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勇忱

姚勇忱祖輩乃鄉間大戶，父親曾做過一段晚清小吏，家境頗殷，在織里老街置有一處相當氣派的的宅屋。姚勇忱與胞弟姚定忱，就出生在這宅屋裡。據說，宅屋的位置，就在當年老街橫跨織溪（流經老鎮區的河道）的木廊橋北堍，朝南一字排開，有“三樓三底四進深”的規模。如今，時世滄桑，隨著織里新鎮區的勃興和日益繁榮、老街疏落，那處屢經拆建的姚氏故居，也早已舊跡無痕了。

15歲那年，姚勇忱父、母先後去世，他挑起了支撐家庭與撫養幼弟的重任；22歲上娶妻生子，取名長麟（也叫“長齡”）。

1904年，姚勇忱離開織里，去杭州就讀於蠶學館（今浙江理工大學的前身）；自此接觸革命思潮，矢志救國而義無反顧。期間，為著不使妻子擔驚憂懼、遭受連累，姚勇忱主動與之離婚，並將胞弟和長麟陸續攜出，跟同自己居無定所地顛沛流離。他犧牲以後，長麟被寄託收養，卻在抗戰流亡中意外失蹤——烈士身後，竟無直嗣，這是何等地令人扼腕！

姚勇忱當日走進杭州蠶學館，初衷應該是去研習近代科學育蠶技術，以圖日後向實業方面發展（織里一帶，民間素以蠶桑、絲織為主業）。其時，災難深重的神州大地，在昏庸、腐敗的滿清政府統治下，正處於內外交困、國勢危殆的風雨飄搖之中，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排滿”、“救亡”、“民主”、“自由”的革命聲浪席捲大江南北。姚勇忱課餘翻閱《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刊，每每讀得“痛哭流涕，悲憤難抑”；他與同學論及身邊的種種黑暗現實，更是言必“慷慨激昂，握拳切齒”，同學“咸尊敬之”——他們哪裡知道，這個性情樸直、豪爽的青年人，此時已然下定決心，拋卻先前的初衷，轉而以“拯救中華於水火”為畢生志業！漸漸地，姚勇忱串聯起省城各學堂的愛國學子，經常潛往西湖南岸的白雲庵或城隍山的四景園，參加革命派在那兒的秘密聚會。大家“彼此勉勵，暗相接納，陰通消息”。不久，他便加入了剛剛成立的江浙反清團體“光復會”。

按照姚定忱的憶述，姚勇忱在蠶學館學習，其後便東渡日本，又去東京著名的弘文書院學習過一段——也就是在那裡，他親聆孫中山先生的演講，結識了徐錫麟、秋瑾、陳英士等人，精神倍受鼓舞，鬥志越加堅定。隨即，姚勇忱便作為“中國同盟會”的一名新銳會員，意氣風發，回國開始了自己的職業革命生涯。

1906年九、十月間，秋瑾在上海虹口祥慶里（今四川北路），用“銳峻學社”的名義建立革命機關，一邊創辦《中國女報》等刊物，進行輿論宣傳；一邊“聯絡各省同志”，並“運動長江沿線會黨”，策劃武裝暴動。姚勇忱聞召即至，積極參與其間。由於他諳熟化學知識，自告奮勇試製炸彈，常常“貓”在祥慶里那幢舊石庫門房子里，通宵達旦地工作，深得秋瑾讚賞。

翌年春，徐錫麟為謀“皖浙同時發動”，擬赴安慶巡警學堂卧底，以伺機揭竿；行前，委託秋瑾接辦紹興大通師範學堂。這大通學堂，實際上是光復會專門培訓軍事骨幹的一處重要據點。姚勇忱隨同秋瑾來到大通，兼任國文教員；很快，就成為全校學生心目中“思想最前進、反清最決絕”的教師之一。他除了協助秋瑾“總理”日常校務，還代她在師生中物色對象、發展同盟會組織。有個名叫王金髮的體操（兵式體操）教員，嵊縣人，小姚勇忱三歲；之前曾是其老家“烏帶黨”（地方會黨）的首領，率眾嘯聚山林，對抗官府，加以胸有文墨，槍法又著實了得，人稱“秀才強盜”（后加入光復會）。姚勇忱與他共事，兩人皆有相見恨晚之感，遂成莫逆。當年7月，徐錫麟在皖舉義失敗，牽連到紹興，大隊清軍突然在一個清早將大通學堂團團包圍。秋瑾聞變，立刻指揮學生奮起抵抗，同時派人給姚、王等核心幹部報信，要他們緊急轉移。姚勇忱那天恰好外出，到錢莊取款。報信人告訴他，王金髮已翻牆突圍，並留了話給他，要想逃出紹興，只有走水路！多虧遇上一個挺身相救的船老大，讓姚勇忱假扮成自己喝醉了酒的兒子，在船頭對姚又罵又打；姚勇忱順勢撲進船艙里，裝作“發酒瘋”，這才蒙過了前來追捕的清兵，成功脫險。而秋瑾，則不幸被捕，壯烈殉難於紹興軒亭口。

