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柱

亨利克·約翰·易卜生（挪威語：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生於挪威希恩，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認為是現代現實主義戲劇的創始人。

易卜生在寫完《青年同盟》（1869年）之後，並未順勢繼續此類所謂“社會諷刺劇”的寫作，而是於四年艱辛的努力之後，寫出了他的“世界歷史劇”（AWorld-historicalPlay）―――《皇帝與加利利人》（1873年），算是結束了他關於歷史與人類命運的宏大思索，轉向對人類當下處境與出路的深刻關注和描寫。但是，下一個劇本以什麼為題材，卻讓易卜生頗費躊躇。又過了差不多四年，他才寫出另一部戲――《社會支柱》（1877年）。這在易卜生的戲劇寫作歷程中是很少有的（他一般是兩年寫一部戲）。

博尼克一家三代經營一家輪船公司，是當地經濟命脈。

年輕時的小博尼克留學巴黎，與露娜相愛，母親召博尼克回來經營，回到鎮上后的博尼克與一個女演員——多爾夫夫人通姦，並有了一個私生女叫蒂娜。公司日漸衰敗，博尼克得知露娜的異母妹妹貝蒂會繼承一大筆遺產，於是決定於貝蒂訂婚，他來到多爾夫家想與多爾夫夫人撇清關係，沒想法多爾夫回家了。

貝蒂的哥哥約翰為了妹妹的幸福，決定替博尼克擔下罪名，遠逃美國。由於約翰是輪船公司的職員，於是有傳言說約翰是對不起公司才捐款逃走的，為了躲避債主，挽救公司，博尼克利用了這個傳言，最終靠他的經營輪船公司日益興盛。露娜因為被博尼克傷害也去了美國。不久，多爾夫和妻子都去世了，留下了女兒貝蒂，博尼克的妹妹馬賽愛著約翰，於是撫養貝蒂。

15年後，博尼克成了有名的資本家，他和幾個合伙人要修建一座鐵路，並秘密買下了沿線的產業。最近小鎮來了一艘叫印第安女孩號的船，準備在博尼克的輪船公司修理，但是博尼克的公司正修理著另一艘船，為了趕工，也為了公司的名譽，博尼克吩咐手下偷工減料，加快速度修理，其實印第安女孩號的船底已經不行了，需要大修。

這時多年未歸的露娜和約翰一起回來了，打破了博尼克的生活。露娜知道了當年事情的真相，她回來是為了讓博尼克承認自己的罪行，摘下假面具，約翰本沒有同樣的想法，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與貝蒂相愛了，羅冷也愛著貝蒂，於是他指責約翰與多爾夫夫人通姦，並偷走輪船公司的錢逃走的事情，約翰無奈找博尼克幫忙解釋，博尼克為了自己的名譽不願意那樣做。

博尼克告訴露娜和約翰自己建鐵路的事情，如果自己肩上擔負著全鎮的責任，如果自己完了，小鎮的經濟也完了。露娜嘲諷博尼克的同時，自己的心也動搖了，她勸說約翰離開，約翰決定坐印第安女孩號回美國，然後回來拿著兩封可以證明博尼克罪行的信件回來揭發博尼克。

為了修建鐵路博尼克買下沿岸產業的事情流傳開，有些人表示反對。博尼克的合伙人要先發制人，開一個慶祝會，鼓動支持博尼克的輿論。露娜告訴博尼克，約翰和貝蒂決定坐另一艘船離開，露娜撕毀了兩封信，希望博尼克能快樂的生活，博尼克深受感動，但他意識到印第安女孩號的事情已無法挽回，自己的名譽明天就要完蛋了，此時，博尼克的手下告訴他，印第安女孩號被他們推遲了出海時間。

慶祝會開始了，大家都稱讚博尼克為社會支柱，博尼克發言時，卻承認了自己買下沿線產業的事情，但他決定辦一個開發產業的公司，大家都可以投資入股，博尼克又坦白了自己當年通姦的罪行。

