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橋

八里橋在明正統十一年(公元1446年)竣工時，定名為“永通橋”，后因距通縣8里，俗稱八里橋或八里庄橋。

《明英宗實錄》：“正統十一年八月，建通州八里庄橋，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督工。”又據《通州志》：“八里庄橋即永通橋，在普濟閘東。正統十一年敕建，祭酒李時勉作記。”李時勉的永通橋記：“通州城西八里河，京都諸水匯流而東。河雖不廣，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濫，常架木為橋，比舟為梁，數易輒壞。內官監太監李德以聞於上，欲與其地建石橋，乃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往經度之。總督漕運都督武興發漕卒，都指揮僉事陳信領之，工部尚書王巹會計經費，侍郎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阮安總理之。橋東西五十丈，為水道三券，券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錮以鐵，分水石護以鐵柱，當其沖，橋南北二百尺，兩旁皆以石為欄。表二坊，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以祀河神。經始在正統十一年八月，告成於十二月，明年三月立石。”永通橋歷經五百餘年，明清、民國和八十年代屢加修葺，現狀為石砌三孔拱券形，南北走向。永通橋曾是東至山海關、南至天津陸路交通的咽喉，歷史上該地曾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中外戰爭，第一次為咸豐十年（1860）英法侵略軍攻陷天津、通州后，清政府為保衛北京在這裡阻擊侵略軍，進行了八里橋戰役。第二為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義和團在八里橋狠狠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橋東京津公路北側有雍正十一年（1733）所立的“御制通州石道碑”一座，碑文記載了當年修築朝陽關外石道之事。此碑列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另傳，村內曾住有一海姓滿人，共婦王碼漢卡氏為乾隆帝弘曆之乳母。雍正三年（1725）在此為其立有一碑，現已無存。

2013年和2014年，先後被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018年6月，北京近600歲八里橋年底禁車，公園擬復原清朝石道。

2018年年底禁止機動車通行。路面柏油將被清除並恢復原貌。

新建的這座橋將為雙向6車道，其中機動車道4條，各寬3.5米；非機動車道2條，各寬3米，另外還有2條3米寬的人行道。

根據橋型布置立面圖，這座橋的路面將是平的，而不是古橋那種拱起的形狀。新八里橋的建築風貌和古橋完全不同，相關部門從3個設計方案中選定了卧虹式橋。新橋的規劃設計本著“不能高於古橋”的原則，避免影響古橋的歷史風貌。

古橋的修繕方案，正在籌備之中。八里橋作為國家重點文物，修繕方案將上報國家文物局審批。由於橋面上仍有車輛通行，所以檢測存在一定困難。年底前，經過專家論證的方案將上報國家文物局。預計2019年下半年起，古橋將開始修繕。

八里橋與盧溝橋齊名，是北京三大古橋之一，也是昔日通州八景之一“長橋映月”所在地。橋面兩側有32副石欄板，板面上的雕刻粗獷有力。欄板上有望柱33對，每個望柱上雕有石獅，橋東西兩端各有一對戧獸，長鬣密麟，昂首挺胸。

八里橋長30米，寬16米，作為三孔橋，其中孔高達8.5米，寬6.7米，兩次孔僅高3.5米，相差懸殊。這種構造是專為漕運的需要設計的。通惠河運糧船多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拱橋勢必阻礙漕船航行，將中孔建造得相當高聳，漕船即可直出直入，因此有“八里橋不落桅”之說。由於八里橋坡度極陡，機動車爬坡困難，橋兩側曾墊高處理。

八里橋兩側橋頭，各有標註為2.3米的限高桿，以及限重10噸的標識牌。

2007年，安裝限高桿，是為了防止較重的大車通行，保護古橋。

2010年，針對困擾古橋的張貼小廣告問題，朝陽區文化委文物科經請示相關部門，對橋體上的小廣告進行了清理、清洗，並加裝了護欄，防止張貼行為發生。

201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017年年中，朝陽區文化委在八里橋上還加裝了4個監控探頭，對橋上橋下進行24小時監控。在八里橋西南側引橋側立面當代增建部分，存在大面積字母塗鴉。

八里橋南北長50米，東西寬16米。橋面兩側有32副石欄板，板面上的雕刻刀法流 暢，粗獷有力。欄板上有望柱33對，每個望柱上雕有石獅。石獅形態各異，栩栩如生，可與著名的盧溝橋石獅媲美。橋東西兩端各有一對戧獸，長鬣密麟，昂首挺胸。護坡石上卧伏著四隻鎮水獸，扭頸傾頭，怒視碧波。橋南往東200米處，立有清雍正御制石道碑一座。大橋兩岸，綠柳白楊，芳草萋萋，風景如畫。白天，憑欄東望，可見巍巍古城；夜晚，扶欄觀水，細波之中，月影婆娑，或如玉盤，或如銀鉤。若有客航貨舟通過，槳碎玉盤，水折銀鉤，甚為壯觀。昔日的通州八景之一——長橋映月，指的就是此地。