大通血案沒有嚇退反清鬥士。為了推進國內革命，1908年初，陳英士受孫中山先生指派，也從日本“海歸”。他的駐滬總機關設在馬霍路（今黃陂路）德福里。姚勇忱、王金髮、還有蔣介石等人，迅速聚集到陳英士麾下（姚的胞弟和幼子，差不多即於此時被先後帶到上海，安排暫宿在姚稱作“小弟”的蔣介石家裡）。

在這以後的五、六年裡，姚勇忱基本上都是在陳英士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各種形式的革命活動，逐漸成為陳得力的“左右手”；他活動的地點，也主要在滬、杭，以致後來有民國史研究者，乾脆就將他列入“上海辛亥志士”的名單——這，或許也是過往很長一段時間裡，姚勇忱家鄉的人們對這位本土先烈，反而有點疏陌的一個緣因吧？

1909年夏，陳英士在上海天寶客棧秘密召開浙江十一個府屬黨人代表會議，商討如何強化革命力量之間的互動，拓展浙江鬥爭。姚勇忱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會後，又由他帶隊，在德福里跟俄人學習並大量製造一種名叫“剎拉景”的新式無煙炸彈，以備起義使用。關於這種炸彈，姚定忱有過這麼一番生動的憶述：彼時，清政府為剿捕南方革命黨人，曾特派某軍機大員南下，坐鎮粵桂。

陳英士通過內線截獲情報，打算乘此人途經上海、船靠十六鋪碼頭登岸歇腳之際，下手刺殺。他囑咐姚勇忱、王金髮趕製一枚分量超大的“剎拉景”。炸彈做好了，派別人去行刺不放心，他們三個就自己爭著去履險。姚說，我去，反正我身體有病，要死就我去死！陳說，還是我去，計劃是我定的，當然得我去干，死不死無所謂！王說，不要爭了，這顆炸彈重，你們兩個都不行的，扔不遠，還是我去的好！昔日的民主革命先驅們，就是這樣地英勇無畏、視死如歸（后因情況有變，該刺殺計劃停止）！

時至1911年。隨著全國革命高潮的日益迫近，長江流域各地黨人紛紛要求“共造時機，及早發動（起義）”。鑒於其時同盟會總部仍遠在東京，不利貼近指導，當年7月，陳英士、宋教仁、譚人鳳等便發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姚勇忱不單是中部總會二十九個首批會員之一，而且當選為負有實際執行責任的“幹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中外震撼。陳英士決計抓緊實施“蘇杭先動，滬上應之”的行動方針，以策響應。之前，姚勇忱曾多次隨陳前往皖、粵，“助戰”那裡的黨人暴動，積累了一定經驗；現在，陳英士即授權他潛入杭州，與浙省同志接頭，敲定“杭發促申”的起義大計。

