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與方植之書
再與方植之書
《再與方植之書》是由清代作家姚瑩所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名稱:再與方植之書
作品年代:清代
作者:姚瑩
文學體裁:散文
年前接讀手書及論夷事文[1],深為嘆息。所論何嘗不中,無如任事人少,畏葸者多[2],必捨身家性命於度外,真能得兵民之心,審事局之全,察時勢之變,復有強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鹵莽輕躁所能濟事也。雖有善策,無幹濟之人[3],奈之何哉!今世所稱賢能矯矯者[4],非書生則獄吏,但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曉暢兵機[5],才堪將帥,目中未見其選項也。況局勢已成[6],挽回更難為力耶!
瑩五載台灣,枕戈籌餉[7],練勇設防[8],心殫力竭[9],甫能保守危疆,未致僨敗[10]。然舉世獲罪[11],獨台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鎮、道受賞[12],督撫無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13]。況以夷之強黠,不能得志於台灣,更為膚訴之辭[14],恫喝諸帥,逐鎮、道以逞所欲,江南閩中,彈章相繼。大府銜命,渡台逮問,成見早定,不容剖陳。當此之時,夷為原告,大臣靡然從風,斷非口舌能爭之事,道、鎮身為大員,斷無嘵嘵申辯之理[15],自當委曲以全大局。至於台之兵民,向所恃者,鎮、道在也。鎮、道得罪,誰敢上抗大府、外結怨於凶夷乎?委員迫取結狀[16],多方恐嚇,不得不遵,於是鎮、道冒功之案成矣。
然台之人固不謂然也。始見鎮、道逮問,精兵千人攘臂呶呼[17],其勢洶洶,達鎮軍懼激變,親自循巡,婉曲開臂[18],眾兵乃痛哭投戈而罷。士民復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團,紛紛僉呈開申訴者[19],凡數十起,亦足見直道自在人間也[20]。復奏已上,天子聖明,令解內審訊尋繹[21],諭辭嚴厲中,似有矜全之意[22],或可邀末減也[23]。委員護解啟程,當在五月中旬。大局已壞,鎮、道又何足言!但願委身法吏,從此永靖兵革,則大幸耳!
夫君子之心,當為國家宣力分憂,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榮辱也,是非之辨,何益於事?古有毀家紓難,殺身成仁者,彼獨非丈夫哉?區區私衷,惟鑒察焉。倘追林、鄧二公[24],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讀書,補身心未了之事,豈不美哉!
[3]幹濟:才能特出。
[4]矯矯:卓越出眾。
[5]曉暢兵機:通曉戰爭的樞要策略。
[6]局勢已成:鴉片戰爭1840年爆發,由於清廷的軟弱和投降賣國大臣的破壞,戰爭以失敗告終,於此1842年8月29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此文寫於《南京條約》簽到簽約后不久,故稱“局勢已成”。
[7]枕戈:頭枕兵器而睡,形容時刻戒備敵人來犯。
[8]練勇:指訓練民兵。鴉片戰爭在廣東爆發后,姚瑩為加強台灣防務,除進行官兵守戰訓練外,還親赴地方動員組織團練,至1841年底,組織了團練義勇四萬七千餘人。台灣民兵在抗英戰鬥中起了重要作用。
[9]心殫(dān):竭盡心力。
[10]僨(fèn)敗:敗壞,失敗。以上兩句是說保衛台灣的戰爭取得了勝利。鴉片戰爭爆發后,英國侵略軍曾多次進犯台灣,均被台灣軍民擊敗。1840年6月,英國軍艦侵入台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麵,被擊走。此後英艦又多次侵入台灣近海,均因台灣軍民防守嚴密,未敢進入海口。1841年8月中旬,英艦一艘並舢板多隻侵入雞籠(即今基隆)海口,向我炮台開炮。我各炮台奮起還擊,擊中敵艦,我軍民架舟大舉出戰,大量殺傷英軍,生俘一百有餘。同年9月初,英艦再次侵入雞籠海口強行登陸,又被擊敗,狼狽而逃。1842年3月,英艦入侵大安海口,見設防甚而退出,我軍派漁民偽裝漢奸,誘敵艦觸礁擱淺,我軍大炮齊發,擊毀敵艦,兵民奮勇出擊,殺傷、生俘敵軍數十。此後英艦又多次入侵,均遭失敗。
[11]舉世獲罪:指鴉片戰爭失敗,抗戰派受到朝廷遣責處分。
[14]膚訴:“膚受之訴”的略語,為切身利益而上訴的意思。《南京條約》簽訂后,清廷下令釋放台灣軍民俘獲英軍。英軍頭目顛林等獲釋后即在廈門散布謠言,說被擊毀的英艦均為遇風失事的非武裝商船,否認英艦進攻台灣,誣衊姚瑩等冒功。英駐華全權公使璞鼎查也貼出告示,要求將台灣鎮、道正法。
[15]嘵嘵(xiāo):爭辯聲。
[16]委員:朝廷委派查處的大員,這時指閩浙總督怡良。
[17]呶(náo)呼:喧嘩大呼。
[18]開譬:勸導,開導。
[19]僉呈:聯名呈文。
[20]直道:公道。
[21]內:內地,指京城。
[22]矜全:同情憐憫而加以寬免。
[23]末減:定罪后減刑。
[24]林、鄧二公:指林則徐、鄧廷楨。林則徐於1839年受命為飲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沒收英、美商人鴉片二百餘萬斤,並積極設防多次擊退英軍進犯,1840年初就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后,嚴密設防,使英軍在廣東不敢妄動,膈遭投降派誣陷,被革職充軍新疆伊犁。鄧廷楨1839年在兩廣任上協助林則徐禁煙,同年調任閩泊總督,鴉片戰爭中曾在廈門擊退英軍,后遭誣陷,充軍伊犁。
該文是作者於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農曆四月寫給同窗好友東方樹的一封書信。此時正值鴉片戰爭時期作者任台灣道台(台灣最高行政長官),與台灣總兵達洪阿、台灣知府熊一本等組織防務,訓練團練義勇,屢敗英軍進犯,使英軍未能染指台灣。后受英國殖民者與投降派誣陷,遭革職訊問,該文即寫於此時。文中抒寫了對國事的憂憤,對民氣的信心,揭露了侵略者和投降派相勾結陷害抗英人士的險惡伎倆。文末表明自己“為國家宣力分憂,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榮辱”的素志,反侵略的受國之情,溢於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