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瓦利斯

諾瓦利斯（Novalis）德國詩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原名格奧爾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弗萊赫爾·馮·哈登貝格。

1772年5月2日生於曼斯菲爾德附近的上維德施泰德一貴族世家，從小受到嚴格的宗教教育。1790年在耶拿隨費希特學習哲學，並結識席勒。1791至1793年在萊比錫大學學習。后在法院、鹽務局供職，並與早期浪漫派作家弗·施萊格爾等交往。1801年3月25日因罹患肺結核死於魏森菲爾斯。

諾瓦利斯受洗時取名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作為家裡的長子，他給父母帶來了無窮的歡樂。虔誠的父母，把他視為上帝的恩賜。諾瓦利斯出生的時代是和一系列重要人物聯繫在一起的：拿破崙、梅特尼希、黑格爾、荷爾德林、貝多芬、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路德維希·蒂克，等等。這些人物預示了那個時代的成熟，無論是對於社會生活的決定性轉變，還是對於精神生活的決定性轉變，都是如此。關於諾瓦利斯的出生，可說的並不多。哈登貝格家是古老的下薩克森貴族，但此時已不再那麼顯赫。祖先迪特里希·封·哈登貝格生活在十二、十三世紀之交，那是中世紀詩歌的繁榮時期。迪特里希的幼子京特獲得了一片墾荒地產，編年史作者明白地報道：“住在那裡的京特血統的人，叫墾荒的諾瓦利。”諾瓦利斯的父親海因里希·烏爾里希·埃拉斯穆斯·封·哈登貝格出生於1738年，曾受過管理與礦山開採的專業訓練。他於1764年結婚，但他的妻子1769年就去世了。這喚起了他靈魂深處的不安，使他陷入了虔敬主義的宗教迷狂。1770年，32歲的他再度結婚。妻子奧古斯特娥·貝恩哈迪內·封·比爾齊時年20歲，此後，她陸續為丈夫生了十一個孩子。在最後一個孩子出生的時候，她已超過了45歲。在這十一個孩子中，有一個死於13歲，有8個死在20歲至30歲之間，有一個死於37歲，僅有一個孩子，即兒子安東，活過了他的母親，他在44歲時死去。

父親是一家之主，其虔誠的罪惡意識從精神上控制和支配著整個家庭。他為孩子們主持宗教課時聲色俱厲，這一點曾令來訪的路德維希·蒂克甚為驚訝。嚴格近乎苛刻，愛便難於來得那麼自然。孩子們，尤其是幾個兒子的愛的力量，便都集中到母親身上。她是一個聰慧、敏感而又富有理解力的女子。諾瓦利斯與母親感情尤其好，直至成年對起其母始終深懷熱愛與感激。與其他兄弟姐妹相比，幼年的諾瓦利斯體弱多病且智力遲鈍。1780年，諾瓦利斯孩童生活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那一年他九歲，不幸患了痢疾，以及作為此病後果的胃下垂。在使用了令人痛苦的刺激藥物並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療養之後，他的健康狀況才得以改善。而經此一病，他的心智似乎一下子蘇醒了。父親對長子的關注也隨著他的思想的迅速發展而不斷增加，去旅行時偶爾也會帶上他。1783年，他將諾瓦利斯送到年長自己十歲的兄長（即諾瓦利斯的叔父）戈特羅布·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那裡暫住。叔父是條頓騎士團的一個領地管轄者，居住在赫爾姆施泰特和沃爾芬比特爾之間的盧克盧姆城堡。在他那裡，正在成長起來的諾瓦利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盧克盧姆寬廣的、裝飾良好的莊園住宅存在著另一種氛圍，透露出一種別樣的氣息、一種善交際應對的懶散。這位騎士團首領在與家連在一起的教堂里有完全獨立的席位，在他樂意時，甚至可以身著家常晨服列席禮拜。洛可可風格帶著逐漸淡薄的光彩走到了嚴格的虔信派教徒的苦行面前。作為留著假髮辮子、身著閃光的甲胄、佩帶著騎士團大十字勳章的洛可可式貴族騎士，這位主人甚至還讓人為自己畫了像。諾瓦利斯在盧克盧姆逗留了多久並不為他人所確知。然而，從這位騎士團首領給他弟弟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這中環境對這個十二歲的孩子不無深刻影響卻不容置疑：我心情舒暢，弗里茨重新尋獲了自己並步入了生活的常軌，我決然不想再讓他離開這正軌了；我的家因他的心意而太過緊張了，他變得非常挑剔，而且我看到太多的陌生人，也不能阻止在我的飯桌旁談論許多對他並沒有什麼用處和助益的東西。而在諾瓦利斯的眼裡，叔父則是個堅定正直並嚴格忠實於自己原則的人。他促誡孩子們勤奮而知足。在諾瓦利斯看來，叔父非常依戀於出身和地位的優越，而父親對這兩者都只付之一笑而已。

由於家庭經濟原因，埃拉斯穆斯·封·哈登貝格於1784年謀求了庫爾薩克森鹽場阿特恩、克森和迪倫貝格的一個空缺的場長職位。每年可獲貼補薪水650塔勒，附加條件是在迪倫貝格附近建立長期居所。1785年，埃拉斯穆斯舉家遷居魏森費爾斯。這個地方就成了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生活圈子的中心，他從這裡出發，又總是返回這裡。此時的魏森費爾斯是個人口只有3800左右的小城，但商業貿易和豐富學識的中心萊比錫，距此只有大約30公里。在西南有大學城耶拿，一個上午便可順利到達；在西面不遠，是擁有大約6000人口的魏瑪，部長歌德、總軍需官赫德爾和樞秘官維蘭德都是那裡的居民。這就是對諾瓦利斯生活區域的一個簡單的描述。諾瓦利斯一家遷居以後，宗教傳統繼續得到保持。他認真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古典文化在他內心裡蘊藉為巨大的精神財富。他喜歡閱讀詩歌與童話，同時憑藉勤奮和自律與體質上的衰弱頑強搏鬥。

1790年，諾瓦利斯在艾斯萊本以數個月的文科中學生活結束了他的基礎教育。該中學當時是由克里斯蒂安·達維德·雅尼領導。他作為一本拉丁語詩學的作者和賀拉斯（Horaz）作品的出版者而享有很高的科學聲望。很明顯，他能夠把自身的熱情甚至狂熱傳遞給學生，因為諾瓦利斯從來未丟棄對於賀拉斯的偏愛，這由許多（部分還非常成功）的翻譯嘗試可以得到證明。所有課時中，有將近一半花在了希臘語和拉丁語的作家的研究上。雅尼於1790年10月去世。諾瓦利斯在攻讀法學之前，回魏森費爾斯呆了不長一段時間。

