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錫侯

鄧錫侯出身貧寒，八歲喪母，十歲喪父，全靠舅母文氏撫養成長，故倆長感情甚篤。少年時，鄧曾就讀於鄉中私塾，由於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因而功課優異，深受塾師李樵（號鐵樵）的讚賞。

清朝末年，朝廷統治腐敗，內憂外患日深，民台倒懸，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十分活躍，地處川北偏僻之鄉的營山縣也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剛開始懂事的鄧錫侯常與友人議及國家民族之大事，曾嘆息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與摯友相約，忍痛離開養育自己的舅母和故鄉，到省會成都尋求出路。

1906年，鄧錫侯初到成都，人地生疏，正在焦慮之際，恰逢成都陸軍小學堂第一期招募新生。於是，鄧決心棄文習武。由於他身材魁偉，腦子機靈，遂被錄取。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所屬的南京第四陸軍中學堂。因畢業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又被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黨人的教育下。鄧錫侯尚未畢業就離開學校，毅然回四川參加新軍，在第十七鎮六十五標當教練官和幫帶。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他又轉到四川陸軍劉存厚的第四師任職，先任副官，後為連長。

護國戰爭爆發后，正在川南敘州（今宜賓市）、瀘州一帶清鄉的川軍劉存厚率先響應“反袁護國”的號召，時任營長的鄧錫侯隨部配合蔡鍔領導的入川滇、黔軍作戰。他奉命堅守要隘馬鞍山，憑藉險要地勢和自身的英勇機智，給北洋軍以重創而榮立戰功。隨即受劉存厚的派遣，前往駐大洲驛滇黔軍總部向蔡鍔報告戰況。蔡見鄧還是一個年不過二十、雄姿英發的年輕軍官，頓生愛惜之情，獎慰有加，要他回去轉告劉存厚，要進一步嚴明軍紀，能戰者賞，怯戰者罰。蔡鍔特對鄧錫侯說：“梁任公（啟超）電告，護國軍得到中外支持。廣西陸榮廷已經宣告獨立......倒袁必勝。”蔡並專撥槍械五千以補充川軍。待日後向北洋軍發起總攻。護國戰爭勝利后，鄧錫侯升任四川陸軍第二師第三旅第五團團長，駐防成都市北校場。

1917年7月，川軍師長劉存厚等與四川督軍羅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戰。鄧錫侯因率部阻擊支持羅佩金，戴戡的滇黔軍有功，並處決了縱兵殃民的禍首黔軍旅長熊其勛，受到獎賞。1918年，鄧錫侯升任四川陸軍第五旅旅長，駐防眉山、彭山、仁壽一帶。鄧為培植壯大自己的軍隊，提高部隊的戰鬥素質，在眉山創辦了“軍事教育團”，自兼團長，將所轄各團，營軍官集中輪訓，每期四個月，獲得了明顯的成效。1920年，鄧升任四川陸軍第三師師長，先後駐防成都、廣漢、保寧（閬中市）等地。他又趁四川軍閥混戰之隙。在保寧舉辦了“軍事教育團”，再次培訓全師中下級軍官。1922年，鄧在軍閥混戰中率領第三師第一次進駐重慶市，並舉辦了“浮圖關教育團”。這時，鄧錫侯作為川軍將領已逐漸形成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可以自主地在省內從事內戰活動了。

1922年8月，四川陸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劉成勛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以鄧錫侯想當軍長而對廢除軍長職銜的決定不滿為由，秘密挑動鄧的旅長劉銘吾、劉漢鼎反鄧。但事機泄漏，鄧錫侯乘春節在重慶看戲之機將劉銘吾、劉漢鼎二人解職、扣押，並聯絡唐廷牧、田頌堯、劉斌等師長通電反對劉成勛，揮兵直搗成都。嗣後，鄧錫侯部又遭到熊克武部的攻擊，被迫撤離成都，敗退川北綿陽，閬中一帶。不久，鄧又聯合北洋軍閥支持的楊森等部，通電擁護北京政府，指責熊克武、劉成勛等“擅開戰釁，阻礙國家統一”。由此，鄧錫侯受到曹錕、吳佩孚的嘉獎，被北洋政府委任為“國軍”第三十師師長，並加“驃威將軍”的頭銜。

