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陵

王金陵，1917年3月15日出生於江蘇省徐州市一個牧師的家庭里。從少年起他就酷愛大自然和生物，特別是花草鳥魚。這種對大自然的濃厚興趣，促使他在1936年從金陵大學附中升入金陵大學理學院工業化學專業后，又轉到農學院農藝系學習。抗日戰爭爆發后，金陵大學由南京遷往四川成都。日本侵略者的野蠻行徑，激起了王金陵滿腔的仇恨，曾多次參加遊行示威，抗議和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暴行。這種伸張正義的行動使他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更堅定了他發奮讀書，掌握技術，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大學四年級時，在著名作物育種學家、大豆專家、金陵大學農藝系主任王綬教授的指導下，他收集三四百份大豆材料進行性狀分析，高質量地完成了畢業論文“大豆的分類”。導師的啟蒙和熏陶使他對大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大豆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1941年春大學畢業后，他留校當了王綬的助教。

初出茅廬的王金陵，懷著從改良大豆入手，逐步施展其“科學救國”的雄心壯志，跑遍了幾所大學的圖書館，查閱摘錄了國內外有關大豆遺傳育種文獻資料，深入到四川幾個重要農區了解農業生產和大豆種植情況，為日後向大豆科學進軍做準備。1943年，王金陵離開金陵大學農藝系，應邀到陝西武功農林部省推廣繁殖站任技術督導員，其後又轉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佐、技士。這期間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大豆育種研究上。當時設備簡陋，經費匱乏，試驗田只有薄地10畝，幾把尺子，兩台天平，一堆紙袋、布袋和幾把算盤，一台破舊的計算機就算是全部家當了。王金陵憑著他那股初生牛犢的闖勁，寫出了《中國大豆栽培區域劃分之初步研討》和《中國大豆育種問題》等論文，發表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報》上，並獲得中華農學會的獎勵。

東北是中國大豆的主要產區，大豆科技人員在這塊廣闊的田野上大有用武之地。他說：“東北是塊寶地，我的事業就在那裡，那是個冰的天地，我就要到冰國去。”帶著開創大豆科研事業的雄心，他於1946年到吉林省公主嶺農事試驗總場接管該場工作。

公主嶺農事試驗總場是日偽時期在東北建立的最主要的農業試驗基地。日本投降后，一些接收人員忙於中飽私囊，根本無心過問業務。王金陵關心的則是作物育種的材料和試驗資料。他到處尋找日偽技術人員留下的各類作物育種材料和總結資料，終於在試驗總場主樓的屋頂天花板上找到了一堆雜亂無章的大豆種子標本。他如獲至寶，經過整理種植、觀察鑒定，初步選擇、保存了一大批東北大豆品種資源，為以後富有成效地開展大豆育種工作打下了物質基礎。