父親為他指定了一條在薩克森任國家公職的人生道路，然而對美的科學的偏愛卻在他內心裡發展成了更為強大的力量。除了拉丁語和希臘語作家外，正在蓬勃發展的德語文學也使諾瓦利斯很感興趣。萊辛、歌德和席勒代表了戲劇，維蘭德是小說的領軍人物，而在抒情詩人的輪舞中，繼克洛普施托克之後，產生了烏茨和格萊姆、拉姆勒和戈特爾（Gotter）、赫爾提（Hoelty）、比格爾和弗里德里希·萊奧波德·封·施托爾貝格等眾多優秀詩人。他們都是年輕詩人學習的對象。諾瓦利斯於1788至1790年間創作了300多首詩歌，這遠遠超過了他後期抒情作品的規模。此外，這個時期他還寫出了大量的、部分未完成的詩體敘事、寓言、戲劇殘篇、小說開頭和翻譯作品。它們集中於對人的思想、信仰和知識等領域的探索，同時也記錄了詩人純真的經歷體會和生活感覺。這些作品尚有模仿痕迹，但從中已可發現諾瓦利斯自己的聲音，初步展示了年輕詩人大有希望的天賦。

此時，諾瓦利斯將歷史視為過去、未來的有機整體的想法尚未完全系統化，但首先從德國聖林同盟（又名哥丁根林苑詩人，1772--1774）的詩歌中接受了一個被美化了的從前的回憶，並與對當下缺弊的抱怨和對一個更富有、更和諧的未來的預感聯繫起來，多方面地反映和投射到他這一時期的詩歌中，並發展成為他後期歷史觀的基本主題。1789年5月，戈特弗里德·奧古斯特·比格爾到朗根多夫（Langendorf）看望他的姐姐，那裡距魏森費爾斯僅一里左右。諾瓦利斯乘機與之通信、見面，並建立了師生般的友誼。比格爾的影響在諾瓦利斯的詩歌中有跡可尋，但卻並未為諾瓦利斯打開通向詩歌王國的大門。當年輕的大學生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在耶拿與弗里德里希·席勒相遇時，後者剛在一篇對比格爾詩歌的尖銳批評的評論中，將之批評為一種“柔弱的、幼稚的聲音”，並向詩人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儘可能使他的個性變得高貴，凈化為純粹的、壯美的人性”。

1790年10月23日，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在耶拿大學獲准註冊為法學專業的大學生。耶拿，時為擁有4500人的城市，容納了800多名大學生，它的大學是德國中部地區除了哈勒之外最大的大學。重要學者移居此處，使她在18世紀最後十年裡在思想上達到領先地位。卡爾·萊昂哈德·賴因霍爾德在那裡講授伊馬努埃爾·康德的新哲學，並在大學生心中喚起了對於哲學的興趣。在哈登貝格開始大學學習之前一年半的時候，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耶拿舉行了大學教授就職后首次講座，主題是關於謀生學者與哲學頭腦之間的區別。

1790年至1791年的冬季學期，他講授歐洲諸國史和十字軍東征史。其時，諾瓦利斯便懷著崇敬、的心情坐在下面，欽佩地仰視著這位才三十一歲的歷史學與哲學副教授，認真地傾聽他講課。作為他非常敬重人，席勒不僅是歷史學家，他在他的《堂·卡洛斯》（Don Carlos）（1787年）一劇中高唱友誼的讚歌，並且他也還是位抒情詩人，他在詩歌如《藝術家》和引起爭議的《希臘諸神》中提出並回答了藝術對於社會的關係、天國的和世俗的權威等重要的問題。還在與他結識之前，諾瓦利斯就動手寫了一篇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辯護，為《希臘諸神》反對假虔誠的信徒和其他狂熱分子作辯護。1791年1月，席勒不幸患了重病。據席勒的嫂子卡蘿莉內·封·沃爾措根記載，當時有不少學生都熱情地照顧席勒，而諾瓦利斯正是第一個親密地接近席勒並為他提供衷心的看護的人。

有證據表明，席勒對這位十九歲的大學生的影響是多麼深刻而持久。維蘭德出版的《新條頓的墨丘利》於1791年4月發表了哈登貝格的《一個少年的泣訴》。這是諾瓦利斯第一次公開發表作品，維蘭德在一條腳註中也稱讚“今天在少年中少見如此的謙遜，美慧女神和繆斯女神已繞著年輕的詩人飄舞，將他引誘向愉快的、但卻太過柔弱的享受。”席勒與諾瓦利斯之間的相遇和交往已不再局限於詩壇前輩與詩壇新秀之間---如同比格爾之於諾瓦利斯那樣---的“影響---接受”範圍，而是觸發了諾瓦利斯自我認識的進程。席勒成了諾瓦利斯（一個）“人”的榜樣，他能夠從厄運那裡奪取內心力量的和諧，力量將德行與美麗、內在精神世界與外部現象結合成合乎道德的優雅，以此顯示出解決生命難題的可能途徑，在這能夠產生激情的、被印象和感覺催逼、困擾著的青年面前展現出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諾瓦利斯卻並未嚴格地沿著席勒所指出的人性的完善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執著於向自身內在心靈侵凌，深入到他複雜的精神或心靈結構中去了。也正因如此，諾瓦利斯才得以擺脫詩歌創作中仿效之弊，而實現了向著終生目標的自我理解和個性品格的強化。諾瓦利斯青少年時期的創作到1791年就結束了，除了一些即興詩歌之外，後來在完全改變了的情況下，詩人才在其中突顯出來。

諾瓦利斯在耶拿呆了僅不足一年，隨後便轉遷到萊比錫大學。萊比錫，有“小巴黎”之稱，擁有30000人口，是諾瓦利斯踏進的第一個大城市。它的商品博覽交易會使它成為東西方之間最大的轉運中心；音樂和藝術在城市新貴的資助、促進和支持下繁榮起來。這裡的大學雖以大約650名學生的規模小於耶拿和哈勒，但人們認為她更高貴而有教養，並被深深地打上了富有騎士風範的大學生的典型的烙印。在這裡，市民階級的大學生數量要少於其他大學，甚至過了十八世紀末，貴族大學生仍擁有諸如聽課中的榮譽席之類的特權。但也就在這個時期，法國革命的變動開始對中歐國家的市民產生直接的影響。1792年4月20日，立法會議在巴黎作出決議，決定向奧地利宣戰。普魯士是奧地利的結盟國家，薩克森—魏瑪在第一次同盟戰爭中派出了一支軍隊，諾瓦利斯那比自己小四歲弟弟卡爾·封·哈登貝格也在其中服役。然而年輕一代的同情卻更多地放在了萊茵河那邊試圖建立一個新的、相對於舊的習俗和慣例來說自由的社會的那些人身上。諾瓦利斯在回顧往昔時承認，當時的民主潮流使他背棄了過去的貴族的信念，儘管他沒有像克洛普施托克、施托爾貝格或荷爾德林等人那樣如此狂熱的宣示流傳下來，也沒有像年輕的舍林（Schelling）那樣翻譯出馬賽曲。