1923年冬，鄧錫侯、楊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發起全面反攻，先後攻佔重慶、成都。反熊各軍勝利以後，北洋政府論功行賞，於1924年5月26日任命鄧錫侯為四川省省長。他考慮到成都乃楊森所控制的地盤，不願脫離駐在重慶的部隊，於是成都的省長公署形同虛設。1925年5月，北京段祺瑞執政又改任鄧錫侯為四川清鄉督辦。

楊森當了四川督理，野心勃勃，妄圖獨霸全川。這年秋，劉湘、鄧錫侯、袁祖銘、劉文輝、田頌堯組成倒楊聯軍，分兵幾路向成都進軍。鄧錫侯任聯軍副總司令，率部擔任主攻資中、資陽的任務。在寶興場的遭遇戰中，楊森的主力團被擊潰。楊森被迫退出四川后，鄧率部進駐成都。隨後，聯軍頭目在自貢召開分贓會議，他的實力僅次於劉湘，因而分得鹽稅專收權，月征三十萬元，並佔據華陽、簡陽、遂寧、合川、南充、彭縣、廣漢、金堂、新津、灌縣、新都、郫縣，以及松（潘）茂（縣）等廣大地域。此時，鄧錫侯已成為四川軍閥“四巨頭”（劉湘、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之一，獨霸一方，在川軍中以其保定系關係而頗孚眾望。

當1926年秋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進抵武昌時，川軍各部也相繼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鄧錫侯所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鄧任軍長、併兼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七路軍總指揮。他將該軍擴充至五個師，十七個混成旅，一百一十四個團，另有炮兵特科部隊若干。鄧及其所部之旅、師長在自己的駐防區內，獨斷專行，發號施令，就地籌餉，預征田賦；抓丁派夫，擴充部隊。駐地有民謠說：“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有屁無捐”，“一年幾征糧，百姓餓斷腸”。同時，他在松（潘）茂（縣）等藏、羌民族地區，實行所謂“用陽剛的手腕，圖溫和的成績，舉國家的財力，實力，強制其同化與統一”的大漢族主義政策。鄧錫侯還長期控制了設在成都的四川造幣廠，大量鑄造銀洋銅幣，以保障日益增長的軍需供應。1928年鄧錫侯暗中支持楊森、李家鈺、陳書農等反劉湘，1929年與劉文輝、田頌堯等一起反蔣介石，但皆失敗。

1931年，鄧錫侯夥同劉文輝、田頌堯教訓名義上的部下李家鈺。同時，鄧錫侯還派出軍隊“支援”甘肅，軍事力量到達天水、武都一帶。1932年秋，四川軍閥之間爆發了規模最大的混戰，即“二劉（劉湘、劉文輝）之戰”。由於劉湘向鄧求助，鄧錫侯暗中協助劉湘襲擊了劉文輝，劉文輝憤恨至極，曾欲設“鴻門宴”誘殺鄧錫侯及其部屬，達到不戰而瓦解鄧錫侯的軍隊。鄧獲劉部密報出走新都寶光寺，陳離師長來迎。鄧在旅長以上官員的會上動員說：“大家要眾志成城，萬箭齊發，一舉渡過毗河，再克成都。這一仗打勝了，薪餉才能按月發放。”當劉文輝指揮第二十四軍攻佔崇寧縣后，劉、鄧兩軍便在毗河兩岸對峙，鄧軍黃隱部並砍掉都江堰內河的馬杈，成了鄧部的天然屏障，也造成毗河兩岸泛濫成災。鄧錫侯感到對峙局面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乃通過劉湘的高參劉從雲向劉湘講明：鄧、劉兩軍鷸蚌相爭已呈膠著狀態，只要第二十一軍出兵，劉文輝必定垮台，二十一軍（劉湘部）就可以趁勢統一四川了。劉湘採納其議。劉鄧雙方在毗河打了一個多月，未分勝負。同時，劉文輝軍內部分裂，眾保定系將領夏首勛、林雲根、張清平等與二十八軍陳書農、黃隱、陳離等師長商量和議，要求保定系團結一致，和力對付劉湘。然未實現。果然，劉湘第二十一軍一出擊，劉文輝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線潰退。在鄧錫侯、劉湘等聯合進攻下，劉文輝部全線瓦解，只好率殘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軍閥最後一場混戰宣告結束。

