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澤榮一

澀澤榮一自幼便修漢學與習劍，但明治維新改變了他的命運。1867年，他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后又在歐洲遊歷將近二年。當時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為他以後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回國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升任大藏大臣。他直接參與了新政府的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發行公債等幾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和制定。

長時間赴歐遊歷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對澀澤榮一產生了重大影響。19世紀60年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法國的萬國博覽會自然成為展示西方經濟繁榮的大櫥窗。在這裡陳列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產品，從蒸汽機車、工業用車床、紡織機到教學醫療設備，無一不讓澀澤感到萬分新奇，眼界大開。

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工業世界，澀澤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請了法語老師，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法語。沒過多長時間他可以用法語進行日常對話和交流了。語言障礙的排除為澀澤考察和學習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歐洲社會細節的機會。

不僅如此，澀澤榮一還特意拜訪了銀行家弗羅里赫拉爾特等人，向他們請教經濟方面的問題，認真聽他們講解有關銀行、鐵路、股份公司企業及公債等知識，參觀了有價證券交易所，從而對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經濟生活和工業化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為後來從事工商企業活動和推廣普及股份公司企業制度打下了基礎。

在法國學習和考察了一段時間之後，澀澤榮一又隨昭武到歐洲各國進行了旅行訪問，先後去了瑞士、荷蘭、比利時、義大利、英國。在這些國家，澀澤榮一參觀了大量的工廠，包括針織廠、鐘錶廠、各類軍工兵器廠、鋼鐵廠、機車製造廠、玻璃廠、造幣廠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沒有的社會設施，包括近代軍營、報社、博物館、銀行等等。

所到之處，使他大開眼界，深受工業文明的震撼。他參觀了當時正在開鑿施工中的蘇伊士運河，其氣勢之宏偉使他從中看到了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見比利時國王時的情形，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國王說：“今後的世界是鋼鐵之世界，日本將來可能成為多用鋼鐵之國，而我國的鋼鐵生產發達，鋼材質量良好，到那時請你們使用我國的鋼材。”澀澤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啟迪，他不能不感到，就連一國之君都直言不諱談貿易買賣，可見工商業對這些國家是多麼重要。通過對西方各國的訪問考察，澀澤榮一看到了一個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1873年，33歲的澀澤榮一已經成為主管國家預算的大藏少輔。但是，澀澤榮一遞交了辭呈，棄官從商。辭官后組織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銀行，並由此開始了自己企業家生涯。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築等眾多領域，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堪稱日本近代的“實業之父”。

到19世紀中葉，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在西方國家已經開始進入成熟階段。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較，股份制企業的優越性在於它用社會資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資本積聚，使企業規模難以適應工業革命要求的狀況得到了改變，也使企業的社會功能和各種經營資源的運用效率隨之得到了飛躍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業制度本身也顯得比較複雜，對於日本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深刻地認識和理解這一制度，並成功地加以引進和普及，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在澀澤榮一考察西方國家之前，日本就已經有一些政府官員和上層人士相繼到西方國家做過訪問和考察。他們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的重要作用，並在回國之後通過寫文章和翻譯西方有關書籍，對股份公司企業制度做過相應介紹。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後，也意識到引進西方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的必要性，並參照股份制的形式組織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質的通商會社和匯兌會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這一嘗試，沒過多久就歸於失敗，由於經營不善，這兩個會社先後倒閉破產。

這種情況引起了澀澤榮一的關注和思考。當時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從國家經濟制度的高度，來審視和研究引進並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問題。他認真總結相關教訓，認為通商會社和匯兌會社的失敗，雖然是官商作風橫行企業、經營者不思進取的結果，但最基本的問題在於政府本身缺乏民營經濟思想，民間工商業者對股份公司的本質也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兩相交錯，導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變味。於是，澀澤從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證這種新型治理結構在日本的實施推廣。澀澤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寫了一份《立會略則》，後來又著述《論語與算盤》。

該書內容樸實易懂，明確了股份制企業的基本宗旨和原則，確立了設立股份制企業的具體方法。該書規定，公司制企業為眾人所共同創辦，故聚資結社應以國家公益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應各行其是，界線分明。在一般情況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業的經營，從而明確了股份制企業的民營性質和自主權。尤其強調“財產私有權歸個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國家之富強，在於工商業的發展”等信條。

設立股份制企業的具體辦法是：①不論是哪種形式的公司企業，都應首先確定資本金的數額，然後確定股份的金額和數量，按股出資；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應由出資者選舉產生，出資者按出資數量擁有不同數量的選舉權；③會社的代表人擁有處理會社日常事務的權力，重要大事的處理需要召開會社大會決定；④會社代表人或者經管者如有損害會社或違反法律行為，應交付賠償金或接受相應的懲罰；⑤會社經營所得利潤，應按出資額多少進行分配，由於天地災害等非常事情而發生損失，也應按出資額多少承擔；⑥利潤的分配應按當初的約定留有部分為會社的儲備，其多少由各會社自定。

從《立會略則》的內容中可以看出，澀澤榮一對股份制企業的說明已經比較具體。特別是澀澤榮一明確了股份制企業必須貫徹民營自主和政府應尊重私權的原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直指當時日本企業最主要的弊端，可以從體制上防範“官商習氣”對企業的干擾。因此，《立會略則》一問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視，決定以大藏省的名義印製發行，同時還向全國各府縣做了推薦，使這本書具有了准官方文件性質。

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發布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締結會社、商社之大意，應熟讀《立會略則》。可見，儘管今天看來《立會略則》還存在著明顯的缺欠，尤其是它沒有涉及到有限責任制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同類書籍最有權威性的一本，成為引領日本創辦股份制企業的行動指南。

澀澤榮一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他的著作《論語與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後，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

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係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認為，“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因為不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利益，人民、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富庶，這無疑是種災難；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這樣也才能確保其富持續下去。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如果偏於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認為，后儒對孔子學說誤解最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說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人們對孔子“義利觀”最嚴重的誤解是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儘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但這種利己主義會把國家送上不歸路，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

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一致，并行不悖，並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採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全體國民都希望富有，但人有賢與不肖之別，有能與不能之差，誰都不應期待與某某一樣富有，而且，財富的平均分配只能是一種空想。

他一生業績非凡，參與創辦的企業組織超過500家，包括東京證券交易所。這些企業遍布銀行、保險、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日本當時最重要的產業部門，其中許多至今仍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更重要的是，他熱衷於西方經濟制度的引進和企業形態的創新，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銀行和股份制企業（第一國立銀行），率先發起和創立近代經濟團體組織。在實業思想上，他把來自中國的儒家精神與效仿歐美的經濟倫理合為一體，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

2019年4月9日，日本政府財務相麻生太郎正式宣布，將在2024年度的上半年更換紙幣圖案，推出1萬日元、5000日元和1000日元新紙幣，正面將分別使用澀澤榮一、津田梅子、北里柴三郎的人物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