儘管如此，這對於他而言仍是內心騷動、紛擾最為強烈的一個時期。這騷動尤其是通過與一個人的相遇而受到推動。此後，他與這個人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繫並與之一起為浪漫主義的概念賦予了內涵和深度。這個人便是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他比諾瓦利斯大七周零四天，比諾瓦利斯早半年成為萊比錫大學的學生。施萊格爾在1792年1月給他哥哥奧古斯特·威廉的信中，強烈地表達了對於諾瓦利斯的好感，並對兩人之間的趣味相投深信不疑。他非常讚賞諾瓦利斯的靈敏的理解力和易感性。他認為，哲學研究使諾瓦利斯輕鬆地形成了豐美的富於哲理、有獨到見解的思想。他說：“他（諾瓦利斯）不是致力於真，而是致力於美。”根據施萊格爾的看法，諾瓦利斯最喜愛的作家是柏拉圖和黑默斯特爾胡易斯。

1792年年底，諾瓦利斯滿懷激情地愛上了一位名叫尤麗葉的萊比錫女孩。諾瓦利斯對這一關係顯然是認真的，但父親對此卻缺乏理解。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擔心由於年輕人的狂熱關於學習的良好決心會退居次要地位，還因為在他對社會地位、身份的優越感非常厭惡和反感的情況下，這在這位老男爵面前呈現為一樁最不受歡迎的、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尤麗葉出身於資產階級。父親的怒氣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此後，諾瓦利斯於1793年5月只得帶著遺憾與不滿離開了萊比錫。此前，他向父親表達了想成為軍人的強烈意願。這一熱情洋溢的浪漫計劃，在戰爭動蕩的時代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也迅速而乏味地不了了之。哈登貝格家惡劣的經濟狀況排除了諾瓦利斯在騎兵對或選帝侯騎兵中服役的可能，於是這樣一條生活教訓便被揭示在他面前：有了錢處處都好，沒有錢就只能過一種不幸的生活。結果只能斷念和放棄：在法學學習結束時於1793年4月轉如維滕堡大學。

在那裡，諾瓦利斯又回復到平凡的、謙朴的境況。如果說萊比錫大學生被看作衣著時髦考究的人、耶拿大學生被看作誇誇其談的人，那麼大約250名維滕堡大學生則被看作“吝嗇的極端”、“不走運的可憐鬼”而聲名狼藉。然而，諾瓦利斯卻在那裡找到了出色的老師，並在一位女教授家獲得了包供午餐。與此同時，諾瓦利斯繼續與施萊格爾保持聯繫。施萊格爾在一封信中對諾瓦利斯說到：你在最簡單的事物中覓求隱秘，甚至使你的想象過分誇張了；你看得很深刻，但卻很少抓住一個非常宏觀的整體。在不斷的自我反省中---（這種反省）從他對席勒的傾訴中可以看得出來，諾瓦利斯帶著逐漸增加的懷疑關注自身，但同時還是試圖通過自我教育達到和諧，實現男子氣概。鴻溝看來是不可逾越的。苦行主義的嚴格信仰、狂熱的宗教虔敬、迫不得已的頑強不屈和順從遷就的愛在他的教養中交匯。青春期的障礙通過自然天性與社會道德之間的對立被加強了，這種對立是年輕的貴族必然要在自己身上體驗到的。最終對於等級特權的傳統的想法和觀念從根本上發生抵觸，古老的貴族的信念和新的民主潮流，而對於德國而言，還沒有解決這樣一個衝突的前景。1794年6月14日，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的學習時期以參加國家法學考試---成績第一---在維滕堡結束了。他重新回到了魏森費爾斯的家園，並於同年8月1日，懷著新獲自由與獨立的情感，瞻前顧後，致信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我整個個性獲得了一個智慧的飛躍。這句話不僅對於諾瓦利斯此刻的心緒，而且對於他整個個性人格都是特有的。在他學習時期的末了形成了一種明確的使命——傳教佈道意識，這種超越了自我教育的普遍的責任與負責的情感，此後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現在是訂婚期的日子---還自由而無拘無束，但已限定於自由選擇之外---我焦急地渴盼新婚夜、婚期和子孫。要是天國[上帝]想要我的新婚夜成為——對專制與監獄來說——一個聖巴托羅繆之夜，那麼我要歡慶幸福的婚姻生活。”

1794年11月初，諾瓦利斯作為見習生在區行政官克萊斯汀·奧古斯特·尤斯特領導下的泰恩施泰特縣政府就職。尤斯特是一個因他的知識淵博如同因他的教養坦率和博愛而很有名望的人物。當時，他已經44歲了，但還是單身漢，家務則由他的侄女卡蘿莉內料理。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搬到了他的家裡，並很快成了他老師的知己和朋友。後來，尤斯特還成了諾瓦利斯的第一個傳記作者，在1805年對諾瓦利斯的描述中，熱情地讚賞了諾瓦利斯的聰慧、堅毅、勤勉和工作才能。

大約在1795年年底，諾瓦利斯開始認真細緻、縝密透徹地分析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的哲學。他本著非常嚴肅的意圖來吸納費希特的思想。他一方面想從哲學體繫上完善自己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對費西特學說的研究中找到一條新的道路，從而將他邈遠的生命置於牢固堅實的基礎之上。於是，自我教育和忠於自己“天職”、使命的動機再次凸現出來。諾瓦利斯於1795年夏天在耶拿的尼特哈默爾（Niethammer）教授家裡與費希特初次相識。那一晚，荷爾德林也作客於此，這可能是兩位詩人一生中唯一一次相遇。根據尼特哈默爾的記載，他們談論了許多關於宗教信仰與神啟的話題，“對於哲學而言，還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當時費希特聲譽正隆，被人稱為“人權之最勇敢的辯護者”，這種聲望首先是通過他的演講《向歐洲各國君主索回他們迄今壓制的思想自由》和他的《糾正公眾對於法國革命的評論》而建立起來的。這兩篇著作發表於1793年，在隨後的兩年裡，它們使費希特作為深刻而獨特的思想家而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同時，他寫作了關於“科學原理”的不同論文，藉著這些論文，他希望將哲學從空想引向科學，並從辯證法的基本結構中把它推導出來，如同幾乎是同一時期在自然科學（尤其是化學和電學）中所發生的情況那樣。費希特和他的哲學當時首先對年輕的一代產生了影響，這影響在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1798年發表的一篇斷片中已經變得非常清晰。因為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費希特的一系列科學原理、法蘭西革命和歌德的《威廉·邁斯特》，並將這三者稱為“最偉大的時代潮流”。事實上，在費希特的偉大構思中存在革命的熱情，改變的力量應該僅是人類的意識和覺悟本身，而不是向巴士底獄的猛攻和斷頭台。在後來被諾瓦利斯稱為一個“可怕的概念編織物”的費希特哲學的背後，潛藏著自由與必然性在思想中和諧結合的希望，同時還有對其舉足輕重的和決定性的力量的確信。