正當鄧錫侯與劉文輝在毗河鏖戰時，徐向前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漢、達縣等地，建立起川陝革命根據地。蔣介石一面調集“中央軍”胡宗南部進駐川陝甘邊境阻止紅軍北上，一面委派劉湘就任四川“剿總”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全川各軍。鄧錫侯任第一路軍總指揮，率部進剿川北蘇區；他在“剿總”會上表示：“末將聽令，願效驅策”，為完成剿滅共軍的任務，“犧牲一切在所不辭”。但會後他卻不滿劉湘的調遣，把第二十八軍的四十一個主力團分為前方進剿與後方整訓兩大部分，定期輪換，不把軍力全部投入前線。他命第七師師長馬毓智代理軍長，駐在成都與劉湘周旋，自己則坐鎮設在綿陽的第一路軍總指揮部里督師，由陳書農任前敵總指揮。

1933年11月，鄧錫侯部十多個團先後到達昭化，廣元一線布防，伺機出擊。由於當時紅四方面軍王樹聲部自動縮短戰線向後撤退，鄧軍得以躑躅前進，半年多才佔領旺蒼、南江兩縣。

1934年6月，鄧部奉命進攻通江，進抵小通河沿岸與紅軍對峙。8月，紅四方面軍在萬源一戰擊潰劉湘主力，軍威大振，迅即回師西向，橫掃川軍其餘各部。鄧錫侯部望風披靡，陣腳大亂，損失慘重，鄧只好到廣元整頓殘部。他對驚魂未定的部屬說；"你們進攻了幾個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時，幾天就跑回來了。你們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喲。我不怪士兵，但要問一問這些指揮官究竟在幹什麼?"第二十八軍撤至廣元縣不久，部隊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五軍。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方向轉移。鄧錫侯令其前敵總指揮陳離率部在劍門關堵截，結果一個團被紅軍殲滅，鄧只好命令楊曬軒所部堅守江油、中壩、梓潼一帶。當紅軍西進茂縣、汶川等藏族，羌族聚居地區時，鄧錫侯又令四個團在松潘茂縣地域設防，妄圖阻止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結果又被紅軍擊潰。

6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飛奪瀘定橋后，又迅速攻佔天全、寶興，欲與在理縣、茂縣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此時，鄧錫侯奉命率部企圖從後山側擊已抵達寶興縣之紅軍。行軍途中，他接到紅軍總司令、護國戰爭期間就已認識的朱德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信。信中懇切勸告鄧說："黨中央、毛主席號召，國難當前，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北上抗日，如兄部願來，我們歡迎，如有困難，暫時不來，希望互不干擾......"鄧一方面受到感化，一方面也為保存實力；一方面要按照朱、劉的要求給紅軍讓路，一方面又要向"剿總"交差應付，因此只好命令跟蹤部隊的黃隱、李樹驊部始終與紅軍保持一天行程距離，不時還要對空亂放幾槍幾炮。就這樣一直尾隨紅一方面軍離開寶興，翻越夾金山。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鄧錫侯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熱潮的推動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員張曙時等的影響下，深明大義，顧全大局，主動請纓，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將出川抗日的四川陸軍十四個師編為第二路預備軍，鄧錫侯任第一縱隊司令（后稱二十二集團軍）。9月，出川抗戰的各軍分別向成都、重慶兩地集中，準備一路北出劍門，一路東出夔門，馳赴山東，山西抗日前線。9月5日，在成都市舉行了有萬人參加的"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抗敵將士大會"。鄧錫侯在會上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演，他說："我們四川人是具有愛國傳統精神的。黃花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護國之役也有四川人。當前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身為軍人受四川

人民二十餘年的供養，當然要拚命爭取歷史的光榮，籍以酬報四川人民......""我們只有長期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川軍出川以後，如戰而勝，當然很光榮地歸來，戰如不勝，決心裹屍以還！"