2013年9月4日11時40分，王金陵在哈爾濱逝世，享年96周歲。

1948年秋，哈爾濱建立了解放后第一所農業大學——東北農學院，王金陵應聘成為第一批教師。第二年他升任為副教授，並成為該院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主持系務伊始，他就狠抓教學改革，對課程設置、師資配備、實驗室建設、農場實習等重大問題做出適當安排，自己親自講授作物遺傳育種課程。他強調理論聯繫實際，鼓勵教師要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並身體力行。儘管系務工作繁忙，每年春季他總要抽出時間主持科研課題的落實工作，並親自領導作物育種與栽培研究。他認為科研和教學並不矛盾，只要善於安排，可以互相促進。教師搞研究，有利提高業務水平和實踐能力；科研人員兼課，有助於更新知識，跟上國內外科技新發展。考慮到黑龍江省農業生產的需要和特點，他提出應把大豆、小麥、玉米、甜菜、亞麻做為農學院開展育種研究的作物對象。黑龍江省廣大農民經過土地改革后，生產熱情空前高漲，而當時的大豆生產水平很低，每畝只收幾十斤，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優良品種。那時生產上種植的主要有“滿倉金”、“小金黃1號”、“豐地黃”以及其它一些農家品種。前三個品種是從農家品種系統選擇產生的，雖然性狀水平有所提高，但仍擺脫不了地方品種的一些局限性，如植株高大，莖稈細弱，生育期晚，容易倒伏等，而且混雜退化嚴重，當時黑龍江省已有很多國營農場實行機械化作業，倒伏和晚熟是機械化收穫的致命傷，隨著栽培條件的改善，這些缺點暴露得更加明顯。王金陵在調查這些情況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即要選育植株強壯、主莖發達、耐肥抗倒、適合機械化收割的大豆品種。目標確定以後，就要制定正確的技術措施和方法。儘管他在50年代曾採用純系法育成稈強豐產的“東農1號”，推廣后成為當地國營農場的主栽品種，但是純系育種畢竟只能在已有群體中進行優中選優，不能集不同品種之長。因此，決定開展雜交育種工作，以便通過不同類型品種的雜交，培育出綜合雙親優點、排除或改善各自缺點的優良重組基因型。大豆花朵很小，著位較低，人工雜交困難，有時得藉助於放大鏡，同時還要注意掌握父母本的花期相遇等，工作相當細緻和勞累。他和助手們每年都要做幾十以至上百個雜交組合，對全部雜種世代材料進行精心種植管理，仔細觀察記載，認真調查分析，評價而後淘劣選優。隨著世代遞增，後代群體越來越大，只好移到院屬香坊農場試驗站繼續進行。這種選擇工作猶如沙裡淘金，每年都要從上千個株行、上萬個單株中根據育種目標進行綜合，把最拔尖的幾十個株系進行產量比較和適應性鑒定。根據1958-1960年的試驗結果，他決選出幾個優良品系參加了分佈在松花江、哈爾濱、合江地區40個北點的聯合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三年中，他和助手們跑遍了黑龍江南部、中部和東部的許多社隊和國營農場，同社員和農場職工一起調查、評鑒、分析，並參照試驗結果，從中確定出一個最優品系在生產上種植定名為“東農4號”，這個品種株型收斂，主莖發達，喜肥抗倒，適合合理密植和機械化栽培，成熟期比“滿倉金”早，結莢密，產量高，籽粒性狀優良，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1959-1965年間，累計種植面積達3000多萬畝，增產大豆摺合產值2億多元。它不僅對當時的大豆增產上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在廣交會和外貿市場上也享有很高聲譽。“東農4號”的育成和在生產上應用是黑龍江省大豆育種工作的一個里程碑，它指明品種間雜交育種是今後的主攻方向。該品種在1978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大豆

“東農36”突破中國高緯度大豆栽培禁區

正當他滿懷信心他沿著成功道路繼續攀登的時候，暴風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捲而來。和許多專家學者一樣，王金陵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被趕進了“牛棚”，開始被“專政”了。

1969年，東北農學院改名為黑龍江五七農業大學，遷往佳木斯附近的一個勞改農場——香蘭農場進行“現場教學”。他作為“反面教員”前往報到。1971年，王金陵獲得了初步解放。儘管是“一批二用，以觀後效”，但終究是擺脫了被專政的窘境，可以參加大豆育種科研活動了。

是種子就要發芽，是金子總要閃光。王金陵和他的助手們就在香蘭農場的一個羊圈裡開始恢復大豆育種工作。他們清除了陳年老糞，用土坯墊上木板充當工作台，在那裡進行大豆田間收穫后的考種調查工作，終於選育出質量兼優的“東農34號”大豆新品種。該品種產量高、品質好、蛋白質含量達43%，成為我國對日本和東南亞出口的優質專用大豆。1988年被評為黑龍江省優質大豆品種。在訥河、依安、海倫、拜泉等縣大面積種植，僅1985-1987年間，就出口1.6萬噸，創匯350萬美元。