諾瓦利斯認真細緻地進行他的研究。他作了將近500頁的札記，在這些筆記中，他力圖圍繞費希特的概念和思想形象，侵佔它，延展它，並改造它。費希特在主體與客體的辯證上建立起來的“我”的基本思想，我【Ich】(它)通過對它（N-I）的自身作為一個絕對我的部分的意識的一個非我（N-I）的對立的設定而得以確立，成了他各種獨特思考的出發點。由此產生出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由一種簡單的形式找到對人類命運的漩渦以及那種獨特的生命的規定。那麼在這些研究中有一點非常清楚，那就是諾瓦利斯首先是要得出實踐性的、具體實用的結論。因此，對諾瓦利斯而言，費希特的抽象的論證從一開始就是不充足的。“斯賓諾沙（Spinoza）上升到自然的命題---費希特上升到自我(Ich)的命題，我則上升到上帝(Gott)的命題”，他著重指出並定義上帝為“絕對命題、反命題和綜合命題”，為開始辯證進程的、並圍繞它的更高的統一和協調。由這樣的假定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歷史意識。“人類繁榮茂盛，同時枯萎凋零”,在“費希特研究”中有一處在使用前面那條上帝釋義時這樣寫著。這意味著，用此定義假設和要求的無限中的和諧是始終存在的。人則必須通過認識到自己作為這偉大整體的部分，從而獲得找到與感覺她的力量。浪漫主義的歷史與宇宙觀開始從過去中形成。費希特的目標，在他的哲學中建立主體行動的自由並引導經驗的我達到自我超越的升格，在諾瓦利斯那裡導致了廣泛而深遠的結論。“對於未來的憧憬——若一個千年王國是可能的——所有人都能消除罪惡嗎？”諾瓦利斯問，並且這樣回答：“倘若理性養成已然盡善盡美。”並從對關於完美、典範哲學的研究探索中得出這樣的信條或教義：“人性中的使完善[盡善盡美]原理——人類就不成其為人類——如果一個千年王國非必然到來。這原則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物中——無處不見。真理永存——美善流布——人再次上升——藝術產生——科學出現——只有偶然的、個人的消失——這是暫存者與永恆長在者的戰爭…”但“藝術”對於諾瓦利斯來說，是人之特定的、指向理性教育的意願之概念，因此他才會說：“藝術必須戰勝粗糙的不成形。”此外，對於諾瓦利斯而言，從分析費希特獲得的思想與信念中還可以產生另一條結論：我們（Wir）一提及我們(uns)，我們就談到了種類與個別。我們的我是種類和個別——一般和特殊。我們的我之偶然的或個別的形式只為個別的形式結束和終止——死亡只結束利己主義或自私自利。不久以後他又補充說：你所真正欣悅的，必為你所保有。從此，不僅個別的生命被聯繫到無盡，而且在死亡自身擾人而混亂地侵犯諾瓦利斯生命過程之前，就從哲學的姿態和立場上剝奪了死亡現象的決定性與權力。

哲學為諾瓦利斯提供了力量和內心的自由。在他內心深處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變，1796年7月8日他致信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其中提到：“我最愛的研究歸根到底與我的未婚妻意指相同。她叫索菲（Sophie）——哲學(Philosophie)是我生命之靈魂和了解我自己本身的關鍵。”自1796年2月初以來，哈登貝格又長住魏森費爾斯。與索菲·封·屈恩結婚的打算，促使他儘快尋找一個穩定的職位和一份有保障的收入。由於在普魯士任國家公職的計劃越來越變得遙遙無期，身為鹽場場長的父親最後只好致書薩克森選帝侯，為長子申請一份鹽場文字工作，這申請在1795年12月30日得到了批准。格呂寧根那邊歡騰起來，索菲的未婚夫要到圖林根呆下來了。在跟隨朗根薩爾察很有名的化學家和藥劑師約翰·克里斯蒂安·威格雷普（Johann Christian Wiegleb）短期地學習了一些化學和鹽業知識以後，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與1796年2月就職擔任薩克森鹽場的公務員。他終身都將這份職業視為他的主要工作，並帶著認真態度和獻身精神從事著這一工作。

然而，諾瓦利斯這段時期的生活仍然是很不安寧的。1795年11月，索菲身患重病。先是肝炎，接著是肺結核。在短期的輕微好轉之後，於1796年夏再度複發。索菲被送到耶拿，在8月底之前，由席勒的醫生霍夫拉特·施塔克和另兩位醫生一起，先後對她進行了三次手術。諾瓦利斯趕到耶拿看望索菲，她表現很好，始終愉快開朗而令人安慰。這使得諾瓦利斯尤其愛她。此後，索菲被接到魏森費爾斯諾瓦利斯的家中療養。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來到她的病床前探望，覺得她“很美，很迷人”。九月初，歌德也來對她進行了短暫的探訪，對之產生了良好的印象。就在聖誕節到來之前，索菲又被送回到格呂寧根。這時索菲的病情出現了一次輕微的好轉，這曾令格呂寧根的醫生很樂觀，但這外表只給人以假象。1797年2月初起，索菲的病情就不斷惡化，終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三月初，諾瓦利斯再次到格呂寧根探望索菲，在離開那個地方時，他同時帶走了一種不容置疑的確信——索菲只有幾天可活了，像他在3月14日給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信中所寫的那樣。從情感上來說，他不能在格呂寧根呆更久。五天後——“1797年3月19日，早晨9點，她15歲生日到來之後兩天”——索菲因肺病離開了人世。

索菲·封·屈恩之死經常被看作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誕生的時刻。可是這樣的過程並未那麼簡單地發生。死去的戀人的形象，在諾瓦利斯一些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中，尤其是在《夜之頌歌》中，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且死和對死的克服，對於他而言，成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題。然而在諾瓦利斯後期作品的思想與詩歌形象中阻遏我們的，卻正是長期的內心成熟與發展過程的結果，其根由與其說在於一個儘管也還那麼感人的、一時的短暫事件，倒不如說在於他經由眾多思想湧入而造就的個性的深刻。他對索菲的死，無論是在表面上還是在內心裡都並非意外。最遲是自索菲返回格呂寧根起，儘管醫生有不少樂觀的表示，而對於她的復元的希望卻根本上消失了。在精神上，對費希特哲學的分析使他獲得了對自我之偶然的或個別的形式的相對性的悟解：你所真正喜愛的，必定為你所保有。虔信派教徒的信條和教義，從童年起就已非常熟悉，在對索菲疾苦的印象中在他內心裡重新蘇醒了，以致於當時給朋友施萊格爾留下了完全墮入並沉溺於“亨胡特化”和“絕對狂熱的幻想”的印象。因此，當諾瓦利斯在索菲死前幾周就寫下了這樣近乎預言性的話語時，也就並不使人感到訝異了：我的想象增長，當我的希望下沉的時候——如果這希望完全沉落消逝，且除了界石什麼也沒有留下，那麼我的想象將會達到足夠的高度，以將我提升到我能找到在這裡失去的一切之地。我已及早學會感受我困難的存在，或許這感受正是未來世界最初的生命意識。