鄧錫侯的一番激情壯浯，使在場的將士熱血沸騰，人人振奮。歡送大會之後，鄧又召集第四十五軍駐成都的出川抗戰官兵，作了動員訓話。他說："一二五師（師長為陳書農）官兵揚言：‘不發清所欠薪餉不出發，你們的欠餉是應該發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國土，殺我同胞，搶奪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全國一致請纓殺敵，我們軍人的天職就是全中國民民，出川抗戰。前線情況，急如星火，怎麼能說要發清欠餉才出發呢?"接著大聲問道："你們是等發欠餉，還是馬上出發?"全體官兵激於義憤，齊聲應道："願立即出發殺敵！"

1937年9月初，他指揮所屬第二十二集團軍陸續沿川陝公路出發。由於車輛奇缺，全體將士只有徒步行軍，沿途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父老叮囑殺敵立功，使部隊倍受鼓舞。經過一個月的急行軍，抵達寶雞，轉乘火車到達西安。這時突然接到蔣介石急電，因娘子關吃緊，命鄧軍立即趕赴前線。鄧立即率領部隊開赴山西潼關，從風陵渡過黃河直達前線。

10月22日，鄧錫侯偕副總司令孫震等抵達西安時，日軍已越過娘子關，經盤石，岩會進犯平定、陽泉，壽陽告急。鄧、孫兩人到太原見閻錫山，請示作戰，於是，鄧部奉命馳援晉東。11月1日，鄧將集團軍總司令部設於馬首村，然後到壽陽面見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閎，決定行動部署。隨即命令陶凱、王志遠兩旅在壽陽、陽泉一帶協同友軍阻擊日軍。當時鄧部武器裝備十分簡劣，每個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漢陽造步槍和兩顆手榴彈，每師除數門迫擊炮外，山炮、野炮一門都沒有。其時雖已秋風蕭瑟，但每個士兵僅有粗布單衣兩套。鄧部將士全憑滿腔愛國熱忱，以血肉之軀與裝備精良之敵拚死搏鬥。因傷亡慘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擬向太原靠攏。

11月6日，鄧錫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與日軍遭遇，並被包圍。在晚上突圍時，鄧墜馬摔傷，遇救脫險。此後，鄧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抗日遇險紀念日，教育部屬，勉勵自己，永遠不要忘記報仇雪恨。7日，太原棄守，戰局惡化，第二十二集團軍經交城、孝義轉移至洪洞縣城，一面在安澤、沁源、長治一線構築陣地拒敵前進；一面整訓部隊，待命反攻。這時，八路軍總部亦駐在洪洞縣東關外。鄧錫侯曾與朱德多次會晤，並請朱德給二十二集團軍團級以上軍官講解抗日形勢和游擊戰術問題。以丁玲為團長的"西北女子戰地服務團"，也常為鄧部演出精彩節目。第二十二集團軍剛到山西省沒有作戰地圖，鄧正在焦急時，周恩來親自帶來了在平型關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鄧錫侯激動地說“患難見真情。”這些活動，進一步激發了鄧及鄧部的抗日愛國熱情，增強了八路軍與川軍的友誼和合作。

12月中旬，日軍相繼侵佔南京、濟南，隨即一面從南京北渡長江，一面由濟南南下，企圖南北夾擊打通津浦鐵路。蘇北戰略要地徐州吃緊。國民政府軍委會急調各路大軍保衛徐州。鄧錫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團軍從山西洪洞馳赴魯南，將集團軍總部設在軍事要地臨城。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統一指揮下，鄧部從徐州沿津浦鐵路北上兗州設防，以阻擊從山東泰安方面南下之敵。鄧以第四十一軍防守津浦鐵路沿線各要點，並令第一二二師王銘章部集結滕縣一帶，築城固守，以第四十五軍一二五師從界河前進，阻敵於泗水以北。這樣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暫時扭轉，人心初安。滕縣戰鬥，王銘章師長壯烈殉國，陳離師長負傷。但川軍的巨大犧牲掩護了國軍主力部隊迅速集結到位。

