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勇忱

革命黨人

姚勇忱(1880—1915),浙江湖州人。早年應秋瑾之邀,赴紹興徐錫麟創辦的大通學堂任職,后加入光復會,和王金髮等密謀起義。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大通學堂遭清政府搜查,秋瑾不幸被逮捕殺害,姚勇忱連夜撤離。1915年,姚勇忱被袁世凱秘密殺害。柳亞子為姚勇忱題寫悼詩:絕代佳人姚弋仲,可憐生死徇田橫。

人物生平


姚勇忱祖輩乃鄉間大戶,父親曾做過一段晚清小吏,家境頗殷,在織里老街置有一處相當氣派的的宅屋。姚勇忱與胞弟姚定忱,就出生在這宅屋裡。據說,宅屋的位置,就在當年老街橫跨織溪(流經老鎮區的河道)的木廊橋北堍,朝南一字排開,有“三樓三底四進深”的規模。如今,時世滄桑,隨著織里新鎮區的勃興和日益繁榮、老街疏落,那處屢經拆建的姚氏故居,也早已舊跡無痕了。
15歲那年,姚勇忱父、母先後去世,他挑起了支撐家庭與撫養幼弟的重任;22歲上娶妻生子,取名長麟(也叫“長齡”)。
1904年,姚勇忱離開織里,去杭州就讀於蠶學館(今浙江理工大學的前身);自此接觸革命思潮,矢志救國而義無反顧。期間,為著不使妻子擔驚憂懼、遭受連累,姚勇忱主動與之離婚,並將胞弟和長麟陸續攜出,跟同自己居無定所地顛沛流離。他犧牲以後,長麟被寄託收養,卻在抗戰流亡中意外失蹤——烈士身後,竟無直嗣,這是何等地令人扼腕!
姚勇忱當日走進杭州蠶學館,初衷應該是去研習近代科學育蠶技術,以圖日後向實業方面發展(織里一帶,民間素以蠶桑、絲織為主業)。其時,災難深重的神州大地,在昏庸、腐敗的滿清政府統治下,正處於內外交困、國勢危殆的風雨飄搖之中,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排滿”、“救亡”、“民主”、“自由”的革命聲浪席捲大江南北。姚勇忱課餘翻閱《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刊,每每讀得“痛哭流涕,悲憤難抑”;他與同學論及身邊的種種黑暗現實,更是言必“慷慨激昂,握拳切齒”,同學“咸尊敬之”——他們哪裡知道,這個性情樸直、豪爽的青年人,此時已然下定決心,拋卻先前的初衷,轉而以“拯救中華於水火”為畢生志業!漸漸地,姚勇忱串聯起省城各學堂的愛國學子,經常潛往西湖南岸的白雲庵城隍山的四景園,參加革命派在那兒的秘密聚會。大家“彼此勉勵,暗相接納,陰通消息”。不久,他便加入了剛剛成立的江浙反清團體“光復會”。
按照姚定忱的憶述,姚勇忱在蠶學館學習,其後便東渡日本,又去東京著名的弘文書院學習過一段——也就是在那裡,他親聆孫中山先生的演講,結識了徐錫麟、秋瑾、陳英士等人,精神倍受鼓舞,鬥志越加堅定。隨即,姚勇忱便作為“中國同盟會”的一名新銳會員,意氣風發,回國開始了自己的職業革命生涯。
1906年九、十月間,秋瑾在上海虹口祥慶里(今四川北路),用“銳峻學社”的名義建立革命機關,一邊創辦《中國女報》等刊物,進行輿論宣傳;一邊“聯絡各省同志”,並“運動長江沿線會黨”,策劃武裝暴動。姚勇忱聞召即至,積極參與其間。由於他諳熟化學知識,自告奮勇試製炸彈,常常“貓”在祥慶里那幢舊石庫門房子里,通宵達旦地工作,深得秋瑾讚賞。
翌年春,徐錫麟為謀“皖浙同時發動”,擬赴安慶巡警學堂卧底,以伺機揭竿;行前,委託秋瑾接辦紹興大通師範學堂。這大通學堂,實際上是光復會專門培訓軍事骨幹的一處重要據點。姚勇忱隨同秋瑾來到大通,兼任國文教員;很快,就成為全校學生心目中“思想最前進、反清最決絕”的教師之一。他除了協助秋瑾“總理”日常校務,還代她在師生中物色對象、發展同盟會組織。有個名叫王金髮的體操(兵式體操)教員,嵊縣人,小姚勇忱三歲;之前曾是其老家“烏帶黨”(地方會黨)的首領,率眾嘯聚山林,對抗官府,加以胸有文墨,槍法又著實了得,人稱“秀才強盜”(后加入光復會)。姚勇忱與他共事,兩人皆有相見恨晚之感,遂成莫逆。當年7月,徐錫麟在皖舉義失敗,牽連到紹興,大隊清軍突然在一個清早將大通學堂團團包圍。秋瑾聞變,立刻指揮學生奮起抵抗,同時派人給姚、王等核心幹部報信,要他們緊急轉移。姚勇忱那天恰好外出,到錢莊取款。報信人告訴他,王金髮已翻牆突圍,並留了話給他,要想逃出紹興,只有走水路!多虧遇上一個挺身相救的船老大,讓姚勇忱假扮成自己喝醉了酒的兒子,在船頭對姚又罵又打;姚勇忱順勢撲進船艙里,裝作“發酒瘋”,這才蒙過了前來追捕的清兵,成功脫險。而秋瑾,則不幸被捕,壯烈殉難於紹興軒亭口。