八里橋的原名應該是“永通橋’，因為它坐落在通惠河上，距通州八里地左右，所以人們俗稱它為“八里橋’。八里橋建於明英宗正統十一年(1446年)。八里橋是典型的直拱橋，橋面的中心石是橋面的中軸線，與曲拱橋相比較，它的橋面是一條非常平直的通路，因而這類橋主要是供騾馬大車運輸貨物之用。

這座橋為花崗岩石砌造，中間有一個大跨度的橋拱，兩邊各有一個小型的橋拱。橋長50米，寬16米，橋墩呈船形，前端有分水尖，尖上安裝三角形鐵樁，在橋墩和橋拱的水位線的位置加固了一圈腰鐵，用此預防春天解凍時冰塊的撞擊或夏天時洪水、過往船隻的碰撞。

通惠河是京城的主要運糧通道，運糧船隻多是帆船，因而八里橋中間的橋拱建得非常高，最高處有8.5米，寬也有6.7米，這樣的設計很實用，來往帆船可以直接通過，八里橋也就有了“八里橋 不落桅”的美譽。八里橋的中間橋拱很高，而它的兩側小橋拱卻僅高3.5米，如此懸殊的比例也給八里橋帶來了非常獨特的形式感。

八里橋的橋拱是北京獨一無二的。除此外它的石雕裝飾也很美，在32塊漢白玉護欄板的望柱上都雕刻有造型各異、形態生動的石獅子。另外，在橋的東西兩岸上各有一隻趴在岸邊的鎮水石獸。鎮水石獸體型龐大，雖然歷經多年風雨侵蝕已經殘缺，但姿態仍然威武雄健，注視河面的神態也是非常生動。傳說鎮水獸是龍生九子之一的蛤蝮，其形象很怪異，說龍非龍，似蝦非蝦，喜歡游泳，以水為伴，人們也就將它的形象作為橋上的裝飾以鎮洪水。

八里橋橋拱上的龍門石（拱頂石）雕刻得也很有特點一一個形象奇特雙角披倒毛的怪獸怒目注視著河水，這個石雕俗稱“毛水獸”。將它裝飾在橋拱上寄託著老百姓依獸鎮水、鎮服興風作浪的怪物求得平安的美好願望。

八里橋不僅是風景名勝，還是古戰場。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三萬清軍曾在這裡與英法侵略軍展開了一場血戰。

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七月，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軍因天津談判無結 果，遂自天津向北京逼進。八月初七，英法軍隊以6000人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自通州郭家墳分三路向八里橋一帶猛撲。當時，駐守八里橋一帶的清軍三萬，分別由僧格林沁、勝保、瑞麟統率。清軍當時處於冷熱兵器轉型期。清軍士兵揮舞著大刀長矛，使用落後於侵略者的抬槍、抬炮。與著剛剛經歷克里米亞戰爭錘鍊的英法聯軍展開生死決戰。通州城外殺聲震天，八里橋邊遮天蔽日，清軍將士視死如歸，英勇殺敵，橋上的將士倒下了，後面的將士又沖了上來，誓與大橋共存亡。戰至當晚，雖然清軍官兵前仆後繼，打死聯軍一千多人，但是在侵略者密集的米尼子彈的精確殺傷下。在先進火炮發射的葡萄彈實心反覆摧殘下，橋面上堆滿了清軍的屍體，八里橋失守了，3萬將士全部殉國！！！

在惡戰中，八里橋的石欄板被炸得粉碎，許多石獅子也被炸毀，於是在八里橋之戰後，清政府將傷痕纍纍的八里橋重新修復，但仍不免留下了一些炮彈造成的創傷。民國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修京通柏油路時，將橋兩端墊土，降低了石橋的坡度。解放后，橋面鋪上瀝青。後來，為保護古橋的歷史風貌，減少洪水對橋的衝擊，在橋南北兩端開道引河，各建三洞水泥橋一座，用來泄洪分流，橋間以水泥構成分水泊岸。

彈指一揮間，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如今，留有英法聯軍洋槍洋炮彈痕的八里橋仍巍然橫跨在古老的通惠河上，向人們訴說著當年的滄桑歲月，它告誡我們，歷史是殘酷的，落後就要挨打。