鄧錫侯率部駐防魯南時，能體察民情，尊重民俗。魯南是孔子的故鄉，禮教十分嚴格。鄧特整肅軍紀，嚴禁部屬擾民、拉夫、派款，嚴禁部隊進入民間內室，因而軍民關係融洽。正是在當地群眾的積極支援下， 1938年1月14日，鄧部川軍初到魯南前線，就在兩下店夜襲敵營成功，斃傷日軍二百多人，俘虜四十個，繳獲槍械一批，首戰告捷，軍威大振。魯南群眾特作七律一首以頌讚鄧部將士：

天上遙瞻節鉞臨（指川軍來），

安危須丈老謀深（指鄧錫侯）。

晉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蠻倚七擒（指勝利在最後），

中府一朝誅貳豎（指殺韓復榘），

陽光普照靖群陰。

川軍將帥皆韓岳，

豈有神州竟陸沉。

山東民眾對鄧部的愛戴，使將士們非常感動，他們感慨地說："為民族而戰爭，能得民眾如此愛戴，可以死而無恨了！"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縣，與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8年1月，四川政局發生波動。2月上旬，蔣介石電召鄧錫侯到漢口，徵詢治川意見。鄧錫侯呈述了三點：其一，四川是抗戰後方，留駐川康的部隊不少，應保留川康綏靖公署，以統率川康部隊，其二，日軍正猖獗進犯，戰區擴大，應再抽調一些川軍出川抗戰，增援前方，其三，張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議委張為四川省主席。蔣介石基本採納了鄧錫侯的意見。2月11日，鄧被委任為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21日，鄧又被委任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稍後，鄧即從前線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

鄧錫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時，川康綏靖公署的文武官員大多為劉湘的舊屬，對鄧懷有疑慮。他為鞏固統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戰，公開聲稱願以“公、誠、和、信”四個字來對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屬。他在一次綏靖公署處長以上的官員會上說：“我回四川繼任川康綏靖主任，是為了團結川康軍民，安定後方，徵兵，征糧，支援前線。因為抗日戰爭是關係民族存亡之大事，決不能為了爭權奪利影響抗戰，原綏署處級以上官員一律不變動，照常供職，我只派一個參謀長和各處幾個副職人員協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實現安定後方，支援前線的共同願望。”鄧錫侯在以後處理軍政事務時，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穩定了局勢。1938年8月，董必武、林伯渠到成都專訪鄧錫侯，並希望鄧搞好支前工作。1939年，鄧通過關係把已經被關在監獄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陳同生保釋了出來。1940年，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后，國民黨準備逮捕楊伯愷時，鄧錫侯保護了他，使楊伯愷安全離開。1941年，鄧錫侯領銜組織“四川黨政軍民前線川軍慰問團”自兼團長，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1942年，鄧錫侯兼任成都防空總司令時同意在成都城郊挖防空地洞，結果意外發現了前蜀國主王建墓。1944年湘桂之役后，鄧專門派人找周恩來了解抗戰前途，鄧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此外，他還在調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外援交通極端困難情況下，為維持四川戰時經濟體制，組織兵員、武器和糧秣方面；以及爭取美國、印度對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費了許多心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蔣介石仍不甘心失敗，親自坐鎮重慶，分別結集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等部於川陝邊和川、鄂，湘邊，妄圖作最後的掙扎。

此時，鄧錫侯也正受到蔣介石的冷落、排斥，處於失意、徬徨的時候，他一方面看到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崩潰已是指日可待，決不甘心為蔣介石集團殉葬，更加懷念往昔朱德、劉伯承，吳玉章、張瀾等對自己的關照與厚望；另一方面，鄧又顧慮自己的官僚、軍閥身份以及參與堵截紅軍的歷史，怕全國解放後會受到追究和歧視。就在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有關人員，川東、川西及川康地下黨的人員，民革、民盟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後做鄧錫侯的說服、開導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陸的最後一戰中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鄧提出了關於起義的三條意見：第一，起義應按劉伯承司令員在北京廣播的原則辦事；第二，起義人員的財產概予保護；第三，起義后不得另立番號，不得移防，應就地維持秩序，聽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鄧錫侯完全接受了這三條原則。

與此同時，國民黨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也接到周恩來的電示：解放大軍行將西指，望劉（文輝）、鄧（錫侯）、潘（文 華）等川軍將領團結起來，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但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周恩來的電報對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的率部起義起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自此，他們三人更加經常地秘密聚會，分析瞬息變幻的情勢，商討對策，並聯絡民主力量和地方勢力作好起義準備，迎接解放。