然而當他隨後真的面對死亡的決定性時，想象的魔力卻暫時不聽使喚了。他覺得一切都一下子枯死、凄涼荒蕪、麻木無感覺、僵硬不動、獃滯石化了。他在書信中承認，暮氣與衰頹將他包圍了，有一處他談到自己時說，他幾乎要崩潰了，這並不是空洞的悲傷與哀悼之詞，而是他內心狀況的精確的表記。因為諾瓦利斯從不多愁善感，面對死亡也不而且越發不傷感。對堅強和一個目標的追尋探求至此在他有意識的生命上打下了鮮明的印記。在索菲身上，在對新婚夜、婚姻和子孫（後代）的希望中，一個這樣的生命中核似乎要展現了。然而他發覺自己又被推到一種漂浮的、孤寂的、未得諒解的存在之缺乏自信、不定心中去了。

當由他的索菲去世的消息引起的最初的、強烈的麻痹與癱瘓消失時，他逐漸企圖在內心深處找到外部世界拒絕給予他的使命和規定。通向它的道路在他的哲學研究中被指了出來。與此同時，索菲死後一段時間內在諾瓦利斯身上所發生的，卻是一個充滿難以和解與統一起來的矛盾的過程。在1797年3月底給泰恩施泰特的卡蘿莉內·尤斯特的一封長信中，表現出了隨後那段時期他思想中相互交錯的兩個主要動機。一個動機脫胎於他再度孤寂和無望的悟解：要是我的哀傷成為溫柔的火焰，它如此吞沒我，使一陣微風將我化為一堆灰燼，那該多好。難道索菲不支持我的願望嗎？她的生命原來將我的心神的存在束集在一起——自從這思想逸遁，有機的部分就開始分離，並回復到它們的元素。他自己的死應要成為他自損的最明確、最純粹的結果，並且追隨索菲死去的決心，從此以後便如他的記錄一般貫穿著他的思想。

另一個基本主題，與此形成使人驚奇的對照，是對索菲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見的當下的期望。在同一封信中寫道：我獲得了顛峰感悟：太一——堅定的希望，她不會消逝——這希望更會讓我精神振作，似乎索菲能夠且可以向我顯現。我會多麼幸福，當她偶爾向我顯現——慰勵我，使我振作——僅藉著無與倫比的、溫柔而深情的一瞥。而他想從這希望中為自己汲取美妙的熱情；索菲（於他）應成為永恆安寧、和洽、愛、善良、溫柔和謙順之靈魂,永恆的喜悅應賦予他的眼睛和額頭以生氣，他要成為一個真正崇高的人,一個能在自己內心裡感知到使徒的身份之天職的人。這一主題，前面已經說過了，與殉情的想法緊密相連並且到底更是著眼於長存的。而兩者，死與聖徒之尊嚴，在一定程度上結合於崇高人的概念之中，讓·保羅在他的《看不見的包廂》中創造的概念，該書在1795年成了哈登貝格兄弟最喜愛的讀物。這“崇高人”擁有“對於塵世的超拔，一切世俗行為之微不足道和我們心靈與我們位置之間之不成形或奇形怪狀的感受，擺脫紛亂的灌木叢和我們腳邊令人厭惡的誘餌的神情，向死之意願以及凌於雲端之上的目光”。在他內心裡存在這樣一種力量，從更高的視點來觀察和思考生命的力量，由此他將死納入生命之內並從虛假的決定性之如此的克服中獲得重要意義。從一個凌於雲端之上的超驗的[超越感官直覺的]領域的存在之知覺中產生的去向不可見的世界的使命，向上帝和人類所具有的極度崇高之親切的接近，便因而成為變得孤獨者一項新的、儘管還決不非常明晰的使命。進一步的考驗擺在面前。1797年4月14日，他的弟弟埃拉斯穆斯死於肺結核。此前兩天，諾瓦利斯動身去了泰恩施泰特。如同索菲死前一樣，他不堪忍受去作緩慢死亡的見證人。

諾瓦利斯未曾出席索菲的葬禮，直到復活節星期日才第一次去了格呂寧根公墓。他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標，在哲學研究中糾纏於死亡問題，沉溺於虔信派教徒的虔敬傳統中——他正是在這傳統中長大的。因此，人們可以想象，1797年這個復活節對他而言意味著何等深刻的震動。這之後的星期二，即四月十八日，他開始寫日記，這在他那個時期是僅有的，不僅作為一個為了回答對於生命和死亡之意義的最後疑問的探索者的文獻，同時也還作為冷酷無情的[毫無顧忌的]良知考察和對獨特的感受糾纏關注的文獻。他的記錄持續了兩個半月以上，直到他7月初從在泰恩施泰特和格呂寧根的逗留和在哈爾茨山區的一次旅行中最終又返回到魏森費爾斯。在每個日期的後面，他總是添補一個數字，指明那是索菲死後的第多少天——4月18日是第三十一天。

諾瓦利斯帶著一位心理學實驗者的精確性在其日記中所寫下的，決沒有僅僅局限於激動他心靈的東西。日常生活也映現其中，在尤斯特家和在格呂寧根的逗留，後來在哈爾茨的旅行，到父親的陪同哈勒和德紹爾那裡去。文學和哲學研究得到反映。首先，諾瓦利斯是在這段日子裡第一次透徹縝密地深入分析了歌德的《威廉·邁斯特》，或許是為了寫一篇評論，但同時也是為了從中汲取慰藉和增進健康。此外，也正是在這些天，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給他寄了一份用其兄奧古斯特·威廉的譯本剛剛出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樣本。這一偶然事件奇特地觸動了他。羅密歐在被信以為真的朱麗葉的臨終床前泣訴。諾瓦利斯在他的日記中寫下：早上我長久地在植著薔薇的墓旁與小卡蘿莉內交談。我再次看到了羅密歐——他瀏覽了愛德華·楊（Edward Young）的《關於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哀歌或夜思》，而且費希特和讓·保羅的名字也再次出現在他的日記里。

惶恐不安、冷漠和冷酷與悅朗[此概念在諾瓦利斯的日記里聯繫於輕鬆愉快、安詳從容、明亮爽朗、自由無拘、歡樂喜悅、幸福、泰然自若、審慎鎮定、堅定有力、剛強等辭彙。]在諾瓦利斯內心相互抵拒，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形象便陷落和生長在這內心的矛盾衝突里，這形象本當成為一個新的目標、使徒身份之天職的榜樣。他時常去索菲的墓地探望，採摘鮮花——把它們撒在墳墓上——我親密地與她在一起。五月十三日：晚上我到索菲那裡去。在那裡我非常歡悅——閃現狂喜的瞬間——我吹去墳墓如我面前的塵土——數百年如一刻——她的臨近可以感覺得到——我相信，她會一直走近。就在第二天：昨天晚上我在（索菲的）墓旁並經歷了些許狂喜的時刻。

