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

劉遵義1944年生於遵義，成長於香港；1961年赴美，先後獲斯坦福大學物理學學士（1964）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哲學博士（1969）；1966年，他便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任教，2004年重返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2010至2014年，他涉足商界，出任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目前系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

長期對中國經濟和東亞經濟的研究，使劉遵義成為中國政府所倚重的智囊。

1966年，劉遵義建立了第一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1979年，他基於上述模型和實地考察，最早做出中國經濟將實現8%年增長的大膽預測；1988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負責人採納他的建議，推行保值儲蓄存款政策，化解了搶購與銀行擠兌危機；1993年，他向時任副總理朱鎔基提出央行利用外匯儲備實行外匯調節市場操作的建議，並向周小川建議在外匯並軌時實行強制結匯，為中國應對後來的貨幣危機打下基礎；1997年，東亞貨幣危機爆發，他建議人民幣維持穩定，不必貶值，為政府所採納。

2019年1月，獲外交部駐港公署首次授予的“外交之友”稱號。

1944年12月12日，劉遵義出生於貴州省遵義市。

1964年，以優異成績在斯坦福大學獲得物理學和經濟學兩個學士學位。

1969年，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

1966年，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為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教師。

1967年，被提升為經濟學助理教授。

1973年，晉陞為副教授。

1974年，加入美國籍。

1976年，只有短短10年教齡的劉遵義先生成為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教授。

1992年，被斯坦福大學授予第一個李國鼎（Kwoh-Ting Li）發展經濟學教授的名譽稱號。

1990年至1992年，劉遵義教授擔任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副主任。

1992年至1996年，為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7年開始，擔任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時，他還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員和胡佛研究所的名譽研究員。

1999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2004年7月至2010年6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2007年，獲日本創價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日本早稻田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2009年4月，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

2009年11月，獲委任為中信資本的非執行董事。

2010年7月1日，任中信集團旗下的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的非執行副董事長。

2010年9月13日，任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香港子公司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主席。

2010年10月22日，被增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2010年11月7日，任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3年6月，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不再擔任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Phi Beta Kappa會員

Tau Beta Pi會員

計量經濟學會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Conference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會員

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院士

中徠國社會科學院榮譽資深研究員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日本創價大學榮譽博士

日本早稻田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台灣中央大學榮譽管理學博士

復旦大學榮譽經濟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外交部駐港公署“外交之友”稱號

劉遵義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及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及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教授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際歐亞科學院中國科學中心副主席、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顧問、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會理事長。

此外，他也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和其轄下管治委員會主席、貨幣發行委員會及投資委員會委員、香港貿發局一帶一路委員會委員、團結香港基金副主席及呂志和獎獎項推薦委員會委員及主席，以及台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會成員。

他也是香港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及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台灣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暨常務董事。

劉遵義教授治學嚴謹，知識面廣。他涉獵經濟學的大部分研究領域，主要包括經濟學理論、發展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應用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產品和技術革新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工業化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東亞地區經濟研究，其中包括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中國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劉遵義教授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從教已30餘年，他的教學專長主要在微觀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應用微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方面。

論中國經濟

“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中，‘流汗多於用腦’；而在新形勢下，應加大‘用腦’的比重。”在2005年“滙豐經濟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就中國經濟增長源泉提出見解。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指出，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這很大程度依賴於巨大的有形資本投入。根據經濟規律，僅靠有形資本驅動，可能無法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而適當加大無形資本的比重可能是應對這一情況的有效途徑。以往相對便宜的勞動力市場構成了“流汗多於用腦”模式，而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日益增加，傳統的“流汗”模式已經不適應高速發展的經濟現狀。在此情況下，加大無形資本的投入有助於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有關數據顯示，1985年中國通過第一個專利申請；而在當時，專利、品牌等無形資產早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有效砝碼。劉教授建議，可以從增加科研經費、打造品牌效應等方面出發，通過技術層面來增加產品的價值。

劉遵義教授認為亞洲的經濟問題要靠亞洲人自己解決。在1998年7月由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組織的“亞洲金融危機新動向及對中國經濟深層次影響”高級座談會上，他就日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問題發表了看法。

劉遵義教授在對東南亞和中國經濟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並提出了許多極為可行的政策性建議，在國際經濟學界贏得了崇高的尊重。90年代初，他在《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東亞是否是一新的墨西哥》等論文中，首先提出了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中的缺陷，如經濟增長主要依賴高投入、缺乏技術進步等問題，及對亞洲經濟的可能影響，他的一些假說在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得到了證實。2000年，他就中國加入WTO後面對的問題發表了務實、新銳的看法。他說，外國公司進入中國對中國企業基本沒有壞處，只要政府不讓他掙壟斷的錢。即使WTO不來，中國企業也會形成激烈的淘汰，不要把這筆賬單獨地算在WTO或外國公司身上。他還說，網際網路有各種各樣的可能和機會，中國應儘快抓住並利用它，才有可能跳躍式發展，並跨越一些傳統的發展階段。劉遵義認為加入WTO之後，為了保證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宏觀經濟管理者和貨幣政策制定者應特別關注“二率”，即保持一個低水平但大於零的真實利率、一個低的通貨膨脹率和一個穩定的利率。由於利率、利率和目標通脹率都不能單獨決定，所以，為了達到“二率”的“兩低一穩定”目標，中國經濟需要一個整體的政策設計。

劉遵義教授著有多本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農民的教育和農場的效率》（與Dean T. Jamison合作） ；《發展的模式：韓國和台灣經濟增長的比較》；《21世紀的中國經濟：計量經濟方法》。此外，他還有140多篇的文章發表在各類專業雜誌和報刊上。其中，近期的代表作有：《用新的生產函數反映世界農業技術的變化》（與P. A. Yotopoulos合作）載《發展經濟學雜誌》1989年；《戰後美國消費和儲蓄的分析》（與M. J. Boskin合作）載《美國經濟評論》；《五國集團戰後經濟增長：新的分析》（與M. J. Boskin合作） 。

劉遵義教授還參加了大量的學術活動。他是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的會員，是美國經濟學會、美國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統計學會、美國農業經濟學會的會員，美國收入和財富研究討論會成員，英國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海外成員，美國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理事，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理事。他還擔任許多專業經濟學雜誌的編委。

近十多年來，劉遵義教授在中國參加了大量的學術活動，並同政府機構有廣泛的合作關係。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的榮譽研究員，是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汕頭大學等單位的榮譽教授。1982年7月劉遵義教授被選為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第14屆院士。近年來，他作為“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進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並是該所學術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劉遵義教授還在國際、政府機構和商業界擔任過許多職務。如他曾是美國能源部、美國聯邦儲備金監察小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蘭德（RAND）公司、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美國花旗銀行、中國銀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機構的顧問，同時還是美國加州政府經濟政策諮詢委員會成員。1979年至1985年，劉遵義教授擔任加利福尼亞州銀行行長，並是執行委員會成員；1987年至1988年，為財產公平委員會（Property Resources Equity Trust）主任；1989年至1992年，先期為斯坦福大學投資委員會理事會成員，后又為斯坦福大學財政委員會理事會成員；從1998年開始，劉遵義教授擔任中國台灣基金公司主管。

2009年4月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2010年9月10日，劉遵義出任主權基金中投在境外第一家分公司中投香港分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