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戲劇

湖南，周代為荊楚南境，春秋戰國時期屬楚。作為楚文化之一脈，湖南地方戲具有悠久的藝術傳統，經歷了源遠流長的發展與沿革。

綺麗神奇的楚文化便滋養出湖南戲劇藝術的萌芽。其時，楚國的沅湘之間盛行信鬼喜祀之風俗，巫風尤盛，祭祀之時必以歌舞來娛神。流放沅湘一帶的愛國詩人屈原，曾汲取這些歌舞的營養，寫出了詩篇《九歌》。從中不僅可以看到當時沅湘之間巫師娛神歌舞的內容，還可以領略祭祀的盛況。湖南地方戲藝術，便是在這巫師的裝神弄鬼和神秘的祭神歌舞中萌生的。春秋戰國之際，出現了用歌舞表演和詼諧滑稽來為統治階級取樂的職業藝人--優。他們不僅能歌善舞，還會扮演人物諷刺表演。《史記》上記載，楚國有一個藝人叫優孟，常以談笑、表演來諷刺政事。說明其時戲曲藝術的發展已從祭禮歌舞進入到藝人扮演的新層面。

楚地歌謠盛行，著名的“楚風”為朝廷所重視。這些歌謠為湖南地方戲劇的劇本創作、音樂曲調以及表演風格奠定了基礎。

傀儡戲在湖南民間流行。宋代，湖南的歌舞、百戲演出活動頻繁。公元1172年，南宋官吏范成大到廣西赴任途經湖南時，便在南嶽廟見到北宋畫師所繪的戲曲壁畫。南宋咸淳十年，文天祥在湖南衡陽應官員們的邀請，與老百姓一起歡度上元佳節，作《衡州上元記》一文，記載了當時當地百戲及民間歌舞演出的盛況和觀眾的熱烈情緒。

統一南北之後，中國戲曲最成熟的形式--元雜劇，隨著通達的水陸交通進入湘天楚地。元人夏庭藝在《青樓集》中記載了當時一些雜劇表演藝術家到湖南演出並受到歡迎的情況明代以來，弋陽腔、青陽腔、崑腔等重要的戲曲聲腔傳入湖南，對湖南地方戲劇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弋陽腔，通過明初的江西移民、江西商人邀班來湘演出等途徑進入湖南，與湖南各地的語言、民間音樂以及某些宗教音樂相結合，形成了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高腔音樂。明中葉以後，安徽商賈進入湖湘，與江西商人競爭，也邀家鄉戲班來湘演出。如此，便將青陽腔帶到了湖南，大大豐富了高腔音樂刻畫人物、表現戲曲情緒的藝術手段，提高了高腔演唱藝術的表現力。明萬曆年間，崑山腔進入湖南，與湖湘語言和音樂交融，不僅形成了具有湖南民間特色的戲曲劇種--湘昆，而且還與其他地方劇種的聲腔音樂相結合，成為湖南地方戲曲的重要聲腔形式。

是湖南地方戲劇藝術的興盛時期。眾多的戲曲聲腔進入湖南，豐富了各地地方戲曲的音樂表現力。在湖南農村中早有的鬧花燈、唱採茶、田歌、山歌、秧歌、船歌等民間娛樂形式的基礎上，形成了地花鼓、花燈等民間歌舞演唱形式和一些民間小戲劇種。這些民間小戲，主要是歌頌勞動、愛情，藝術上生動活潑，健康明快，受到廣大農民和城市平民的歡迎。

也是在清代，湖南湧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戲劇作家和戲劇劇本。湖南湘潭人黃周星，曾作《人天樂》等戲曲劇本，他著有戲曲理論著作《制曲枝語》，在我國戲曲史上居於重要地位。長沙人楊昌壽，所著《桂枝香》等戲曲劇本，和《詞餘叢話》、《續詞餘叢話》等戲曲論著，對我國戲曲發展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衡陽人王夫之，湘潭人張九鉞、張聲階、夏大觀，常德人朱景英，長沙人熊超、毛國翰，新化人陳天華等，分別著有一批有影響的戲曲劇本。其他由不知名的文人和戲曲演員創作的戲曲劇本，更是數不勝數。

通過人民群眾和歷代藝術家們的創造性勞動，湖南地方戲劇藝術，吸取了中華大地和湖湘文化的生命養分，歷經久遠、艱難的歷史發展，逐漸形成了具有不同風格和特點的19個劇種。這些流淌著楚文化血脈，展現著湖湘傳統異彩的藝術奇葩，在社會主義祖國的春風裡，開放得更加鮮艷奪目。

元徠朝統一南北之後，中國戲曲最成熟的形式--元雜劇，隨著通達的水陸交通進入湘天楚地。元人夏庭藝在《青樓集》中記載了當時一些雜劇表演藝術家到湖南演出並受到歡迎的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提出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戲劇改革方針。1952年成立了湖南省文化藝術事業管理局，進一步加強了對湖南戲劇事業的領導。整理改編了《琵琶上路》、《劉海砍樵》等劇目，推動了湖南的戲曲改革。1951年創作了花鼓戲《雙送糧》，在北京世界民主青年聯歡選拔演出中，獲得好評。1953年，推出了《姑嫂忙》、《三里灣》等現代花鼓戲。1955年12月，湖南舉行全省第二屆戲曲觀摩演出，推出了《祭頭巾》、《昭君出塞》等藝術精品。湖南省湘劇院改編演出的《拜月記》拍攝成戲曲藝術片，湖南戲劇第一次登上了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