由於其中確然的轉變後來在《夜之頌歌》第三首中重現，因而5月13日的記錄在文學史上特別馳名。人們因之把這“墓邊幻影”看作為諾瓦利斯的詩文創作指路的的原事件，但概觀這段時期的生活檔案，會發現這樣一個斷論相當成問題，完全不考慮在原文中出現一些與讓·保羅《看不見的包廂》中的一段的相似之處，卡爾·封·哈登貝格在事前兩天給兄長的一封信中援引過這一段。主要是日記中其他地方也確實包含——如前面已提及的給卡蘿莉內·尤斯特的那封信——索菲這樣顯現的跡象，在畫像室、在靠背椅上和在墓旁。人們可以不懷疑這些幻象的真實和強度，也同樣少地懷疑，這些幻象不是本能地，而是經過完全有意識的、有準備的心靈的努力而產生的，通過一再勸請，在其自身產生明確的從心所欲，如他在日記里對自己要求的那樣。一切懇召的努力都無濟於事，索菲的肉體形象於他越淡薄，把索菲作為理想形象的想法於他就越強固，這理想形象給了他今後生存一個中心和目標，如同對於在世的原型已經是很明確了的那樣。早在4月14日，耶酥受難節，諾瓦利斯就寫下了這樣的悟解：她是最崇高和諧的、最理想完美的人物之一，在世間已經是且將永遠是。最美好的人必然很象她。兩個半月之後，作為最後記錄之一，他在日記里寫下了這樣的一句：“救世主（指耶酥基督）和索菲”。這不是聖經格言，而是已接受他的未婚妻對他作為人間和天國（今世和來世）的中人的角色的認識和悟解，這與根據宗教學說上帝為拯救人類而委託給耶酥的中間人的角色是可予以比較的。在近乎瀆神的的自由遷徙中一個神話式的虛構的形象從逐漸消失的、塵世的人物形象中產生了。隨著未婚妻形象之轉變，諾瓦利斯先前殉情的決心也改變了。這改變在他記錄中有所體現：在墓旁我忽然想到，通過我的死向人類展示一種至死的忠實——我似乎使這麼一種愛於人類成為可能。他的死因而應當是示範性自然，真正的獻祭,而“救世主與索菲”的註解於這鮮明中獲得了一種奇特的雙重含義。

這樣，最初決心的明晰輪廓逐漸變得模糊不清並與其他早先的意願和希望混合在一起。有些矛盾仍未消除，然而從“自索菲去世便包圍我的無法形容的孤寂想法”中，負有傳教士的職責和使徒身份的新存在的可能性向他顯現了，這為他今後的生命與思想提供了方向。

1797年上半年，諾瓦利斯還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興趣至少導致了一個具體的目標，到弗賴貝格的礦業學院學習。這對於薩克森鹽場的公職人員具有實用意義，但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從更高的立足點研究精確科學，由此力圖對其與看不見的世界的聯繫有所洞見。

可是，計劃的實現被延遲了。11月初，諾瓦利斯才得到選帝侯的批准文書，1797年12月1日，他終於離開了魏森費爾斯。行前的幾周時間被工作和對荷蘭哲學家弗蘭斯·黑默斯特爾胡易斯作品的研究佔滿了。很顯然，諾瓦利斯在耶拿大學學習期間已研究過黑默斯特爾胡易斯，因為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稱他和柏拉圖是諾瓦利斯最喜愛的作家。特別是經由赫德爾和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他們翻譯過那位荷蘭人的著作，其思想在80年代被介紹給德國公眾。一種德譯本全集出版於1797年，但諾瓦利斯看的是他的法文原作。

黑默斯特爾胡易斯的理論認為，整個宇宙存在統一，這是人的理解力達不到的，但卻可能由一種作為天資在人身上蘊藏著的、道德的器官體驗到，在它那裡必落到肥沃的土地上。這裡體現出獨特的思想，且當黑默斯特爾胡易斯將這有待發展的、道德器官的基本力量稱為愛時，更深深觸動了諾瓦利斯相似的心弦。愛揭示了感性的、受限於時間的存在與某種超驗的存在之間的關聯，對此他已多麼強烈地在自己身上親歷到了。此外，對黑默斯特爾胡易斯而言，詩歌是唯一適合於更高的、“道德的”悟解器官的表達：她是“諸神的語言”他曾這樣稱謂詩歌。

12月初，諾瓦利斯抵達弗賴貝格；中途在萊比錫他首次拜訪了舍林，兩人一見如故，共同愉快地探討了幾小時哲學問題。弗賴貝格當時是個擁有9500人口的城市，其中一個公職人員和學者的城市新貴群體起著主導作用。城市的鼎盛時期在十六世紀，即當自中世紀以來經營的銀礦開採出現最大採獲量的時候。薩克森諸侯這一財源的逐漸衰落，以及七年戰爭之後薩克森特殊的經濟困難，於1765年導致了礦業學院的建立，旨在通過它為薩克森國家培養和造就優秀的採礦專業人才。因為只有通過技術的改進和堅實的科學奠基，弗賴貝格礦山開採重新提高才有指望。推動礦業學院建立的兩個人，是弗里德里希·安東·封·海尼茨（Heynitz）——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的一位姑公——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封·奧派爾（Oppel）——其子尤利烏斯·威廉後來成了哈登貝格的恩主。新計劃的目的被實現了：90年代初，弗賴貝格冶銀量再度大幅增長，甚至超過了此前十年裡全部的薩克森礦山的開採量。而於其同時，礦業學院也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科學研究場所，不僅吸引了來自德意志內部的“外國”學生，也吸引了來自各大洲的學生。在哈登貝格時期大約有50至60位大學生在此研究學習，其中有年輕的法蘭西數學家讓-弗蘭西奧伊斯·德·奧布伊松（Jean-François d’Aubuisson）、南美的地質學家和礦業學家約瑟·保尼法齊奧·德·安德拉達·艾·西爾瓦（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還有魏瑪的奧古斯特·封·赫德爾——即約翰·戈特弗里德·封·赫德爾之子。此外，還有來自俄羅斯、丹麥、瑞士和波蘭的大學生。礦業學院最吸引人之處是亞伯拉罕·戈特羅布·維爾訥。他當時48歲，來自上勞齊茨，1775年開始任礦業學院教師，他是通過他的著作《化石之外部特徵》獲得這一職位的。使其與眾不同的，是帶有極度敏感的、科學的、嚴格分析的探索精神和一種對於自然現象近乎天真的獻身精神。這多少令人想起諾瓦利斯後來在其《海因里希·封·奧弗特丁根》中創造的那個老礦工的形象。

此外，礦業學院還有與諾瓦利斯同齡的化學教授威廉·奧古斯特蘭帕迪烏斯（Lampadius），正是通過他，弗賴貝格在自然科學方面達到了時代的高度。1796年他已發現了二硫化碳，且是屬於由拉福伊西爾（Lavoisier）建立的新化學的最堅決的捍衛者。這種化學拋棄了燃燒物質——“火神”燃素的舊理論，並在細緻、精確的研究中認識到了氧氣在燃燒中的重要作用，這可能是隨後幾十年裡對化學發展而言最富有成果的發現。