通州向西有個八里橋，又叫永通橋，是明朝正統年間修建的一座石拱橋。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朝軍隊在這裡和入侵的英法聯軍打過一仗，史稱八里橋之戰。

介紹八里橋之戰的文章很多，然而說法也多，有的互相抵牾，有些是明顯的舛誤。十年前北京一家大報在談到八里橋時，說義和團在這裡消滅了英法聯軍一千多人。遭到一位老報人的激烈批評，說北京的報紙、北京的記者，竟然不了解北京歷史。筆者手邊有本通州人自己編寫、2004年出版的小冊子:《通州古建》，其中也說“清軍在八里橋與八國聯軍大戰數日”，“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數次衝鋒均未成功，最終失敗”。看來，通州人也未必清楚通州的歷史。

其實，八里橋之戰發生在1860年9月21日，抗擊的是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的入侵是1900年的事。僧格林沁沒能看見八國聯軍入侵，因為他1865年在山東鎮壓捻軍時陣亡了。再說，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倒是跟義和團和清軍打了幾仗，但戰場都不是在八里橋。

八里橋之戰清軍敗了。不然，咸豐皇帝就不用逃往承德、圓明園也就不會被焚毀了。敗是敗了。那麼，清軍消滅了一千多侵略者沒有呢？很多資料對此回答都是肯定的。筆者從一部介紹蒙古族歷史的專著里看到，說僧格林沁指揮的蒙古騎兵在八里橋之戰中“斃傷敵軍千餘人”。斃者，致死也；“斃傷”自然就是“死傷”的意思。這跟“消滅”一千多人雖有出入，但意思還算接近。在網上搜索一下“八里橋之戰”，發現很多說法驚人相似。惟有一點不同，就是在“斃傷”敵人的數字上。有的說“斃傷數百敵人”，有的說，“激戰一時許，斃傷敵軍千餘人”。然而僧格林沁給皇帝的奏摺上說，這場戰鬥“鏖戰兩時之久”。兩時，不是兩個小時，而是兩個時辰，就是說，持續了四個小時——這跟法國人記錄的情況差不多。按照法國人的說法，戰鬥是從清晨七時許開始的，一直打到中午。那麼，到底清軍“斃傷”多少敵人呢？從僧格林沁的奏摺上看，並無確切數字，只看到“斃賊甚眾”、“復又斃賊多名”這樣含糊其辭的話。很可能，“斃傷數百敵人”和“斃傷千餘人”之說，是後人推測的。

英法聯軍的總數不到兩萬人。其中英軍約一萬兩千人。進攻八里橋的是法國軍隊，司令叫孟托班，率兩個旅，全部人馬不到八千人。據僧格林沁向皇帝報告的法軍人數是“不過五六千名”，這可能是法軍投入戰鬥的實際人數。清軍人數，據孟托班回憶錄說是“三萬到三萬五千人”。而根據當時俄國大使提供給英國人的情報，清朝軍隊在八里橋一役投入的兵力超過五萬五千人。

人數上占絕對優勢的清軍為什麼戰敗了呢？因為武器太落後。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在作戰方式上基本屬於冷兵器時代的輕騎兵，主要武器是弓箭、長矛，外加馬刀。清軍部隊中裝備不少鳥槍和抬槍。同時清軍也有不少近戰支援用火器如：抬炮、劈山炮，雖然這些武器殺傷力不錯，但是射程和精度。相比英法聯軍最新的線膛炮和線膛步槍而言，就相形見絀了！法國士兵手中的步槍有效射程可達一千五百米，在此戰中，將衝鋒的清軍於遠距離內一一射殺，最終多數的清軍根本不能抵進聯軍步兵方陣！

戰鬥打響之後，兩軍相持了一段時間。僧格林沁的騎兵曾一度逼近敵軍指揮部，衝到距敵人不到五十米遠的地方，但是接下來沒有發生“短兵相接”的戰鬥，他們的弓箭也沒有對躲在壕塹里的法國士兵造成威脅。相反，法國士兵“每顆子彈打出去，總有某個騎兵落馬”，衝到前面的騎兵“遭到密集火力的狙擊，許多人和馬都被打死”。但是人數眾多的蒙古騎兵，還是吶喊著沖了上來。正在這時，“由於道路很壞”，一度“中途被阻”的法軍大炮趕到了，炮彈準確地落在蒙古騎兵中間，騎兵開始潰散了。清軍指揮官之一的勝保也被炮火擊中，坐騎被炸死，他本人也多處受傷，被抬下火線。“炮彈傾瀉在橋上”，“橋欄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橋板上安放著的石頭老虎(按：應該是石獅子)也給炸壞了”。炮火迫使清軍開始無秩序地後退，法軍乘機出擊，士兵們端著刺刀撲向八里橋。儘管守橋的清軍非常勇敢，“他們中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八里橋被法軍佔領了。