散會後，貝蒂，露娜，馬賽，博尼克四人待在屋子裡，博尼克感慨的說：女人才是社會的支柱。露娜卻說，他錯了，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會的支柱。

女性成為男人的希望和拯救，這一主題在《培爾？金特》一劇里已經有所表現，在此劇及以後的劇作中繼續成為易卜生不斷演繹的主題。樓納一回到挪威就嗅出這裡有一股霉味兒――“好像死人穿的壽衣”。她大聲地告訴大家：“我是聞慣了大草原上新鮮空氣的人！”並且直言不諱地對羅冷說：“牧師先生，我想給你們放點新鮮空氣進來。”她視自己曾經愛過的男人為自己的孩子，希望他“早晚有一天會從墳墓里爬出來。”她對他有割捨不下的情感，因為他曾經是她的青春――“我的青春應該是自由和真實的”！她真誠地告訴博尼克，她“撇不下從前的舊交情，……約翰把15年前的謊話在我面前揭穿的時候，我就發狠對自己說：‘我一定讓我年輕時候的意中人做個誠實的人。”她無異於《培爾？金特》中的索爾薇格，終身都在企盼著自己心上人的“浪子回頭”。

該劇也展現了易卜生對於挪威這種舊世界的失望以及他對美國這種新世界的憧憬。對於挪威，易卜生一生都懷著極為複雜的情感：他覺得挪威人是世間最難令人理解的奇特物種――正在不斷地走向衰敗。想想他們的祖先曾經是誰啊？他們可是維京人――海盜啊！看看今天的挪威人。他們成了什麼樣子？他們在世界格局中無足輕重！誰都可以奴役他們，瑞典和丹麥更是常年地統治他們。他們不但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對於鄰居的凌辱更是視若無睹。易卜生曾經因為普魯士與丹麥爭奪石勒蘇益格―荷爾斯坦地區進行的戰爭而憤怒異常，寫過“相當數量的十四行詩，獻給奧斯卡國王”，敦促他“去協助處在石勒蘇益格最邊遠地區的我們的弟兄”。

他把挪威人的這種懦弱和奴性歸咎於他們走錯了方向――他們選擇了陸地的生活（見《海上夫人》），他的名言是：“整個人類都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另外，他認為基督教傳統軟化了挪威人的意志和個性，使他們唯唯諾諾，不思進取（見《羅斯莫庄》、《野鴨》）。他們迷失了，找不到方向了，尤其是男人們，他們身上所呈現出來的茫然、怯弱和對責任的逃避，讓易卜生感到匪夷所思又痛心疾首。在其後創作的《玩偶之家》、《群鬼》和《野鴨》等劇中，他對這種男人有淋漓盡致的描寫（海爾茂、歐士華和雅爾馬等）。這些男人在風平浪靜天高雲淡的時候，倒還溫柔體貼文質彬彬，一旦狂風大作責任壓頂的時刻，他們就原形畢現張皇失措。他們要麼肩膀塌陷，無力承擔任何責任（海爾茂）；要麼腦子“軟化”，形同殭屍，天天呼喊著“給我太陽”（歐士華）；更有甚者，將恐懼轉化為憤怒，發泄在妻兒身上（雅爾馬）。易卜生將這種負面人性與基督教文明的道德傳統相聯繫，認為它們之間互為因果。他認為人類意志力和責任感的喪失，與基督教道德的影響關係密切。這種倫理體系軟化了人的意志，否定了人的行為能力及其責任義務，使人性被扭曲、異化，無法正常地發展和強化，結果是到處充斥著病態的靈魂。

《社會支柱》即是易卜生初次嘗試描寫這種“有病的”人類的作品，博尼克即這一類不健康靈魂的典型，他需要像樓納這樣的陽光而向上的心靈來引導他脫離墮落和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