在隨後幾個月里，諾瓦利斯常去弗賴貝格附近的以美術館[畫廊]和藝術品收藏著稱的德累斯頓以及邁森的七橡樹旅行。1797年的聖誕節，諾瓦利斯就是在七橡樹度過的。在弗賴貝格，諾瓦利斯見到了約翰·阿道夫·封·蒂爾曼。諾瓦利斯是在阿特恩（Artern）認識他的，蒂爾曼曾作為軍官帶兵在那裡駐紮過一段時間。通過他，諾瓦利斯被介紹到礦務局長沙朋蒂爾家裡。蒂爾曼和沙朋蒂爾的長女威廉明妮結了婚。沙朋蒂爾另一個女兒作為宮廷傳道士弗蘭茨·福爾克瑪·賴因哈德的妻子住在德累斯頓，還有兩個女兒和三個兒子住在弗賴貝格的家裡。約翰·弗里德里希·威廉·封·沙朋蒂爾先是礦業學院的數學和物理學教授，但又為了他的礦物局而放棄了這一職位，但也還作為地質學家而獲得可觀的薪水，在這個領域當然是維爾訥一個有力的競爭者。

這個家庭圈子被認為是最和睦、最好客的家庭之一。1798年1月22日，是貝格萊汀·封·沙朋蒂爾夫人的生日，諾瓦利斯為此以阿斯克雷比亞德斯詩節寫下了一首題為《異鄉人》的詩歌。異鄉人——對諾瓦利斯而言，是那些帶著對較為溫暖、較為安寧的故鄉的憶念被摒斥和驅逐到這冷酷的世界中，只有從對將來投宿於一個更宏大而美好的父國中的堅定的期望中精神才得到恢復的人。這些詩行不只是動人的哀訴。在這背後存在著歷史分三步從幸福的過去經過不幸遭到破壞和損害的美好的未來辯證發展的思想。對先前時代作精神的的解釋和分析的痕迹清晰可見，且儘管諾瓦利斯意識到自己還是異鄉人，但正是在這樣的嘗試中，科學開始將獨特的存在編織進更重要的關聯中，發揮出它不可思議的奇妙功效。異鄉人在志同道合者那裡找到了慰藉和力量。不到一年後，他和沙朋蒂爾家最小的女兒尤麗葉訂了婚。

1798年上半年，施萊格爾兄弟決定創辦雜誌《雅典娜神殿》，並邀請最親密的朋友——主要是哈登貝格和施萊爾馬赫合作。1798年復活節，《雅典娜神殿》第一期出版，並刊發了哈登貝格的《花粉》，應他所請，署名諾瓦利斯。《花粉》是一篇斷念集，是“混融的見解”。其中探討的首要問題，是內心世界和外界、超驗的意識和包圍著人的事物與本質之間的內在聯繫。這是自索菲去世就一直為他所糾纏不休的存在問題。他體悟到自己是兩個世界的公民，一個是內部世界的，一個是外部世界的，真正的全哲學研究使得人確然成為他所應是的存在：人能夠隨時是超感覺的、先驗的本質。否則他不是世界公民，他是動物。

這是諾瓦利斯的基本體驗，尤其是前些年的基本體驗，在這裡他將之表達了出來，而這也反映在這樣一個結論中——人去向那更高的彼岸世界當然地需要一個中間人，他具有中項選擇自由，以此隨智慧、教養的增長和品質、才能的提升而變得優雅：物神Fetische、命運Gestirne、動物Tiere、英雄Helden、神祗Goetzen、諸神Goetter、耶酥[一個神人]Ein Gottmensch。他昔日記在日記里的想法，救世主和索菲（Christus und Sophie）的關係，在這裡作為宗教信仰獲得了公開的認可。而這種信仰的傳布，在諾瓦利斯是通過詩歌來實現的：真正的詩人必然總是教士,正如同真正的教士也總是詩人。詩歌既是“諸神的語言”，自然最適合於傳達哲學與宗教思想。因而這些斷片就有望在詩歌中找到茁壯成長的沃土：這種斷片是文學的種子。這裡面當然有空無果實的種子：可是，但願有一些能抽芽長出來！

同年，諾瓦利斯還發表了《信仰與愛或國王與王后》。這是為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王後路易絲寫的斷念集，不過其旨趣卻指向永恆的安寧和持久的和諧。這裡，國王被假定為理想人，基本上也還是一個中間人的形象，只不過是在政治領域而已；最終結果應是所有人都具有王者的才智。即實現所有人的提升，美好的社會和世界家庭達到這遙遠目標的教育的中介是一位國王。曾在索菲身上看到的合乎道德的優雅，那種外部與內部的完美的和諧，也被移植到國家生活中來了：誰要看到並欣悅地獲得永恆的安寧，那就應動身前往柏林並去看看王后。這樣的的宣告固然帶有難以滿足的徵象，,儘管如此毫無疑問諾瓦利斯還是懷著真實的希望寫下他的思想的。如在《花粉》中，對愛與家庭意識最個人化的體驗就已與對思想改變世界的力量的普遍信仰化合在一起了。否則在德國希望應指向何處呢？那兒[國王和國家的智慧、知識界不再一致的地方]，應不再有君主制，《信仰與愛》中這樣寫道。

如果人們在最寬泛的“共和”的意義上接受君主制的概念，諾瓦利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的，那麼一個這樣的思想和力量結合的理想才不會失去其現實意義。

弗賴貝格時期，除了《花粉》和《信仰與愛》之外，諾瓦利斯還寫下了許多其他研究斷片。其中具有特殊文學史意義的，是他首次用“浪漫主義的”概念來標示其外部世界與心靈世界、有限[暫時]與無限[永恆]結合的神秘的思考方式。世界必須浪漫化，如此，人們才會重新尋獲原初的知覺。浪漫化不是別的，只是一種質的提升。原初的所指在這一工作程序中被視為與優化的所指一致了。

《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

1799年12月初，諾瓦利斯從阿特恩（Artern）向財政顧問奧派爾作了有關他的對底下煤炭發現的調查的報告。正是在這些日子、這個地方，他開始了《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的創作。他的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1802)描寫中世紀詩人奧弗特丁根的生平，以與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相對抗。小說探討以神秘的“藍花”為象徵的浪漫派詩歌的價值和本質，語言優美，想象豐富。他還曾計劃編寫一部百科全書。對於諾瓦利斯的評價，有人認為他的世界觀神秘、反動，他歌頌黑夜、死亡、疾病等是消極頹廢；另有人則認為他的消極之中包含著反抗。但對他在藝術上的創新和成就都表示肯定。

對諾瓦利斯而言，小說並不包含確定的結局——它不是一句話的情景和事實。它是一個觀念的生動直觀的實行——實現。而一個思想卻不能被表達到一個句子里。一個思想是一個無限系列的句子。這種思想，早在1798年就已經寫下了。它不僅表明了諾瓦利斯對小說的特殊興趣，而且也萌芽地顯示出他對一部小說應是什麼的設想。這有待表達的思想已存在於他的頭腦中了：它是具有一個愛、安寧與和睦的無限的王國的存在之意識的我與世界的瀰漫。