孟托班回國后被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封為“八里橋伯爵”，還讓他當了參議員。法皇提議再給他年金五萬法郎作為獎賞，但遭到了多數議員的反對。議員們認為，發生在八里橋的不過是“一場引人發笑的戰鬥”，說“在整個戰役期間，我們只有十二個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給他那麼高的獎賞！

十二個，這才是八里橋之戰法軍死亡的人數。而清軍呢，傷亡也沒那麼高，因為是潰敗，死傷合計也就一千多人，而清朝自己由於糟糕的管理，統計的傷亡數字要高於聯軍，為三千餘人。

註：本文史料取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清代，北京所需糧食經大運河運至通州，再轉運至北京。轉運有兩條路，或經通惠河用船運至東便門大通橋碼頭，或經通州至北京的大道用車運至朝陽門。

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重修了這條重要的運糧大道。他在工程完成後題寫的紀念碑文中說，朝陽門至通州的大道長40里，因為是土路，每逢雨季或是積雪初融之時，泥濘難行，有時一輛車陷住，要幾十個人才能推出。雍正皇帝下令在40里大道上鋪設了二丈寬的石板路面，並在兩側各建一條一丈五尺寬的土道。此項工程用了343484兩白銀，歷時9個月，堪稱是第一條具有主路、輔路和上、下行分駛的“京通快速公路”。這塊紀念碑八里橋東面。

1860年，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軍，在攻佔了天津大沽口后，一路深入至通州張家灣，正是沿著京通大道向北京進攻。9月21日，英法聯軍向駐守在八里橋的三萬清軍開戰。經過長達約2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清軍殲敵英法聯軍合計7人，自身全軍覆沒。

八里橋是京城最後一道屏障，八里橋大戰的第二天，住在圓明園的咸豐皇帝逃往熱河避暑山莊。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后焚毀。

“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在戰鬥的最後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保爾·瓦蘭：《征華記》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統率蒙古馬隊七千、步兵萬餘名，從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縣)八里橋一帶，準備與英、法聯軍進行“野戰”。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聯軍佔領天津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咸豐帝急派大學士桂良為欽差大臣到達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恆福向英、法侵略者談判乞和。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當談判破裂后，聯軍決計進犯北京。咸豐帝硃諭軍機大臣和王大臣綿愉、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表示與英法“決戰”，並提出了決戰時機“宜早不宜遲，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0，第2233頁）。同時，諭令“所有通州一帶防剿事機”，統歸僧格林沁、瑞麟“嚴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資攻剿”。次日再次下達硃諭：“一面發報，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開仗”（同上，第2238頁）。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帶加緊部署防務。他表示“自當奮力截擊”（《僧格林沁瑞麟奏報洋人北來預籌迎剿辦法折》），嚴陣以待，準備迎擊敵軍的進攻。

當時，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帶的軍事部署是：他把督師軍營設在通州與張家灣之間的郭家墳，由他統率馬、步兵17000人，駐紮在張家灣至八里橋一線，扼守通州至京師廣渠門(今建國門)的大道，戰略目的是保衛京師。其兵力的部署，防守通州有4000人，張家灣駐兵1000人；命副都統格綳額督帶蒙古馬隊3000人，駐守在張家灣的東面和南面，準備迎擊來自北塘和天津的進犯之敵；又命副都統伊勒東阿督帶蒙古馬隊4000人防守八里橋；另有1000名察哈爾蒙古馬隊由總管那馬善統帶，防守馬駒橋東南之采育，以防敵軍從馬頭西進，繞道進犯京師；署直隸提督成保率綠營兵4000人防守通州。總計：僧格林沁統率清軍約達近3萬人，其中蒙古馬隊共近1萬人。此外，還有副都統勝保率京營5000人駐守齊化門(即朝陽門)以東至定福庄一帶，作為聲援僧格林沁和護衛京師的後備部隊。僧格林沁為了加強通州一帶的防務力量，除原調綏遠、歸化二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操演兵1000名外，“還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將弁管帶，配齊軍火器械，於七月十九日，兼程馳往通州，聽候調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0，第2254頁）。與此同時，僧格林沁奏諭又從卓索圖、昭烏達、哲里木三盟中每盟各續調1000至2000名蒙古騎兵（《清文宗實錄》卷325，第8～9頁），調往京師附近駐紮。

