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旦

工作經歷：

1983-1998：杭州大學新聞系教師，曾任新聞系副主任，杭州大學新聞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1999-2001：浙江大學新聞系教師，任新聞系主任，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2001、7-現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曾任新聞學院新聞系主任

研究領域：新聞理論、傳播理論

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新聞與傳播思想、大眾媒介與社會

主要成果：《新聞傳播學》、《媒介是誰：對大眾傳媒社會定位的探尋》、《也論林則徐的新聞觀》、《獨立戰爭前後美國報刊思想之演變》、《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五四前後新聞思想的再認識》等論著三十多篇。2005年底，黃旦教授代表性著作《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現正在進行的課題：《中外傳播思想史》

目前擔任課程：中國新聞傳播史、中國新聞思想史論、世界傳播學說史、傳播學研究

主持了多項國家和省部級項目。

先後留學美國和澳大利亞，多次參加國際傳播學學術研討會。《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獲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

黃旦教授，無疑是中國中年學者中最傑出的代表，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術標竿性人物。

學術經歷

Sep.,1998-Sep.,1999: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Mass Media Studies, Denver University, Denver, Colorado, AmericaOct.,1991-Oct.,1992: Visiting scholar, School of Humanities,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Mar.,2001-Present: Professor& Researcher, Journalism School &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ct.,1999-Feb.,2001: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China

2009、9-2010、8 深圳大學“鵬城學者”

2012年　暨南大學南都講座教授

2002年6月，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中國國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體的百年傳播研究”開題論證會在廈門大學舉行。黃旦擔任開題論證會專家。

附錄1：《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簡評

讀到後記時得知，黃旦先生的這本書寫了整整7年。對此，黃先生說，期望值總是與寫作的時間成正比，拖得越長，要求完美的壓力就越大。仔細想來，在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之路上，又何嘗不是這樣。

從新聞自由為報刊的專業化路程搭建第一個台階，到便士報為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奠定重要基礎，從大眾傳播媒介在事業化和商業化的衝突中艱難抉擇，到編輯記者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而努力奮鬥，新聞專業主義在崎嶇不平的建構之路上艱難前行，期間，還要面對“把關人”和“議程設置”理論的公然挑戰，甚至，在最後還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視野中為“現實社會秩序服務”的傀儡。闔上全書，新聞專業主義就如同一個夢幻，或者像新聞的真實性一樣，是“無底洞的那個底”，永遠找不到切實的存在。因此，就新聞專業主義而言，其建構必然還將是一個長久的探索和鬥爭的過程，其內涵必然還沒有令人完全信服的“標準答案”。

但是，找不到“標準答案”的新聞專業主義，卻仍然充實著媒介，並影響著媒介對人類文明進程的推動。從物理特徵和信息流通上看，大眾媒介的出現和其傳播技術的發展，讓人類彼此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媒介成為“人的延伸”，地球也變為麥克盧漢眼裡的小村落；但是，媒介在幫助人們交流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創造一個擬態世界，個人或者組織出於自身需要和價值判斷的“把關”、新聞生產過程中的種種控制、媒介議程設置對公眾議程的決定作用等等，都在不知不覺中掩蓋甚至歪曲世界的本來面目。因此，從這兩方面看，大眾媒介無疑是把刀鋒銳利的“雙刃劍”，而如何讓其儘可能地在推動文明而不是掩蓋真相上發揮能量，正是新聞專業主義倡導者的迫切願望。作為專業，必定有其規範，新聞專業主義的道路也許沒有終點，但是其努力奮鬥和自我修正完善的過程，就是作為專業不斷回歸大眾媒介原始價值的過程。

在本書的最末三章，黃旦先生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理性批判著墨頗多，個人以為這是全書比較精彩的部分。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媒介技術的發展，造成了文化產品的標準化生產，並最終使人類成為技術的工具。黃旦先生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有其局限性，因為無論是媒介的意義構成、文化生產中媒介與受眾的互動（包括符號互動論），還是眾所周知的編碼與解碼理論，都在證明作為受眾的人遠遠不是被動的接受者。

儘管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存在的缺陷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本書作者還是在該章節的最後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假若注目於當前媒介集團的膨脹和跨國媒介集團在文化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法蘭克福學派的態度未必就是狹隘與過時，甚至仍不失其啟發、警告、反思之功效。”啟發、警告、反思，在探索新聞專業主義之路上所付出的努力，又何嘗不是在發揮這樣的功效？！無底洞也許根本就沒有底，但探底的過程也同樣值得敬畏，作為專業的獨立的大眾媒介，正行走在這條沒有終點的路上。