諾瓦利斯的《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分為兩部分，“整個小說應是詩歌的神化。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在第一部分中成熟為詩人——在第二部分中則作為詩人使詩歌神化，使帶有幸福表情或美好色彩”，1800年2月23日，哈登貝格在給路德維希·蒂克的信中這樣寫道。

儘管諾瓦利斯雄心勃勃，但他的身體卻拒絕為實現他的理想服務。諾瓦利斯自小體弱。據有關資料顯示，可能早在1798年初夏，他已經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至1800年8月，健康狀況一再惡化，勉強拖至1801年3月25日，終於留下未完成的《海因里希·封·奧弗特丁根》的殘稿，離開了這個世界。

《夜頌》

諾瓦利斯的代表作《夜頌》(1800)一詩，是在他的未婚妻去世后寫成，詩中表現了對死者的悼念,追求“永恆之夜的奇妙王國”。他的《宗教歌》一詩表明了他對於基督教的信仰。他認為詩歌的真正的題材和值得追求的內容,是一切神秘的、奇妙的、童話般的東西。在《基督教或歐羅巴》(1826)一文中，他希望出現一個理想化的中世紀社會，人們和睦、知足，一切政治、社會的對抗矛盾全被掩蓋。他抱怨歐洲基督教因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而分裂。他醜化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要求在一個新的持久的教會領導下，建立一個歐洲的國家聯盟。這篇文章體現了“神聖同盟”和天主教反動派的觀點。

1798年5月底，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患了病，於是到波希米亞的溫泉浴場泰普利茨（Teplitz）療養。這個夏天，他在那裡度過了大約四個星期。8月的一個周末，他與舍林、卡蘿莉內和施萊格爾兄弟在德累斯頓相會。他們參觀了古典藝術品博物館，參觀名畫陳列館，特別是其輝煌成就——拉斐爾的（Raffaels）西斯廷聖母像，對他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諾瓦利斯還寫了一首對拉斐爾的聖母的頌歌，發表在《雅典娜神殿》第三期上。從德累斯頓歸來后，諾瓦利斯緊接著就開始寫作他的《普通雜記》，這可以說是百科全書式的資料收集，並堅持這種札記寫作直到他在弗賴貝格學習時期結束。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沙朋蒂爾家的聯繫也更為緊密。自那個夏天開始，諾瓦利斯與尤麗葉經常接近。到聖誕節時，兩人便訂了婚。後來，諾瓦利斯在給尤利烏斯·威廉·封·奧派爾的信中，盛讚了這位“可愛的姑娘”的“溫柔的、謙順的天性”。在他看來，尤麗葉堅貞、值得信賴、溫柔體貼，因而於他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諾瓦利斯卻有一種職業的和詩人的雙重生活。在他那裡，愛也具有雙重性。他向尤利烏斯·威廉·封·奧派爾表明：索菲的聖灰永遠保存我內心的激情和我對安寧與愛的渴慕；1798年12月他使拉赫爾（Rahel）·尤斯特確信：格呂寧根對於他來說永遠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愛的地方。但他又補充說：那地方本身對我產生了令人舒服的影響，而憶念則對我產生了令人感傷的、有損健康的結果。這兩種表示證實，對於他而言，索菲具有多麼神秘的特徵並成為他超驗體會的象徵，而其塵世形象的表象甚至在他的記憶中也不再被懇召了。

1799年5月20日，尤利烏斯·威廉·封·奧派爾，作為德累斯頓樞密財政諮詢委員會負責採礦業、冶金工業和製鹽業的成員，來到魏森費爾斯視察庫爾薩克森的鹽場。在隨後的幾周里，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貝格作為記錄員陪同奧派爾去了科森、杜倫貝格和阿特恩的鹽場。日常工作使兩人之間有了親切的接近。對於哈登貝格來說，贏得年長自己六歲的奧派爾的好感具有特殊的意義。奧派爾離開后，哈登貝格寫信給他，向他表達了希望得到其援引的願望。奧派爾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在一份報告中稱讚了哈登貝格“輔助學科理論知識的豐富”、“實踐中良好的開端”以及“出色的天資和不懈的勤奮”。奧派爾建議任命他為鹽場的文職人員，但也直到1799年12月7日才終於實現。薪水是400塔勒，比預期低100塔勒，與魏瑪公爵的廚師的收入大體相當。但對諾瓦利斯而言，這仍然意義非常，因為在他與朋友們的那個圈子裡面，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是唯一一個從事固定職業而其詩歌與哲學著作其實只是附屬工作的產物的人。1799年7月，諾瓦利斯在耶拿結識了路德維希·蒂克。其時，蒂克的《民間童話》正如小說《弗蘭茨·施特恩巴爾德的漫遊》和《關於藝術之友的藝術的幻想》一樣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次相識，他們便結下了親密的友誼。他們在魏瑪拜訪了赫德爾，並與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一起，於1799年7月21日探望了歌德。隨後，蒂克陪哈登貝格回魏森費爾斯的家裡，接著哈登貝格又和他一起去薩勒河畔的吉比興斯泰因城堡旅行，那裡有蒂克的姐夫——柏林作曲家、樂隊指揮和雜誌出版人約翰·弗里德里希·賴夏特的莊園。在這個和美的夏天，與蒂克的友誼使諾瓦利斯非常興奮，並再次喚醒了他內心深處的詩情。根據蒂克的資料，諾瓦利斯當時已經寫下了幾首“信仰之歌”，並為他朗誦了“賽斯藝徒”以及一些他的斷片。

論文《基督教界或歐羅巴》在諾瓦利斯去世25年後才發表。一個時期，由於早期浪漫派的宗教狂熱早已逐漸消失，對於彼時代之困匱又無所知解——克服這些困匱是作者之意圖，因而這個作品就被且還一直被視為神聖同盟的一種政治宣言，對此1799年事實上還不可能支立這樣的說法。事實上，即使在諾瓦利斯最親近的朋友中，也只有少數幾個——這少數幾個也僅僅是部分地——了解他。對理解的障礙，（它們是諾瓦利斯自視的神啟）諾瓦利斯這裡也有感覺到，與在《信仰與愛》那裡的情況相似。因為在《基督教界》中，他歸根到底也使用了一種“轉喻——和謎密的表達方式”。這必須得到破譯和詮釋，如果人們想作為內行識清其真正的涵義。由於其思想是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的假象出現的，因而這樣的破解變得複雜化了。然而，諾瓦利斯卻不想提供一件歷史文本。他所要陳述的，是人類自我認知的三段式過程，一如他在費希特那裡所發現的被抽象地——哲理地描述的，一如他在自己身上所經歷、體驗和悟解到的。他要使同樣的過程對整個人類有效，並在歷史事例上確然可見。

哲學原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

把普遍的東西賦予更高的意義，使落俗套的東西披上神聖的外衣，使熟知的東西恢復未知的尊嚴，使有限的東西重歸於無限，這就是浪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