於是，姚在10月中下旬兩度赴杭；尤其是后一次，距離杭州舉事僅一個星期。他通過褚輔成、黃鳳之，約集呂公望、傅其永、童保暄等駐浙新軍與警察營中的同盟（光復）會員，在西湖劉公祠、吳山挹芳園等處密議，擬定暴動方案，明確“杭州發動必須要有浙東（寧波、台州）同志參加”，並“由姚勇忱返滬分頭通知”。11月2日，姚勇忱又作為滬軍代表，參加了浙滬雙方在上海《神州日報》社（中部同盟會機關報）的緊急磋商，落實對杭州起義的彈藥、經費支援。隔天（4日）子夜，浙江革命黨人在杭州打響，勢如摧枯拉朽一般，次日拂曉便“滿城盡懸白旗，以示河山光復”。杭州的一舉成功，令陳英士們欣喜若狂、豪氣萬丈！事實上，還在杭州起義的前一天，上海已然發動。姚勇忱在往返滬杭、協調浙事期間，一直是處於“肩擔數任”的狀態。他馬不停蹄地出入進益里（起義指揮部），協助陳英士分析情報、調整部署、發送武器、策動吳淞炮台與巡防營的清軍“反正”。由於準備相當充分，一朝動手，上海這座東方大都市就很快被起義軍勝利佔領。硝煙甫散，姚勇忱又與戴季陶、王金髮等力排異議，推舉陳英士入主滬軍都督府；跟著，他又領銜倡立“中華民軍協濟總會”，號召商紳捐款助餉，為新生政權的運轉籌募資金——這些史實說明，姚勇忱在滬、杭兩地的辛亥光復中，是建樹了自己的卓越貢獻的；雖然整個過程他沒有太多的拋頭露面，卻在幕後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12年，也即民國開元之年的首月，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成立。32歲的姚勇忱，以中國同盟會浙江分會代表的身份，當選臨時參議員（後為民國首屆國會眾議院國民黨浙江籍議員）。數月後，他出任同盟會本部駐滬機關部（兼理同盟會上海支部）正部長，並直接參與中國國民黨的組黨事務；在其手下擔任同盟會駐滬機關總務長、政事長、評議長等職務的，皆是像褚民誼、吳稚暉等一班非同小可的“元老級”人物。這足證姚在革命陣營中的地位已明顯上升。同年12月，他與陳英士等陪同孫中山先生，坐火車由上海而嘉興、海寧、杭州，“巡行江浙，存問民眾”——姚家後人如今所珍藏的那幾幀烈士遺照，其中有四張，便是當時姚勇忱與孫中山先生等在巡視途中的合影。

轉年，竊取了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為了稱帝復辟，悍然製造“宋教仁事件”，向革命黨人亮出屠刀。姚勇忱在國會議員中率先挺起，通電討袁，“文辭激烈，大義凜然”！袁氏因之“銜恨刺骨”，在鎮壓了“二次革命”以後，飭令北京陸軍部對姚勇忱、以及陳英士、王金髮等“亂黨”，再度予以通緝，並指誣姚為“暗殺犯”。姚勇忱毫無畏懼。他先暫避日本，旋即潛回上海，隱蔽在法租界嵩山路“逸廬”（王金髮寓所），繼續秘密聯絡同志，組織反袁鬥爭（姚定忱此時也遷寄逸廬，常常在姚勇忱們開會時，守在路口為之望風）。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終於激起全國範圍的民憤。

1915年夏，此時的浙江都督朱瑞，乃姚、王當初在杭城光復之役中的同盟會戰友，跟王金髮還是嵊縣老鄉，卻早已陰附逆賊、變身為袁黨鷹犬。聞悉姚、王抵杭，朱立馬密報北京；同時，假惺惺地給他倆送去請貼，熱邀到都督府宴敘。姚勇忱懷疑其中有詐，勸王“小心提防，不去為妙”。稟性同樣剛直的王金髮則說，沒事的，朱瑞老同志了，老鄉加戰友，能不念舊情？殊料，那真是一個“鴻門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凱的複電，姚、王當場被捕，拘押百歲坊巷陸軍監獄。其時已17歲的姚定忱，帶了11歲的長麟，趕去探監。姚勇忱對胞弟慨嘆：我自知死期不遠。但出師未捷身先死，實在死不瞑目！他在獄中“終日謾罵袁世凱與朱瑞之流”。6月2日，王金髮被槍殺；姚做了陪綁，從刑場押回——朱瑞還幻想著能夠軟化姚，派人輪番誘降，說只要投降了，講出革命黨的所有一切，就釋放你，再給你個職位。姚勇忱鐵骨錚錚：“季高（王金髮的表字）既死，我活著沒有意思，我要和他一起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朱瑞絕望了。7月1日黃昏，姚勇忱也被殺害於陸軍監獄；就義時，英年35歲。

姚、王兩位烈士犧牲后，孫中山先生深深痛惜：“天地不仁，殲我良士”！二人的遺體，一度被分別運回各自家鄉安葬。筆者在搜求本文史料的日子裡，曾數赴織里，試圖通過多種途徑，覓訪昔日姚勇忱的舊葬處。無奈年月久遠、人事暌隔，而今已無從尋找。