大通血案沒有嚇退反清鬥士。為了推進國內革命,1908年初,陳英士受孫中山先生指派,也從日本“海歸”。他的駐滬總機關設在馬霍路(今黃陂路)德福里。姚勇忱、王金髮、還有蔣介石等人,迅速聚集到陳英士麾下(姚的胞弟和幼子,差不多即於此時被先後帶到上海,安排暫宿在姚稱作“小弟”的蔣介石家裡)。
在這以後的五、六年裡,姚勇忱基本上都是在陳英士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各種形式的革命活動,逐漸成為陳得力的“左右手”;他活動的地點,也主要在滬、杭,以致後來有民國史研究者,乾脆就將他列入“上海辛亥志士”的名單——這,或許也是過往很長一段時間裡,姚勇忱家鄉的人們對這位本土先烈,反而有點疏陌的一個緣因吧?
1909年夏,陳英士在上海天寶客棧秘密召開浙江十一個府屬黨人代表會議,商討如何強化革命力量之間的互動,拓展浙江鬥爭。姚勇忱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會後,又由他帶隊,在德福里跟俄人學習並大量製造一種名叫“剎拉景”的新式無煙炸彈,以備起義使用。關於這種炸彈,姚定忱有過這麼一番生動的憶述:彼時,清政府為剿捕南方革命黨人,曾特派某軍機大員南下,坐鎮粵桂。
陳英士通過內線截獲情報,打算乘此人途經上海、船靠十六鋪碼頭登岸歇腳之際,下手刺殺。他囑咐姚勇忱、王金髮趕製一枚分量超大的“剎拉景”。炸彈做好了,派別人去行刺不放心,他們三個就自己爭著去履險。姚說,我去,反正我身體有病,要死就我去死!陳說,還是我去,計劃是我定的,當然得我去干,死不死無所謂!王說,不要爭了,這顆炸彈重,你們兩個都不行的,扔不遠,還是我去的好!昔日的民主革命先驅們,就是這樣地英勇無畏、視死如歸(后因情況有變,該刺殺計劃停止)!
時至1911年。隨著全國革命高潮的日益迫近,長江流域各地黨人紛紛要求“共造時機,及早發動(起義)”。鑒於其時同盟會總部仍遠在東京,不利貼近指導,當年7月,陳英士、宋教仁、譚人鳳等便發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姚勇忱不單是中部總會二十九個首批會員之一,而且當選為負有實際執行責任的“幹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中外震撼。陳英士決計抓緊實施“蘇杭先動,滬上應之”的行動方針,以策響應。之前,姚勇忱曾多次隨陳前往皖、粵,“助戰”那裡的黨人暴動,積累了一定經驗;現在,陳英士即授權他潛入杭州,與浙省同志接頭,敲定“杭發促申”的起義大計。
於是,姚在10月中下旬兩度赴杭;尤其是后一次,距離杭州舉事僅一個星期。他通過褚輔成、黃鳳之,約集呂公望、傅其永、童保暄等駐浙新軍與警察營中的同盟(光復)會員,在西湖劉公祠、吳山挹芳園等處密議,擬定暴動方案,明確“杭州發動必須要有浙東(寧波、台州)同志參加”,並“由姚勇忱返滬分頭通知”。11月2日,姚勇忱又作為滬軍代表,參加了浙滬雙方在上海《神州日報》社(中部同盟會機關報)的緊急磋商,落實對杭州起義的彈藥、經費支援。隔天(4日)子夜,浙江革命黨人在杭州打響,勢如摧枯拉朽一般,次日拂曉便“滿城盡懸白旗,以示河山光復”。杭州的一舉成功,令陳英士們欣喜若狂、豪氣萬丈!事實上,還在杭州起義的前一天,上海已然發動。姚勇忱在往返滬杭、協調浙事期間,一直是處於“肩擔數任”的狀態。他馬不停蹄地出入進益里(起義指揮部),協助陳英士分析情報、調整部署、發送武器、策動吳淞炮台巡防營的清軍“反正”。由於準備相當充分,一朝動手,上海這座東方大都市就很快被起義軍勝利佔領。硝煙甫散,姚勇忱又與戴季陶、王金髮等力排異議,推舉陳英士入主滬軍都督府;跟著,他又領銜倡立“中華民軍協濟總會”,號召商紳捐款助餉,為新生政權的運轉籌募資金——這些史實說明,姚勇忱在滬、杭兩地的辛亥光復中,是建樹了自己的卓越貢獻的;雖然整個過程他沒有太多的拋頭露面,卻在幕後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12年,也即民國開元之年的首月,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成立。