黑龍江和內蒙古北部高寒地區，無霜期只有85-90天，積溫少，生育期短，一向只能種小麥，被視為大豆栽培的禁區。但連年單一種植小麥，草荒嚴重，產量和質量逐年下降，有些地塊不得不採用輪耕或棄耕。這些地區缺乏蔬菜，如能種植大豆則可為群眾生活增加蛋白食品。因此，生產上迫切需要生育期特短的超早熟大豆品種。生產的需要，農民的渴望，激起了科學家強烈的責任感。1972年，王金陵和組內同志以瑞典早熟大豆品種Logbew與本地區早熟品系“東農47-1D”雜交，期望通過地理上遠緣的早熟基因累加產生超親遺傳，從而選育出早熟的大豆品種。經過幾年的試驗和篩選，發現了一個成熟特早而產量性狀較好的品系，看來很有苗頭。那時，東北農學院試驗站已數易場所，試驗地條件差，所以採取裡外結合以外為主和廣泛布點以空間爭取時間的做法，將這一優良品系散發到有關地區進行生產試種。這期間，年逾六旬的王金陵不辭長途跋涉，同助手們兩次奔赴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倫貝爾盟和黑龍江省的嫩江、黑河地區，調查了解該品系在各個點上的表現。經過免渡河公社、拉不達林場等地試種成功后，又在嫩江、黑河地區北部的黑河、孫吳遜克等縣的黑龍江省第五、六積溫帶上布置了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結果表明，它比國內早熟品種“北呼豆”早熟10天，比國外極早熟品種也早熟3-10天，不但產量較高，而且蛋白質含量也較高（45-46%），抗病蟲害抵抗力較強，很受群眾歡迎。1983年該品系經黑龍江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合格，定名為“東農36號”。“東農36號”大豆品種的育成打破了我國高緯度大豆栽培的禁區，把中國大豆種植北界向北推進了100多公里。該品種還適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北疆地區收麥后複種，也適合在河北、河南、甘肅等省或作麥茬豆或與棉花套種。為此，1989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40多年來，王金陵領導的課題組共培育了30多個大豆新品種，其中大面積推廣的有12個。

一手交品種，一手交論文

育種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育種工作者要熟悉生產，深入育種實踐，才能取得進展。他常對學生們說：“不會種莊稼就當不了育種家。”王金陵在從事大豆育種實踐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他經常對年輕的育種工作者說：要“一手交品種，一手交論文”。他認為育種家不只是個“匠人”，還要有理論指導，更要善於進行理論總結，這對高等院校來說是很重要的。他在大豆生態類型與育種、農藝性狀遺傳規律與選擇技術、大豆進化、分類與區劃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學術見解和理論建樹。他先後出席5次國際學術討論會，撰寫了4本專著，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了40多篇論文。《大豆遺傳與選種》是國內在這個專業領域中第一部帶權威性的著作，經常被國內外學者引用。他主編的《大豆》一書，1982年獲國家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王金陵對大豆生態類型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在40和50 年代發表的論文《中國大豆栽培區域劃分之初步研討》（1943）、《大豆性狀之演化》（1947）和《乾旱條件下大豆萌發力與種粒大小關係之研究》（1950）中已初步形成一些基本概念。60年代著重研究包括野生大豆在內的光照生態類型和大豆主要形態和產量性狀的形成問題。他指出，由於長期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的結果，適應北方高緯度地區種植的大豆品種，短日性均弱；而愈往光照時數漸短的低緯度地區，品種的短日性愈強。這是國內最早結合生產實際研究大豆光照特性所得的結論，成為國內大豆引種、資源保存、栽培區劃和確定合理播期、密度等技術措施的理論依據。

他在研究不同生態條件對大豆產量性狀的影響時指出，不同的生態條件形成了不同的適應品種。在綏化的肥沃土地上，主莖直立不倒，結莢密，經濟係數高的類型產量潛力大，株高、分枝數、分枝莢數和產量為負相關；而在安達的瘦薄地上，植株高大、分枝多、生物學產量高，能充分利用當地一般水肥條件的繁茂類型產量高，上述三性狀和產量呈正相關。在這兩種不同的條件下，主莖莢數、單株莢數均與產量呈正相關。在哈爾濱的田間條件下中選的品系，多為植株高大、主莖發達、在9月25日前能夠正常成熟的類型。這些研究對制定育種目標，確定培育條件和選擇技術以及良種良法配套措施都有指導意義。王金陵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大豆育種家除了根據光周期特性對品種進行熟期分組外，並沒有明確的生態類型概念。中國地域遼闊，耕作制度複雜，栽培歷史悠久，長期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所塑造的類型十分豐富，由此形成的生態類型概念對搞好育種工作至關重要。他還認為應該按照全國大豆栽培區域分別進行類型劃分，這樣才能更好地指導品種資源利用、新品種選育和高產栽培實踐。這些資料和論點已總結在他編著的《大豆的生態類型》一書中。