重慶解放，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蔣在撤離大陸的前夕，又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邀請鄧、劉，潘到自己住地北較場，準備將他們挾持到台灣。在此緊要關頭，鄧錫侯等於當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團的護送下抵新繁縣的龍橋。此時，川軍將領王纘緒接受蔣介石的派遣也從成都趕到龍橋，勸說鄧等回心轉意，遭到嚴辭拒絕。為防胡宗南部的攻擊，鄧等遂轉赴彭縣。

在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陳蘭亭率部起義的配合下，四川省會成都市終於實現了和平解放。30日，鄧等起義將領和成都市人民群眾一起，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賀龍司令員，王維舟副司令員率部勝利入城。

解放后，鄧錫侯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後，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區裁撤，恢復四川省的建制，鄧錫侯被任命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1954年後，鄧又歷任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1964年3月30日，鄧錫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有《鄧主任論川康建設》、《鄧主任言論集》（上、下兩集共約900頁）等。

此外，鄧錫侯還有一些作品傳世，如青城山的對聯，新都寶光寺的題匾（右圖）等。詩歌《吊宋哲元將軍墓》為：

一病休官賦遠遊，澹煙喬木愛綿州。

思親淚每枕邊瀉，勵士書從手中修。

富樂山春寧瘞恨，芙蓉溪漲總添愁。

七年回首重增慨，為奠英靈發曉輈。

1949年後，鄧錫侯也著有不少回憶文章，如《1920年川、滇、黔軍閥混戰前後》、《參加護國戰爭始末》。

鄧錫侯作為四川大軍閥，在他擔任軍長后，鄧錫侯集團主要創辦了《成都快報》、《新新新聞》等日報。《新新新聞》是民國四川時間最久，發行最大的日報，1950年停刊。

1922年四月，鄧錫侯所部駐防綿陽時，為“恢張宏智”，創立了綿陽縣圖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綿陽縣文化館，今為市文化館和國家一級圖書館。

民國時期，在四川成都地區流行一道名川菜，叫露水雞。這道菜是當時名廚為了討好在成都地盤上的大軍閥鄧錫侯而開創的。鄧錫侯動員一連的士兵在農曆的三四月份下田收集水露。廚師就用露珠和雞來做菜。可是現在已經沒有廚師會做了。

1923年1月，四川省川軍總司令劉成勛、第一軍軍長熊克武、四川邊防軍司令賴心輝等聯合向鄧錫侯、田頌堯等進攻。雙方的戰爭在綿陽、中江、羅江呈膠著狀。鄧與田頌堯等來到了羅江縣西門外之白馬關龐公（士元）祠，鄧錫侯讀到了龐統公（士元）傳。他一下子計上心來。當即決定抽調鄧部作總預備之第六旅長李家鈺為前敵總指揮，羅澤洲團長為前鋒，間道偷襲成都。川軍總司令劉成勛通電下野。

黃隱（1890年—1969年）中將，軍長。字逸民，四川華陽縣（今屬雙流縣）人。中國成都市第一任市長。生於1890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

李家鈺、羅澤洲本鄧部下，但兩人在1931年北道之戰後與鄧關係複雜，半分離狀態。抗戰發生后仍屬鄧之二十二集團軍出四川。李家鈺在1944年喋血抗日戰場，死後贈上將軍銜。羅澤洲在1950年自殺。

陳書農，簡州鄢家大溝（今四川簡陽）人。軍長，中將軍銜。陸軍軍官學堂畢業，1921年任鄧錫侯部團長，次年升旅長。1924年北京政府授予陸軍中將，12月1日升鄧部3師師長。佔有防地合川、武勝、銅梁等地達七年。抗戰發生后，陳書農跟隨鄧錫侯一起出川抗日。歷任125師師長，45軍軍長、47軍軍長，戰後任第12綏靖區司令，以病退役，49年居香港，56年回國，定居上海。