32歲的姚勇忱,以中國同盟會浙江分會代表的身份,當選臨時參議員(後為民國首屆國會眾議院國民黨浙江籍議員)。數月後,他出任同盟會本部駐滬機關部(兼理同盟會上海支部)正部長,並直接參與中國國民黨的組黨事務;在其手下擔任同盟會駐滬機關總務長、政事長、評議長等職務的,皆是像褚民誼、吳稚暉等一班非同小可的“元老級”人物。這足證姚在革命陣營中的地位已明顯上升。同年12月,他與陳英士等陪同孫中山先生,坐火車由上海而嘉興海寧、杭州,“巡行江浙,存問民眾”——姚家後人如今所珍藏的那幾幀烈士遺照,其中有四張,便是當時姚勇忱與孫中山先生等在巡視途中的合影。
轉年,竊取了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為了稱帝復辟,悍然製造“宋教仁事件”,向革命黨人亮出屠刀。姚勇忱在國會議員中率先挺起,通電討袁,“文辭激烈,大義凜然”!袁氏因之“銜恨刺骨”,在鎮壓了“二次革命”以後,飭令北京陸軍部對姚勇忱、以及陳英士、王金髮等“亂黨”,再度予以通緝,並指誣姚為“暗殺犯”。姚勇忱毫無畏懼。他先暫避日本,旋即潛回上海,隱蔽在法租界嵩山路“逸廬”(王金髮寓所),繼續秘密聯絡同志,組織反袁鬥爭(姚定忱此時也遷寄逸廬,常常在姚勇忱們開會時,守在路口為之望風)。
姚勇忱
姚勇忱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終於激起全國範圍的民憤。
1915年夏,此時的浙江都督朱瑞,乃姚、王當初在杭城光復之役中的同盟會戰友,跟王金髮還是嵊縣老鄉,卻早已陰附逆賊、變身為袁黨鷹犬。聞悉姚、王抵杭,朱立馬密報北京;同時,假惺惺地給他倆送去請貼,熱邀到都督府宴敘。姚勇忱懷疑其中有詐,勸王“小心提防,不去為妙”。稟性同樣剛直的王金髮則說,沒事的,朱瑞老同志了,老鄉加戰友,能不念舊情?殊料,那真是一個“鴻門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凱的複電,姚、王當場被捕,拘押百歲坊巷陸軍監獄。其時已17歲的姚定忱,帶了11歲的長麟,趕去探監。姚勇忱對胞弟慨嘆:我自知死期不遠。但出師未捷身先死,實在死不瞑目!他在獄中“終日謾罵袁世凱與朱瑞之流”。6月2日,王金髮被槍殺;姚做了陪綁,從刑場押回——朱瑞還幻想著能夠軟化姚,派人輪番誘降,說只要投降了,講出革命黨的所有一切,就釋放你,再給你個職位。姚勇忱鐵骨錚錚:“季高(王金髮的表字)既死,我活著沒有意思,我要和他一起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朱瑞絕望了。7月1日黃昏,姚勇忱也被殺害於陸軍監獄;就義時,英年35歲。
姚、王兩位烈士犧牲后,孫中山先生深深痛惜:“天地不仁,殲我良士”!二人的遺體,一度被分別運回各自家鄉安葬。筆者在搜求本文史料的日子裡,曾數赴織里,試圖通過多種途徑,覓訪昔日姚勇忱的舊葬處。無奈年月久遠、人事暌隔,而今已無從尋找。
1916年6月,那個僅止做了八十三天“洪憲皇帝”夢的袁世凱,在四面楚歌中嗚呼哀哉了。繼任大總統黎元洪,代表民國政府正式追認姚勇忱、王金髮為烈士並予厚葬。據說,當時在杭州昭慶寺(今杭州市青少年活動中心)召開的追悼會,聲勢甚為浩大,“生前友好,不論在杭與不在杭,均有輓詩輓聯以示哀悼”;前往現場弔唁的,除了大批“公開佩帶標記”的革命黨人,還有上萬民眾。隨後,姚、王兩位的靈柩,各由家鄉移運杭州,被隆重合葬(分穴)於西湖岸邊的茅家埠卧龍橋側——那是一座專門修建的獨立陵園(遺址在今解放軍療養院內),民間呼為“雙烈墓”。儘管眼下已很難找到相關的歷史影象,但從茅家埠還依稀可辨的建築殘留來推斷,那陵園應該規模不小。資料記載:姚、王的墓碑,是蔡元培所題;墓前牌樓的對聯“生死付常,河山無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也系蔡的親筆。褚輔成為“雙烈”撰寫了墓誌銘。柳亞子則賦詩痛悼;他“哭勇忱”,有這樣的詩句:“耳餘刎頸恨難平,回首錢塘尺涕盈。絕代佳人姚弋仲,可憐生死殉田橫!”