1916年6月，那個僅止做了八十三天“洪憲皇帝”夢的袁世凱，在四面楚歌中嗚呼哀哉了。繼任大總統黎元洪，代表民國政府正式追認姚勇忱、王金髮為烈士並予厚葬。據說，當時在杭州昭慶寺（今杭州市青少年活動中心）召開的追悼會，聲勢甚為浩大，“生前友好，不論在杭與不在杭，均有輓詩輓聯以示哀悼”；前往現場弔唁的，除了大批“公開佩帶標記”的革命黨人，還有上萬民眾。隨後，姚、王兩位的靈柩，各由家鄉移運杭州，被隆重合葬（分穴）於西湖岸邊的茅家埠卧龍橋側——那是一座專門修建的獨立陵園（遺址在今解放軍療養院內），民間呼為“雙烈墓”。儘管眼下已很難找到相關的歷史影象，但從茅家埠還依稀可辨的建築殘留來推斷，那陵園應該規模不小。資料記載：姚、王的墓碑，是蔡元培所題；墓前牌樓的對聯“生死付常，河山無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也系蔡的親筆。褚輔成為“雙烈”撰寫了墓誌銘。柳亞子則賦詩痛悼；他“哭勇忱”，有這樣的詩句：“耳餘刎頸恨難平，回首錢塘尺涕盈。絕代佳人姚弋仲，可憐生死殉田橫！”

據姚定忱回憶，當年葬事既畢，民國政府還給烈士遺孤頒發了八千元撫恤金。他與長麟自此在杭州定居下來；王金髮的母親仗義、熱心，幫襯他拉扯長麟，“令讀書”，直至醫專畢業。1937年末，抗戰烽火逼近杭城，姚定忱全家撤往浙南而長麟（33歲）執意一人去渝，作別後竟杳無音訊。抗戰勝利了，姚定忱幾度設法同長麟聯繫，始終蹤跡渺然。某次，有人透信給失業在杭的姚定忱，說蔣介石到奉化（溪口）了，你去看看他，或許可以謀個事做。姚去了，蔣介石沒接見他，差人遞出一張紙條，上邊寫著：行政院：此為姚勇忱之弟，請給予他相當之職務，落款“蔣中正”。姚定忱久等，沒能見到蔣，氣得大罵蔣介石擺架子，忘記了從前在上海當“孩兒王”（指幫助姚勇忱照看倆孩子）那陣子。他沒有去做蔣介石給的官，撕了那張紙條，回到杭州照舊劬勞度日；並且，在家裡立下一樁“規矩”：每年農曆“清明”，必去大伯墓前焚香祭奠，風雨無阻，子孫傳續。

姚家的這樁“規矩”，數十年來，除了“文革”年月，在杭的後人們一直恪行不渝。其中，姚勇忱的墓塋又曾經歷過兩番搬遷——1952年，因茅家埠一帶建設需要，姚、王兩墓被西移至杭州小龍井山麓的公墓內（王墓於1990年代遷回今嵊州市）。

2006年，龍井區域市政改造，姚墓再次面臨搬遷。所幸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園林文物管理局、以及西湖風景名勝管委會等部門皆通力援手，姚家不避周折，精心選址，終於趕在當年農曆“冬至”前，將烈士遺骸妥善移葬位於南天竺的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園。新修的姚墓，莊嚴、大氣。陵園管理方，特地在墓側樹起一方花崗岩指示牌。那上邊一行行工穩的碑文，言簡意賅地向世人訴述著烈士不朽的生平……

姚勇忱初在上海學理化，能造炸彈，因而得以結識鑒湖女俠秋瑾。應秋瑾之邀，至紹興徐錫麟創辦的大通學堂任職。又加入光復會，和王金髮等密謀起義。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大通學堂遭清廷搜查，秋瑾不幸被捕，姚勇忱連夜逃走，匿於船中，幾次險被捕獲，幸船夫掩護，方得脫險。后潛赴上海革命志士楊廉處。三十四年，姚勇忱、楊廉與徐自華會合，結秋社，暗集志士，以謀再起。不料楊廉失控墜馬，傷及頭部，不治而死，姚勇忱不得已往洛陽，任理化教師。越年返滬，助竺紹康編輯《中國公報》。該報停刊后，追隨陳英士。

1911年上海光復，陳英士任滬軍都督，姚勇忱被推為同盟會上海支部部長，后被推舉為眾議院議員。曾居北京，袁世凱側目異己，即韜晦南歸，東渡日本，策劃反袁。回上海后投奔王金髮，以劫灰筆名翻譯小說多種。

1915年夏，王金髮見革命有了轉機，欲以“購地建房，奉母終養”為借口，重返杭州活動，暗裡收羅舊部，圖謀再起。姚勇忱當然支持，他不顧自己肺炎咯血，毅然抱病與之同行。后二人不幸被已成為袁世凱鷹犬的浙江都督朱瑞誘捕，6月2日，王金髮被槍殺；7月1日黃昏，寧死不屈的姚勇忱也被殺害於陸軍監獄；就義時，英年35歲。柳亞子有哭姚勇忱詩：“絕代佳人姚弋仲，可憐生死徇田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