王金陵對大豆性狀遺傳和選擇技術也做了許多研究。他根據生育期、株高、倒伏性和產量性狀的遺傳變異規律與定向選擇效果，確定早期世代組合鑒定的原則和主要性狀在各世代的選擇技術，應用在自己的育種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成效。這項研究獲得了1979年黑龍江省優秀科技成果一等獎。他比較了混合選擇和系譜選擇的效果，得出了除成熟期外其它性狀差異不大的結論，從而提出了混合個體選擇法的建議，並在東農4號、35號和36號的選育過程中得到了檢驗。1981年，他訪問美國時做了《大豆雜交後代處理方法程序的探討》的發言，介紹我國大豆育種方法的改進和發展。1984年在美國Tawao州召開的第三次國際大豆會議上交流了利用地理遠緣的品種間雜交產生超親遺傳，以選育超早熟品種的經驗，受到國外同行的讚賞。

王金陵指出，野生大豆向栽培型進化是有關性狀在人工定向選擇下量變的積累過程。籽粒由小變大是主要趨勢，相應地莖稈變粗，葉片變大，開花至成熟日數增加，而播種至開花日數減少，株高降低，漸趨直立，粒形變圓。了解這種性狀的進化方式，對大豆種或品種的親緣關係和分類研究很有意義。根據王金陵（1947、1959年）的研究，種皮顏色、生育期和籽粒大小這三個性狀對大豆進化具有重要意義，可以作為分類的依據。

向野生大豆資源進軍

中國是大豆的故鄉。5000份野生大豆是中國寶貴的財富，但長期以來我們對這些“國寶”缺乏深入研究。有鑒於此，王金陵和助手們從1983年起在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下開展了“中國野生和半野生大豆產量和蛋白質資源利用的研究”、“大豆種間雜種後代農藝性狀改良和高蛋白資源創新”、“大豆種間雜種後代遺傳潛勢及利用價值”等專題研究。初步認為，利用野生、半野生大豆的主要障礙是纏繞蔓生性，主要問題是農藝性狀差和蛋白質下降，解決途徑是用栽培大豆進行回交改良，而改良的主要關鍵是選用有限或亞有限生長習性、大粒、莖稈強直、產量潛力突出的輪迴親本。通過第一階段的研究，1986年已獲得一些蛋白質含量高（45%以上）、農藝性狀較好的種間雜種後代。這項工作1981年獲農牧漁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接著又對這批種間雜種後代採用“廣義回交”做進一步的改良，現已獲得一些莖稈直立、農藝性狀達到栽培化水平的新品系，其中產量超過對照的正在繼續測產中。所謂廣義回交，是不斷採用更符合要求的栽培品種進行回交。這批材料中還出現一些具突出的特異性狀的品系，例如一個超小粒的黃豆品系正在加速繁殖，為日本商人提供納豆的專用品種。這些含有野生血緣的栽培化的種間雜種後代對拓寬大豆遺傳基礎有著重要作用。結合種間雜交育種，他們還進行了早代回交、選擇性回交、大粒親本回交、矮稈親本回交等回交材料與方法的研究。這些向野生大豆資源進軍的研究，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應用上，在國內或國外，都是富有開拓性的。勤奮治學，教書育人

王金陵不僅在創造物質文明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在創造精神文明上也樹立了教書育人、立德立功的崇高形象。

他樸實無華，平易近人。科學實驗到田頭；調查研究在炕頭。他身為教授，職居高位1980年9月以來兼任黑龍江省副省長、黑龍江省科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現任全國人大常委，但從不居功自傲，擺權威架子。學術上和大家一起討論，工作上與助手們共同商量，從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在擔任副省長期間，每次到試驗地總是以步代車，不講排場。他既有許多高朋故舊，也結交不少農民朋友。