據姚定忱回憶,當年葬事既畢,民國政府還給烈士遺孤頒發了八千元撫恤金。他與長麟自此在杭州定居下來;王金髮的母親仗義、熱心,幫襯他拉扯長麟,“令讀書”,直至醫專畢業。1937年末,抗戰烽火逼近杭城,姚定忱全家撤往浙南而長麟(33歲)執意一人去渝,作別後竟杳無音訊。抗戰勝利了,姚定忱幾度設法同長麟聯繫,始終蹤跡渺然。某次,有人透信給失業在杭的姚定忱,說蔣介石到奉化(溪口)了,你去看看他,或許可以謀個事做。姚去了,蔣介石沒接見他,差人遞出一張紙條,上邊寫著:行政院:此為姚勇忱之弟,請給予他相當之職務,落款“蔣中正”。姚定忱久等,沒能見到蔣,氣得大罵蔣介石擺架子,忘記了從前在上海當“孩兒王”(指幫助姚勇忱照看倆孩子)那陣子。他沒有去做蔣介石給的官,撕了那張紙條,回到杭州照舊劬勞度日;並且,在家裡立下一樁“規矩”:每年農曆“清明”,必去大伯墓前焚香祭奠,風雨無阻,子孫傳續。
姚家的這樁“規矩”,數十年來,除了“文革”年月,在杭的後人們一直恪行不渝。其中,姚勇忱的墓塋又曾經歷過兩番搬遷——1952年,因茅家埠一帶建設需要,姚、王兩墓被西移至杭州小龍井山麓的公墓內(王墓於1990年代遷回今嵊州市)。
2006年,龍井區域市政改造,姚墓再次面臨搬遷。所幸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園林文物管理局、以及西湖風景名勝管委會等部門皆通力援手,姚家不避周折,精心選址,終於趕在當年農曆“冬至”前,將烈士遺骸妥善移葬位於南天竺的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園。新修的姚墓,莊嚴、大氣。陵園管理方,特地在墓側樹起一方花崗岩指示牌。那上邊一行行工穩的碑文,言簡意賅地向世人訴述著烈士不朽的生平……
姚勇忱
姚勇忱

人物事件


姚勇忱初在上海學理化,能造炸彈,因而得以結識鑒湖女俠秋瑾。應秋瑾之邀,至紹興徐錫麟創辦的大通學堂任職。又加入光復會,和王金髮等密謀起義。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大通學堂遭清廷搜查,秋瑾不幸被捕,姚勇忱連夜逃走,匿於船中,幾次險被捕獲,幸船夫掩護,方得脫險。后潛赴上海革命志士楊廉處。三十四年,姚勇忱、楊廉與徐自華會合,結秋社,暗集志士,以謀再起。不料楊廉失控墜馬,傷及頭部,不治而死,姚勇忱不得已往洛陽,任理化教師。越年返滬,助竺紹康編輯《中國公報》。該報停刊后,追隨陳英士。
1911年上海光復,陳英士任滬軍都督,姚勇忱被推為同盟會上海支部部長,后被推舉為眾議院議員。曾居北京,袁世凱側目異己,即韜晦南歸,東渡日本,策劃反袁。回上海后投奔王金髮,以劫灰筆名翻譯小說多種。
1915年夏,王金髮見革命有了轉機,欲以“購地建房,奉母終養”為借口,重返杭州活動,暗裡收羅舊部,圖謀再起。姚勇忱當然支持,他不顧自己肺炎咯血,毅然抱病與之同行。后二人不幸被已成為袁世凱鷹犬的浙江都督朱瑞誘捕,6月2日,王金髮被槍殺;7月1日黃昏,寧死不屈的姚勇忱也被殺害於陸軍監獄;就義時,英年35歲。柳亞子有哭姚勇忱詩:“絕代佳人姚弋仲,可憐生死徇田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