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六事疏

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跡，披瀝上陳，期於宣昭主德而齊一眾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計開：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分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兢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位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之？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采聽於眾口耳。讀其辭藻，雖若燦然，究其指歸，芒未有效。此其久也，或並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嘩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

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奏章，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綱紀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屈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跖戾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仍乞敕下督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恭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敕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既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復，若事瞭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發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核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核，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士之爵祿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賁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議，而大言不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沆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核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榖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顰睨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敕下吏部嚴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宮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遂行黜涉者，乞將誥敕勛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徙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之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升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遷參政，從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失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敕下該部，悉心請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督御史清理屯監，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見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徵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蘸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為，矯枉必須過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征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再乞敕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監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敕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應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並其財力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有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發勵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並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猶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敕下兵部，申飭各編督撫，務將邊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視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細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精藝熟者，分別賞齎，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觳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而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陳六事疏》是張居正於隆慶二年上書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他根據正德、嘉靖兩朝以來的官場積弊，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個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舉措。遺憾的是，隆慶皇帝沒有採納張居正的建議。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將這一份充分體現張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閣。 ?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三歲時寫的文章就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垂青，顧璘誇他有“將相才”。張居正十六歲中舉，顧璘又解犀帶相贈。他二十歲赴京會試下第，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為“儲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種練習辦事的清閑生活，但張居正此時卻不清閑。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制度，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方法，從而為他後來的執政奠定了基礎。三年後，他授翰林院編修，以後又任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和裕王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再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這段期間，他一直在做積極的準備。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樂觀心情，等待著脫穎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為穆宗。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糾正了世宗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歡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敗，弊端叢集；經濟上財政拮据，捉襟見肘。內部階級矛盾尖銳，農民的反抗鬥爭此伏彼起。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鑒於此，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頓朝政的政治主張。這些主張既切中時弊，也切實可行。但穆宗畢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並不準備付諸實施。穆宗的冷漠，並沒有熄滅張居正的熱情，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張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給當時的皇帝上了一封《論時政疏》，指出了當時宗親驕橫、財用匱乏、官吏因循守舊等五條政治弊端。當時的皇帝是被海瑞稱為“家家皆凈而無財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歡聽批評意見，不過七品的編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煩的興趣，他也就比當時說真話的海瑞幸運多了，但上奏的信卻石沉大海。張居正感嘆現在的亂世“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否則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災禍。然而“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們不一定有這樣的見識，有這樣見識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難求，他很苦惱。32歲的年紀，正值人生的最佳時機，卻無法施展縱橫，鬱悶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沒象屈原一樣為理想而死，他伺機而動，回家讀書，又讀了6年！再入朝後，官運出奇的好，官職一升再升，到了隆慶元年二月，已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是正三品的官，關鍵的是作為大學士，可以入閣議事，也就是進入權力核心。兩個月後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禮部的一把手了。幾個月後，他給穆宗皇帝上了《陳六事疏》。所謂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穆宗一一準行。所言六事可謂切中時弊，體現了張的治國主張與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為張居正縱橫捭闔提供了絕佳的舞台，此時的張居正雖已入閣，卻並未大權獨攬，《陳六事疏》只是他幾年後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後，穆宗帝病逝，他的學生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史稱神宗。新皇帝對張居正言聽計從，尊敬有加，言必稱“先生”，經過一番政治較量，張居正成為首輔，位極人臣，萬曆新政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明朝氣象為之一新，內憂外患一時緩解。

在被視為改革綱領的《陳六事疏》中，張居正引用了《尚書》里那句為人熟知的“民為邦本，本周邦寧”，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標。在另外的章奏、書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察吏治”一類的觀點。

某些論者據此斷言張居正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確的。在傳統政治結構中，處於底層的小民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他們的疾苦只能被動地由官員們察知，即使貪官污吏們的壓榨超過極限也無處申訴，起義是他們表達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張居正在評論兩廣起義頻仍的原因時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這樣，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標推導出“吏治”問題。在張居正看來，人君駕馭官員的手段無非是“賞、罰、用、舍”四字，“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核名實而已”。綜核名實是張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內涵是根據實際政務考課官員，即“一以功虛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幾個“毋”概括了明代銓政的主要弊端。與實政思想相聯繫，張居正特別批評了“士大夫務為聲名，舍其職業，出位是思”的習氣。

不過，綜核名實主要是解決官僚體制中人的素質和使用問題，與此相關的還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溝通”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張居正提出了“重詔令”的建議。他認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這項建議包含著兩個方面，即立威與立法。為了糾正業已存在的“無法”現象，張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應“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有關部門也應“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這是“考成法”的初步設想，在張居正柄政之後發展成一套相當嚴密的制度體系。

關於立威的問題，《陳六事疏》中沒有詳論。張居正於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論時政疏》予以把握。在這份奏疏中，張居正以人的身體類比朝政，認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一或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已八九年不接見群臣，上下暌違，是“血氣壅閼之病”。正是由於這一病根，才導致“臃腫痿痹之病乘間而起”，具體說來，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從兩份奏疏的闡述來看，張居正關心的不僅是君主的絕對權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機構之間的溝通渠道的暢通。

他引用《詩經》中“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這句話，說明“紀綱”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的總樞紐。“紀綱不肅，法度不行”，則“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矯正此弊只有“振紀綱”一途。為了回擊他的觀點所可能受到的指責，張居正特別論述了“順情”與“徇情”、“振作”與“操切”的區別，主張“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張法紀以肅群工”，“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

通過從“固邦本”到“振紀綱”的邏輯序列，社會矛盾的根本癥結已經找到，從而也就明確了解決問題的主要方針。但是，還有一些妨礙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張居正看來，為害最大的便是“議論”。他指出，“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此最當今大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