馬毓智（1894-1956），回族，字德齋，四川省成都市人。中將軍銜。川官弁學堂畢業。國民革命軍陸軍第22集團軍第45軍副軍長，川康綏靖公署參謀長，川康綏靖公署總參議。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銜。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縣參加起義。建國後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1956年病逝於成都。

1948年春，蔣介石裁撤了 川康綏靖公署，鄧錫侯專任四川省主席，統兵權被大大削弱。不久，蔣介石要鄧錫侯從四川調運十萬石軍糧和加征十二萬名壯丁，以增援胡宗南部進行反共內戰，挽救國民軍隊的敗局。鄧認為在抗戰八年期間，四川的糧、稅和壯丁的負擔已經太重，勝利后再苛刻徵調，情理難容，必然造成“官逼民反”，於是婉言拒絕。蔣對此十分不滿，再加上鄧在處理四川學運問題上又不願使力，便召鄧到南京。隨即，鄧被迫辭職“養病”。後來，蔣介石雖然也曾發表鄧錫侯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川陝區綏靖主任等職，但鄧已明知純屬是敷衍自己，以減少反蔣力量，於是以種種借口，拒不到職。

重慶解放，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為延緩大陸的最後解放，蔣介石特派與鄧錫侯關係較深的張群對川軍將領用盡了安撫、拉攏，威逼等手段，但均被鄧錫侯等應付搪塞過去。1949年12月9日，鄧錫侯與劉文輝、潘文華一起，在彭縣龍興寺總指揮部聯名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及全國人民發出通電，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在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率部起義的配合下。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龍興寺總指揮總聯名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及全國人民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參加彭縣起義的川軍將領還有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原川軍保定系首領之一田頌堯，第95軍軍長黃隱（鄧的嫡系），川湘鄂邊區綏靖副主任陳蘭亭以及四川省財政廳長、省銀行董事長鄧漢祥等。川鄂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於12月21日率3萬人馬在金堂、廣漢起義。第15兵團司令羅廣文於12月24日在彭縣通電起義。四川挺進軍總司令范紹曾亦於12月在渠縣通電起義。成都市長冷寅東亦宣布起義。此外，參與起義的還有陳克非、喻孟群、劉兆藜諸部。 24日，鄧錫侯等就接到了朱德總司令的複電。電報說："欣悉將軍等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參加人民陣營，甚為佩慰"。並要求鄧等所屬部隊，遵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約法八章，響應第二野戰軍的四項號召，改 善軍民關係和官兵關係，為協助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政府肅清反動殘餘，建立革命秩序而奮鬥。這時，劉文輝、潘文華卧病在床，鄧錫侯便主動擔負起義的組織指揮工作。他命令所屬部隊緊急動員，擇要設防，對胡宗南部採取臨戰姿勢，以配合解放軍殲滅敵人；又派出部屬協助中共地下黨組織，策動受命準備進攻起義部隊的陳克非，羅廣文等兵團的部隊起義。

民國時期，鄧錫侯十分喜歡重慶犬（川東獵犬），家裡養了很多條。國民黨將領邱清泉從德國留學回來，帶回兩條德國牧羊犬。得知鄧錫侯喜愛養狗，邱清泉非要與鄧錫侯的重慶犬打一架，結果邱清泉的兩條牧羊犬一死一傷。

鄧錫侯公館位於成都慶方西街，內栽有很多名貴的素心蘭花，專門聘有花工管理。鄧錫侯在成都百花潭處(現百花潭公園)建有私人別墅“康莊“，裡面也專門辟有蘭園。鄧錫侯擁有的名貴蘭花，在當時的四川要數一數二。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北平故宮文物已經南遷，南京在抗戰爆發后，故宮文物又逐漸遷往成都。鄧錫侯在一九三七年率領第二十二集團軍出川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又奉命回四川就任川康綏靖主任公署主任。時故宮文物有六百多箱從成都啟運峨眉，鄧錫侯得知情況后，一面用川康綏靖主任公署主任的名義下令保護，一面給當時的四川代理省主席鄧漢祥寫信，商量沿途派士兵護送。后抗戰勝利之後，故宮馬衡院長為了感謝四川人民的幫助，在成都展出了部分故宮文物。鄧錫侯當時還擔任四川省主席一職，於是還給馬院長寫信，希望多展出故宮文物給四川人民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