的知名武俠小說家金庸、主辦《亞洲文化評論》的陳孝威等人結為好友。得到港英當局作出的“絕對保證人身安全”的承諾后，他曾多次返回香港小住。

大陸於1960年出版了《侍衛官日記》,甚受歡迎，一版再版。但周榆瑞已不能再回祖國大陸。1965年他擔任台灣《聯合報》駐倫敦特派員。70年代中後期，周榆瑞又完成了封筆之作《紅朝人物誌》。這部書中儘管讚揚了周恩來、彭德懷、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但出於種種原因，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台灣也拒絕出版。

上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我國出版了一本《侍衛官日記》。書分上下兩集，共40餘萬字。它與唐人(嚴慶澍)的《金陵春夢》一樣，為“內部發行”,作者署名宋喬。這本書以自稱為蔣介石侍衛官的第一人稱為敘述角度，以日記體形式寫了抗戰勝利前後陪都重慶至南京的國民黨高層的爭權奪利、勾心鬥角、聲色犬馬、光怪陸離的一連串故事。其中如蔣介石與陳小姐的偷情勾搭，引起宋美齡的醋海風波,“太子”蔣經國返回南京上

夫子廟鬼混，與美艷歌女小桃紅摟抱調情，又與在夫子廟秦樓楚館鬼混淫樂的軍統特務頭目發生衝突，大打出手,“太子”及手下侍衛官兄弟倚仗權勢，大出風頭等等，寫得生動曲折，引人入勝。整部小說幽默潑辣，恣肆酣暢，嬉笑怒罵，信手拈來。其風格迥然不同於歷史紀實小說《金陵春夢》,卻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社會影響雖還比不上《金陵春夢》,但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各階層讀者，雖名曰“內部發行”,實際上卻流傳甚廣。

至於作者宋喬，他究竟是何人？社會上較流行的說法是宋喬本乃蔣政權侍從室一侍衛官，有少校軍銜,50年代中期因得罪了在台灣已漸次執掌國民黨黨政軍部分實權的蔣經國，險遭殺害，后逃亡海外，出於報復而創作出以自身經歷為依據的《侍衛官日記》。海外和我國香港已披露：宋喬乃是作家周榆瑞的化名。

1939年夏，他在重慶與有“才女”之稱的鐘唯真小姐結婚。鍾唯真大學畢業，有文才，善詩文，人品端莊賢淑，風雅脫俗。自此後，她與周榆瑞夫唱婦隨，伉儷情深，相依相伴40年。

1980年3月26日周榆瑞在倫敦鬱鬱而終，埋骨異域，享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