（八月初四日），英、法聯軍先頭部隊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務逼近張家灣附近，並向張家灣的清軍駐地發炮攻擊。僧格林沁所部守軍早已嚴陣以待，並遵前旨：“倘該夷一過張家灣寸步，即督兵迎擊，痛加剿戮”。殺傷敵軍眾多，但如僧格林沁奏報說：“至該夷於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撲犯，經我兵槍炮齊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火箭數百支齊發，馬匹驚駭回奔，衝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後退”（《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軍來撲迎擊失利退守八里橋折》，咸豐十年八月初四日，見《第二次鴉片戰爭》五，第84頁）。在清軍失利的形勢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隨後，英、法聯軍一舉佔領了張家灣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滿、蒙馬隊和綠營兵退守八里橋后，他和瑞麟商定，全軍分設南、東、西三路截擊敵軍。其中，將近1萬名滿、蒙馬隊軍部署在八里橋一帶防守。八里橋東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軍利用八里橋周圍的灌木叢林，在這裡構築了土壘和戰壕，準備和敵軍在此決一死戰。當時，僧格林沁在奏摺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趕緊再振軍心，倘該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拼”（《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軍來撲迎擊失利退守八里橋折》，咸豐十年八月初四日，見《第二次鴉片戰爭》五，第84頁）。

9月21日（八月初七日）凌晨4時，清軍由通州和張家灣、郭家墳一帶向八里橋推進。上午七時許，英法聯軍分東、西、南三路對八里橋守軍發起攻擊。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騎兵衝殺，他們用長矛、馬刀和弓箭等落後武器，齊聲呼喊殺敵。一部分騎兵一度衝到敵軍指揮部附近，距敵人四五十米遠的地方，短兵相接，英勇殺敵，激戰一時許，斃傷敵軍千餘人。隨後，由於南路法軍第二旅將大炮炮彈傾瀉在八里橋上，清軍遭到重大傷亡。但守軍與法軍第二旅在橋邊進行肉搏戰。僧格林沁親臨前線，指揮蒙古馬隊穿插於敵人的南路與西路之間，試圖分割敵軍的陣勢。爾後，由於勝保所部敗退，只是與西路敵軍進行激戰，因此，僧格林沁指揮蒙古馬隊分割敵人陣勢的計劃未能實現。但他仍然“騎著馬站在前面，揮舞著黃旗表示挑戰”（德·巴贊古《遠征中國和交趾**》第2卷，第230～231頁，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3頁）。

八里橋之戰，從早上7時打到正午時刻，戰鬥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騎兵在戰鬥中表現得異常勇敢，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多次沖向敵軍陣營進行英勇的戰鬥。史書中記載：“八里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的軍隊是由兩萬五千名韃靼兵和為數眾多的民團所組成的”，“儘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覆地衝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然而，他們頂住了使他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最後，他們“還是寧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吉拉爾《法蘭西和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4頁）。還有的史書記載說：“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在戰鬥的最後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保爾·瓦蘭《征華記》，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2頁）。

僧格林沁作為清軍的統帥、八里橋戰役的總指揮，他以英勇頑強抵抗外國侵略者的精神，奮力指揮全軍作戰，最後在八里橋上決戰的時刻，公然挺身而出，騎著馬站在橋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舉"僧王大旗"揮師抗擊敵軍。根據一個英國隨軍翻譯的記載：在八里橋激戰時，“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並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此刻，全軍精銳親自保衛的那座橋也業已堆滿屍體，然而這個韃靼人儘管已孑然一身，卻仍挺立在那裡，可能正在傳達僧王的最後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直到一枚"霰彈把他擊倒在地，於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隻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譯官手記》第283～284頁，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4頁）。如此可歌可泣的壯烈場面，代表性地表現出了中國各族軍民抗擊外國侵略者寧死不屈的愛國精神。

八里橋之戰，是關係到北京安危的關鍵性一戰，這次戰役雖遭失敗，但以蒙古騎兵為先鋒的中國軍隊奮不顧身、前仆後繼地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英雄業跡將是永不泯滅的。

註：本文史料取自萬歲之城歷史

2019年3月13日，573歲的北京永通橋仍在服務於市政交通。永通橋始建於1446年，因地處通州城西八里處，又被稱為八里橋。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2014年錄入世界文化遺產京杭大運河的文物名錄。作為“接班人”的新八里橋經過近一年施工已經主體完工，待建成通車后將替代老八里橋的交通承載功能，老橋將禁止機動車通行，並開始進行修繕保護。

北京通惠河上的新八里橋已經主體完工。新建的八里橋全長81.0m，寬26.6m，待新橋建成通車后將替代573歲老八里橋的交通承載功能，老橋將禁止機動車通行，並開始進行修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