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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和
川軍起義將領
張志和(1894年—1975年)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1894年8月出生於四川省邛崍縣臨邛鎮一個地主家庭。
張志和(1894年—1975年)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
1894年8月出生於四川省邛崍縣臨邛鎮一個地主家庭。清末1908年考上四川陸軍小學堂,1911年入西安陸軍第二中學,1914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二期,1916年畢業。
1921年離川前往北京清河鎮陸軍第一預備學校學習,與劉文輝、鄧錫侯同學。歷任連、營、團長。1925年應劉文輝邀請擔任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執掌劉的機要。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劉文輝派張志和作為全權代表赴武漢,表示響應革命,劉部遂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4軍。
1927年1月任24軍政治部主任兼第6混成旅旅長。同年加入中共。1928年秋任中共四川省委軍委委員。1929年任24軍暫編第1師副師長兼第2混成旅旅長。1930年9月被開除黨籍。1933年回鄉寓居。1937年9月赴延安,1938年4月,任第30集團軍參謀長,8月兼30集團軍戰地軍官訓練團副團長,后辭職回川。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9年赴雅安,協助劉文輝起義。建國后,歷任政務院參事、民盟中央委員、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5年10月在北京因車禍逝世,享年81歲。1979年2月,右派問題被平反,1981年2月將張志和骨灰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著有《抗戰必勝論》、《現代戰爭論》(筆名李凡夫)、《軍事與政治》。
在武漢期間,張志和與吳玉章、郭沫若等川籍人士往來密切,並由他們介紹結識了李漢俊、董必武、鄧演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等人以及蘇聯顧問鮑羅廷,常與之交談,閱讀他們給的進步書籍,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革命意識漸增。大革命失敗后,許多貪生怕死之徒見風轉舵改換門庭,而張志和卻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參加了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省委派到他的部隊中搞兵運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解放后在紡織工業部工作。1928年初,劉文輝任命張志和擔任24軍暫編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二混成旅長,師長由劉自兼。第二混成旅由重慶移防江津后,中共川東特委軍委書記李鳴珂直接與張志和聯繫。省軍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張志和的大力協助。張在江津城內小官山創辦了一個志和圖書館,購進大批馬列著作與進步書刊積極在士兵與群眾中宣傳革命思想。張還通過軍委派到他部隊里搞通聯工作的李崇實,給中共四川省委委員兼軍委書記李鳴珂送去了10支手槍和3000發子彈。
張志和雖然對革命事業滿腔熱忱,但是作為一個有著豐富軍事經驗的軍官,他卻態度鮮明地反對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發動武裝起義。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隊里負責黨的工作的楊雲樵表示,沒有廣大民眾的配合,士兵起義必敗無疑。當省委在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影響下倉促組織的遂(遂寧)彭(彭山)起義,廣漢起義連遭慘敗后,張志和通過楊雲樵將一份提案提交給省委,提出,他在軍隊上層作掩護,在下面發展黨員,團結教育士兵,然後將骨幹力量派往四川各軍閥部隊,發展組織,積蓄力量,等到時機成熟,再行舉事。遺憾的是,省委研究張志和的意見后,卻對他產生了懷疑,認為他如今官當大了,怕起義影響他顯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為荒唐的是,為了避免張志和成為起義的障礙,省委決定趁張志和奉劉文輝之召回成都開會之機,在江津突然舉行武裝起義。而在此之前,省委已將贊同張志和觀點的楊雲樵調到重慶,另派李克俊(原名李德孚,後背叛革命,成為國民黨特務)前往江津,擔任張部軍支書記。李克俊對武裝起義尤為熱衷,每次發言,總是滿口暴動暴動。而且他喜歡扣帽子、打棍子,凡不同意他意見者,即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等待主義”、“尾巴主義”。
江津起義一爆發,魏鏞立即電告了劉文輝。張志和星夜兼程趕回江津,此時起義部隊早已潰散。情緒衝動的團營長們頓時就把他包圍了,逼著他把關在牢中的一百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產黨的人全部槍斃。就在張志和回到江津的頭一天深夜,魏鏞親自帶人到師旅部抓走了錄事李崇實、實習員江國勛。魏鏞此舉目的有二,一是藉此推脫他代理指揮部隊時發生事變的責任;二是給張志和一個下馬威。我在你姓張的師旅部里抓到了共產黨,看你怎樣向劉文輝交待?
魏鏞擔任軍法官,並脅迫張志和監斬。張志和內心的複雜、痛苦、以及憤忿之情可以想象。他難以理解省委在他指揮的部隊里舉事,居然會事前不通知他。而在江津駐軍中,他雖是最高軍事長官,可上面劉文輝要他嚴厲處置,下面又是一群殺紅了眼的軍官,夾在這中間,他還能怎麼辦?他惟一能做也的確利用權力做到了的是,在魏鏞“全部槍斃”的名單上打了折扣,“同意”殺一半的起義被俘士兵,而對江津地方黨龔文騏、龔蔚農和行委的曹澤芝三名在押“赤匪”改判有期徒刑。
在張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實、江國勛得救了。當夜,魏鏞與參謀長兼江津縣長劉中生殺害了48名起義士兵,又在其餘被俘士兵的臉上刻字,塗上藍靛,驅逐出境。地方縣委的龔文騏、龔慰農和行委的曹澤芝均被判處有期徒刑。
解放后,張志和受到少數人的誤解,但毛澤東、周恩來了解張志和在秘密戰線上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貢獻,他擔任了政務院(國務院)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第三屆委員、川盟主委。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張志和、廖華、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鈞、胡公冕、舒宗鎏、萬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張知行、范朴齋、李一平、陳修和、安若定、左宗綸、章友江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工作,直言中共的統戰工作有偏差:“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檯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報告希望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以消除有關人士的疑慮。這便是當時著名的“十八參事上書”。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意見,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檢查黨的內外關係,國務院也開始著手提高參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開會時允許參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政府舉辦的一些大型招待宴會等等。當年國慶節,全體參事還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國慶觀禮。
參加過“九·三”起義的基層黨員和幹部、群眾中,也有少數人誤解張志和。曹澤芝就是其中之一。她不知道起義失敗后,是張志和極力維護才保全了她的性命,她只清楚地記得,在1930年9月7日深夜裡,她親眼目睹了張志和屠殺了那樣多的起義士兵。1957年,她從江津調到省政府文史館擔任館員。曹澤芝一到成都,沒想竟會與張志和狹路相逢,而且張志和居然還是民盟的領導!曹澤芝怒不可遏,馬上向組織上檢舉了張志和的滔天罪行。恰好,反右運動已經開始了,在那樣一種特殊的政治氣候下,再加之許多同志對張志和的歷史本來就有看法,他理所當然地被當作屠殺起義士兵的元兇揪了出來。各種各樣的批鬥會上,曹澤芝的揭發無疑是最具殺傷力的。張志和面對活著的歷史見證人的檢舉揭發,百口莫辯,只有仰天長嘆。但他仍保藏著毛主席在延安時送他的照片,此照片毛澤東頭戴紅星帽,為斯諾所拍。張志和81歲這年逝世。1979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改正,1980年1月徹底平反,落實政策。是年2月1日,骨灰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