他刻苦治學，持之以恆。政務繁忙，文山會海，並沒能妨礙他見縫插針、抓緊學習和工作。開會回來，總可以在圖書館、閱覽室內看到他忙於查閱出差期間新來的期刊資料。工作再忙，每周也要抽出兩三個半天到學校輔導研究生做論文，安排研究室的工作。他還經常巧用開會的間隙完成來自各方的送審論文和研究總結。他再三教導學生要選准方向，堅持到底，不能朝三暮四，見異思遷，否則將一事無成。

他甘為人梯，培養中青年，經常關心幫助中青年教師和科技人員的成長，為他們指明研究方向，確定選題，修改方案，審校論文和報告。他熱情鼓勵中青年為祖國科研事業多作貢獻，對助手在他指導下完成的論文，堅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或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後。他認為，勤奮工作，為振興中華多出把力，才是人生的價值，也常以此鼓勵中青年做出第一流的工作來報效祖國。他十分重視學科帶頭人的培養和選拔。1983年，他承擔有關野生大豆資源潛力研究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時，為了使中年教師在實踐中增長才幹，脫穎而出，他讓助手楊慶凱負責這項工作。楊慶凱等在導師的悉心指導下，經過努力，出色地完成了預期任務。這個項目獲得了農牧漁業部1989年科技進步二等獎，楊慶凱也被評選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學家。80年代初，王金陵目睹中國大豆在國際市場上的銷量逐年下降，心中十分焦急。每當給學生講課或與助手們研究課題計劃時，他總要介紹對比國際國內大豆生產形勢。他常說：“我們應該把大豆打出去，把失去的國際市場奪回來！”他更動情地勉勵年輕人：大豆起源於中國，我們要為老祖宗爭光，把大豆搞上去。1987年冬，王金陵向院領導主動辭去大豆研究室主任職務，讓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同志擔此重任。

王金陵的科學生涯和他所走過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肅反時，由於反革命分子陷害誣告，他和妻子曾鋃鐺入獄，半年之後才得到平反昭雪。但是，他始終把一腔愛國的熱血和全部的精力都傾注在自己所從事的大豆事業上。半個世紀以來，王金陵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農業科技人才。1978 年，他榮獲黑龍江省模範教師、省科技戰線先進工作者的光榮稱號，1979年又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他的早期畢業生，大多已是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的骨幹，不少已是教授和研究員，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做出了貢獻。在一次對研究生的講話中，他語重心長地說：“我的貢獻微不足道，但對你們中青年同志的成長還是非常關心的，因為未來事業的興旺、民族的振興，靠的是中青年同志。我年紀不小了，身體還算健康，要力爭和你們一起為祖國‘四化’再多干幾年。”並且深情而又風趣地吟起古代愛國詩人屈原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可以理解，這是他一生經歷的概括，也是他老有所為，不斷進取的自然流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王金陵這位中國大豆科技道路上的探索者，不知“老之將至”正在孜孜不倦地繼續向著事業的高峰攀登。

1 王金陵。大豆之光期性。農林新報，1942，19-30。　2 王金陵。中國大豆栽培區域分化之初步研討。農報，1943，282-285。

3 王金陵。中國大豆育種問題。農報，1945，128-132。

4 王金陵。大豆性狀之演化。農報，1947，12（5）：6-11。

5 王金陵。東北大豆品種類型的分佈。農業學報，1952，3（4）：338 -352。

6 王金陵。大豆根系的初步觀察。農業學報，1955，6（3）：331-334。

7 王金陵，武鐮祥，吳和禮，孫善澄。中國南北地區大豆光照生態類型的分佈。農業學報，1956，7（2）：168-180。

8 王金陵，吳和禮，祝其昌。大豆雜交後代定向選擇的效果。農業學報，1957，8（4）：371-382。

9 王金陵。大豆遺傳與選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10 王金陵。大豆的遺傳與選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